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於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裏。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曆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麵，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隻有嫌惡和絕望。他於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裏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複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於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於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裏尼亞》（中國有穆木天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煙袋》中）。
《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曆曆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了然之處，則求教於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係。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裏的鄉下去，在農民裏麵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後，這才了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於是隻得也求教於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勉強譯出，而於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於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哈裏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麵聽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於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為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複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