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從《綏拉菲摩維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譯出來的，都還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譯本的前一篇的前麵，原有一篇序，說得很分明，現在就完全抄錄在下麵——
綏拉菲摩維支是《鐵流》的作家，這是用不著介紹的了。可是，《鐵流》出版的時候已經在十月之後；《鐵流》的題材也已經是十月之後的題材了。中國的讀者，尤其是中國的作家，也許很願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麼樣寫的。是的！他們應當知道，他們必須知道。至於那些以為不必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作家，那我們本來沒有這種閑功夫來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會找著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說集……去學習，學習那種特別的巧妙的修辭和布局。騙人，尤其是騙群眾，的確要有點兒本事，至於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不要騙人的，他要替群眾說話，他並且能夠說出群眾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在當時——十月之前，應當有騙狗的本事。當時的文字獄是多麼殘酷，當時的書報檢查是多麼嚴厲，而他還能夠寫，自然並不能夠“暢所欲言”，然而寫始終能夠寫的，而且能夠寫出暴露社會生活的強有力的作品，能夠不斷的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麵具。
這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就是這種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時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載在《亞佐夫海邊報》上。這個日報不過是頓河邊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的日報。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讀這篇小說，他所得的印象是什麼呢？難道不是那種舊製度各方麵的罪惡的一幅畫象！這裏沒有“英雄”，沒有標語，沒有鼓動，沒有“文明戲”裏的演說草稿。但是，……
這篇小說的題材是真實的事實，是諾沃赤爾卡斯克城裏的藥房學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謝爾蓋，在一千八百九十幾年的時候，正在這地方當藥房的學徒，他親身受到一切種種的剝削。謝爾蓋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親死了之後，他就不能夠再讀書，中學都沒有畢業，就到處找事做，換過好幾種職業，當過水手；後來還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幫助，方才考進了藥房，要想熬到製藥師副手的資格。後來，綏拉菲摩維支幫助他在郭鐵爾尼珂華站上自己開辦了一個農村藥房。綏拉菲摩維支時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〇八年他就在這地方收集了材料，寫了他那第一篇長篇小說：《曠野裏的城市》。
範易嘉誌。一九三二，三，三〇。
孚爾瑪諾夫（Dmitriy Furmanov）的自傳裏沒有說明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也沒有說起他的出身。他八歲就開始讀小說，而且讀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萊德，倍恩，陀爾等類的翻譯小說。他是在伊凡諾沃·沃茲納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進過商業學校，又在吉納史馬畢業了實科學校。後來進了墨斯科大學，一九一五年在文科畢業，可是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就在那一年當了軍醫裏的看護士被派到“土耳其戰線”，到了高加索，波斯邊境，又到過西伯利亞，到過“西部戰線”和“西南戰線”……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諾沃，做工人學校的教員。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之後，他熱烈的參加。他那時候是社會革命黨的極左派，所謂“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隻有火焰似的熱情，而政治的經驗很少，就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後來，又成了無政府派，當時覺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無治主義的炸彈去建設，大家都自由，什麼都自由！
而實際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裏工作（副主席）；之後，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爾塞維克黨。孚龍茲（Frunze，是托羅茨基免職之後第一任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長，現在已經死了。——譯者）對於我的這個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幾次談話把我的最後的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都撲滅了。（《自傳》）
不久，他就當了省黨部的書記，做當地省政府的委員，這是在中央亞細亞。後來，同著孚龍茲的隊伍參加國內戰爭，當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師的黨代表，土耳其斯坦戰線的政治部主任，古班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軍區域裏去做工作，當了“赤色陸戰隊”的黨代表，那所謂“陸戰隊”的司命就是《鐵流》裏的郭如鶴（郭甫久鶴）。在這裏，他腳上中了槍彈。他因為革命戰爭裏的功勞，得了紅旗勳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