班菲洛夫（Fedor Panferov）生於一八九六年，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九歲時就給人去牧羊，後來做了店鋪的夥計。他是共產黨員，十月革命後，大為黨和政府而從事於活動，一麵創作著出色的小說。最優秀的作品，是描寫貧農們為建設農村的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勃魯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現在歐美諸國幾乎都有譯本了。
關於伊連珂夫（V.Ilien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隻看見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學》（Literatur der Weltrevol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裏，說他是全俄無產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個描寫新俄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好手。
當蘇俄施行五年計劃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組突擊隊，作社會主義競賽，到兩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個工廠已經完成了。那時的作家們，也應了社會的要求，應了和大藝術作品一同，一麵更加提高藝術作品的實質，一麵也用了報告文學，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來表示正在獲勝的集團，工廠，以及共同經營農場的好漢，突擊隊員的要求，走向庫茲巴斯，巴庫，斯太林格拉持，和別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這樣的藝術作品來。日本的蘇維埃事情研究會所編譯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叢書》第一輯《衝擊隊》（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這一種“報告文學”在裏麵。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就從那裏重譯出來的，所說的是伏在地麵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設者們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關係，煉造枯煤和建築枯煤爐的方法，耐火磚的種類，競賽的情形，監督和指導的要訣。種種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裏，這實在不隻是“報告文學”的好標本，而是實際的知識和工作的簡要的教科書了。
但這也許不適宜於中國的若幹的讀者，因為倘不知道一點地質，煉煤，開礦的大略，讀起來是很無興味的。但在蘇聯卻又作別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所以這樣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讀物。由此更可見社會一異，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為什麼鎔鐵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
《文學月報》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應君所譯的同一的文章，但比這裏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關於稷林的故事。我想，這大約是原本本有兩種，並非原譯者有所增減，而他的譯本，是出於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譯本來，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譯了《衝擊隊》裏的一本。因為詳的一本，雖然興味較多，而因此又掩蓋了緊要的處所，簡的一本則脈絡分明，但讀起來終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讀者層的。有心的讀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給中國有兩種不同的譯本，決不會是一種多事的徒勞的。
但原譯本似乎也各有錯誤之處。例如這裏的“他講話，總仿佛手上有著細索子，將這連結著的一樣。”周譯本作“他老是這樣地說話，好像他銜了甚麼東西在他的牙齒間，而且在緊緊地把它咬著一樣。”這裏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周譯本作“他常常驚醒來了，或者更正確地說，從桌上抬起頭來了。”想起情理來，都應該是後一譯不錯的，但為了免得雜亂起見，我都不據以改正。
從描寫內戰時代的《父親》，一跳就到了建設時代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這之間的間隔實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沒有別的好法子。因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補這空虛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雖然還有幾篇，卻又是不能紹介，或不宜紹介的。幸而中國已經有了幾種長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彌縫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