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籍之爭，由來已久，後來逐漸形成遼陽說和豐潤說兩派，相持不下。但沒想到最近幾年，雙方又重燃戰火，爭論激烈異常，使本來就已是學術演兵場的紅學界再起波瀾，成為當下學術界的一大景觀。作為這場論爭的產物——論著或論文集，僅世麵上所見，就有馮其庸、楊立憲主編的《曹雪芹祖籍在遼陽》（遼海出版社1997年版），劉世德的《曹雪芹祖籍辨證》（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版），王暢的《曹雪芹祖籍考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暢、馮保成主編的《曹雪芹祖籍論輯》（對外貿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李奉佐的《曹雪芹祖籍鐵嶺考》（春風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河北曹雪芹研究會所編的《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唐山市政協、豐潤縣政協合編的《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不下七種。這場爭論的學術意義和價值姑且不論，僅是為曹雪芹祖籍的問題短時間內竟有如此多的專著連續出版，由此不難看出論爭雙方對該問題的重視程度以及投入精力之大。這場學術爭論使曹雪芹祖籍問題得到更為深入的探討，不過，其間所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很值得深思，限於篇幅，本文隻探討這場爭論中所存在的學術規範問題。
撇開具體學術論點及爭論者個人之間的恩怨不談，僅從學術操作規範的角度而言，有些參加爭論的研究者所采用的論證方式頗有可議之處，這表現在其論點遠遠超出論證材料所支持的範圍。研究《紅樓夢》的材料，如脂評和有關曹雪芹及其祖輩的詩文，到目前為止，還有種種不同的理解，如果隻依研究者個人的理解立論，而不顧及別人的看法，別人當然不會同意，沒有共同的立論基礎，最終是爭不出什麼結果的。比如這次曹雪芹祖籍爭論的一個焦點是對曹寅在詩中稱曹、曹為兄弟、骨肉的理解，持遼陽說者與持豐潤說者的理解差異很大。在這種情況下，似乎就不能以之為立論的主要依據，還需另尋他途，再找材料。在論據的可信度方麵多下些工夫，日後可以避免許多不必要的口舌。這次曹雪芹祖籍的爭論在這方麵暴露出不少問題，值得警惕和深思。1993年所發現的曹氏墓誌銘及墓碑對研究曹雪芹祖父曹寅的生平交遊應該說是有一定參考價值的，但僅憑這些材料及《楝亭集》中的一些在理解上還存在較大歧義的詩句，還得不出楊向奎先生所說的曹鼎望是曹雪芹祖父、曹是曹雪芹父親的結論。至於王家惠先生所提出的曹淵即曹顏，劉潤為先生所提出的曹淵為《紅樓夢》原始作者等觀點，則基本上是假設基礎上的假設，走得更遠，近乎演義小說，就連被持豐潤說者視為大旗的周汝昌先生都明確表示難以接受。
言之成理，持之有據，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這是做考證的基本立場，有些持豐潤說者恰恰犯了這個學術大忌。這表現在，有些持豐潤說者心裏往往先存了一個曹雪芹祖籍在豐潤的念頭，然後再去找證據，根據需求去解釋有關材料，想方設法將豐潤與曹雪芹的祖上沾上邊，可謂大膽假設，小心比附。這樣，就難以做到客觀、公允，論證就顯得比較生硬和勉強，得出的結論自然難以令人信服。在這方麵，持遼陽說的馮其庸先生做得就比較好，他是在發現《遼東曹氏宗譜》、“遼陽三碑”等新材料以後，經認真考證才得出結論的，未存先入之見。新紅學的開山者胡適先生多年前曾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思路和方法，並將其視為治學秘訣，屢屢向後學者傳授，但到了實際研究中，這一方法往往變成大膽假設，小心比附，就連胡適本人在進行紅學研究時也未能避免。俗話說：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持豐潤說者自己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從具體材料出發，推出其所支持的結論，不管這種結論是在“大膽假設”之中還是在意料之外。否則，爭來爭去，研究方法未解決，就不會有更大的收獲，反而會浪費許多不必要的時間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