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新證》出版距離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隻有一年，但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紅樓夢新證》半年之內再版三次，毛主席都點頭說好。兩本書，一前一後，為何差別如此之大，我想比較天真的猜測是《紅樓夢新證》集考證派紅學之大成，毛主席是識貨之人，所以起了愛才之心。而比較刻薄的猜測是，當時整風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沒有理由再要一根導火索了。曆史，總是這樣麵目不清，也許兩個原因都有吧。
《紅樓夢新證》正如前麵所說，是考證派紅學集大成者。周汝昌列舉了當時幾乎所有的關於紅學、曹家的史料。那時沒有互聯網，沒有“古狗”，一條一條的史證都是他細心在故紙堆裏搜尋的，為了了解曹家的獲罪經過，他甚至還去故宮查取了康熙朝後期的大量奏章，態度之認真，考證之仔細，證據之全麵，令人肅然起敬。
我在網上拍得一本1953年一版二印的《紅樓夢新證》，繁體豎版，紙已經發黃發脆，我每次翻閱的時候都小心翼翼，好像捧著個青花大瓷瓶。周老那時才三十幾歲，四十萬字的書寫得文風古拙，但意氣風發，隱隱有風雷之氣，雖是羅列史料，但讀起來並不艱澀。
他以前是學西語的，芳官改名叫“溫都裏納”，他竟然能考證出這是法語“玻璃”之意。至於畫出榮國府地圖，對照賈寶玉曹雪芹年表，總結各個版本脂批差異，列舉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沒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紅樓夢新證》，我隻有一種感覺，《紅樓夢》話說到頭了。
《紅樓夢新證》日後被我用來作寶典，不為別的，隻為裏麵大量的史料年鑒。後頭再有人湊論文，混文憑，寫紅學的東西，是不是以點概全，嘴大無腦，隻要查查《紅樓夢新證》就知道了。
周老是喜歡湘雲的，從年輕那會兒就開始，他在做完曆史考證之後，曾對脂硯齋有了一番猜測，他說脂硯齋隻怕是個女子，而且是個嬌憨女子，說不定就是湘雲！周老跟胡適一樣，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賈寶玉，又中了“紅袖添香好讀書”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寫這麼偉大的書還耍光棍兒，所以給安排個姑娘。雖說願望是美好的，隻是他怎麼不想想，湘雲能眼睜睜看著曹雪芹在文中跟黛玉蜜裏調油？還要批書叫好，就算她冷靜非凡肚裏能跑兩趟船，曹雪芹也不會如此唐突佳人啊。
在這點上，還是張愛玲說得對： 曹雪芹是曹雪芹，賈寶玉是賈寶玉，蘋果跟橘子，兩碼事。
但周老不這麼認為，接下來的五十幾年，就長在紅學上了，一心一意地把湘雲往寶玉房裏拉。近期他常有新書麵世，我每本都漂洋過海訂來，阿彌陀佛，周老您視力都不行了，就不要再寫了吧，一世英明，都葬送在您這老而彌堅的手上了。
年紀大了以後，周老越來越多劍走偏鋒，搞了個曹學，天天研究曹雪芹老家是不是鐵嶺。這也難怪，現在紅學界搞的那些東西都是他年輕時玩剩下的，這麼多年了，沒個新鮮的，這不逼著他老人家上黑木崖嗎？紅學界勸不住他，隻好冷嘲熱諷旁敲側擊，周老一生氣，老頑童脾氣發作，脫離紅學界，宣稱自己不是紅學家。紅學界這幫人拉也拉不住，隻好歎口氣，唉，隨他老人家去吧。
《紅樓夢》僅僅一本小說而已，研究這許多年，如果沒有新材料的出現，總有研究到頭的一天。大家為了不重複舊話不走老路，隻好消尖腦袋地驚世駭俗，湧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80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紅樓解夢》，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大家多少年沒看到不重樣兒的了，一群老夫子當中突然出現個小妖怪，眾人反應不過來都蒙了。
霍氏姐弟其實更適合去當娛記，他們的研究路子是大膽假設，絕不求證。說出的話都不大靠譜，連黛玉是雍正皇後這樣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設。我常想他們這本事去香港當個狗仔隊應該沒問題，生對了年代說不定還能逼死一個半個阮玲玉。
他們的《紅樓解夢》出到第四輯，我每輯都買，列在書架上，紅彤彤一片好不漂亮。其實我並非要給他們抬轎子，隻是人民群眾也有看熱鬧的權利。
說到底《紅樓解夢》不過是上個世紀索隱派借屍還魂。但是，態度並不招人喜歡，沒有堅實的舊學底子，還常常自說自話，標榜自己是曹雪芹肚子裏的蛔蟲，有時說著說著，突然分出個身子拍自己肩膀，大讚說得好！我一個沒提防就會嚇一跳。
後來劉心武好好的小說不寫，也來湊熱鬧，自己創建了個“秦學”。他很久以前寫過《秦可卿之死》，文學家玩票客串一把紅學家，頗讓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後不知道怎麼想的，決定也躋身紅學了，而且專門研究秦可卿，舉出“秦學”的大旗，我看了頭皮直發緊，原來學派是這麼好建立的？
劉心武也是下過工夫的。翻了些清史，說出的話都比較嚇人，什麼秦可卿是康熙廢太子的女兒；而馮紫英曾經發動過政變；賈家娶了秦可卿是兩邊撈政治資本；賈元春討厭“玉”字，是因為“來時本姓秦，未嫁先名玉”。他就這麼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淵，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給索隱派做了招魂幡。
《紅樓夢》中說可卿死後用的棺材本來是“義忠親王老千歲”的，但他“犯了事”，所以被賈家賤買。這個“義忠親王老千歲”被劉心武考證了一番，靠到了康熙末年奪嗣一事，正好周汝昌也曾經做過這方麵的一些考證，所以兩人書信往來，一來二去，談出了感情，不免引為知己，互相吹捧起來。後來劉心武出書特意選登了一些他們的信件，我看之後一個大紅臉，無言以對。
平心而論，劉心武到底是小說家，他的“秦學”實在不成為學問，後來他高興起來又寫了《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我隻好替他惋惜，小說竟然也越寫越差了。
而另一位小說家二月河就要低調的多。二月河在沒寫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紅”的，搞了半天無人喝彩，後來還是紅學家馮其墉給他指了條路說，你這不是搞學問的架勢，你應該去寫小說。二月河恍然大悟，這才大紅大紫，他寫《康熙大帝》也夾了私貨，裏頭魏東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爺爺曹楝亭。二月河名聲響了，被各地的紅學會叫去撐場麵，但他掛名而已，不見鬧什麼動靜，不過日後一提起馮老的知遇之恩來，從來都是感激涕零，沒齒不忘。
現在紅學界撐大旗的是馮其墉，馮老為人四平八穩，他跟周汝昌不合，這大概是紅學界的八卦，但馮老人很厚道，人前人後常提周老名字，他自己年齡也不小了，但說起周老來都是一口一個“老一輩紅學家”，扛大旗的多是這樣寬容的人物。而另一位紅學幹將蔡義江先生學術上沒得說，文章也聰明，就是厲害的跟個小錐子似的，話裏話外那個擠兌周老，我看了也忍不住地笑，你說六十多歲的人，跟個八十多的老頭子較什麼真兒。
李希凡當年批判俞平伯的時候還是毛頭小夥子，現在也往八十上數了，他長的方頭大臉，一眼看過去就是個有福之人，無怪當年被毛主席挑中，也因此搞得全國聞名婦孺皆知。他托了紅學的福，一輩子衣食無憂，近年來的心態十分平和，常做些反思，下筆也很寬恕，雖還是紅學界的領軍人物，但不大管紅學界的煩事。
我曾經見過一張他年輕時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紅樓夢學刊》成立酒會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歡言得所憩，俞老舉酒杯衝他照著，麵無表情，恩怨盡在不言中。
至於紅學，現在是一片死水，毫無波瀾，不過這樣也好，應了曹雪芹的那句話：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