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列舉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關於曹家的史料，雖然很不完全，不過整個框架初見端倪。好像門捷列夫開出了元素周期表，後麵的人負責按圖索驥。
1927年甲戌本這一紅學史上最珍貴的版本被發現，後頭更多的版本被接二連三地發現，掀起紅學一個又一個高潮。這跟胡適提倡版本研究也有關係，這樣的看法直接影響到海外，80年代俄國人發現了《紅樓夢》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蘇關係都零度以下了，紅學家們依然風塵仆仆奔赴列寧格勒，鑒定了列藏本。
胡適應該是第一個重視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說： 《紅樓夢》是曹雪芹自傳。雖然關於這個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較蔡先生隻管往皇室貴族上牽強附會，眼光不曉得高明多少。清人說： 才學識三長，識為尤重，所以盡管後人常常詬病胡適做學問的本事，但在見識眼光上，他無疑是領袖般的人物。
胡適寫東西，常常有很溫和的態度，即使與人爭辯時也不失讀書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觀點的時候，不急不緩，會把繁雜的東西說得十分條理，同時也給對手留下很大的餘地。這不是一般的能耐，態度如此寬容，難怪新文化運動由他來扛旗，像魯迅那樣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隻是誰還敢往他身邊兒站。
1923年，也就是在《紅樓夢考證》出版兩年之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問世，這樣考證派紅學兩大巨頭勝利會師，站在一麵紅旗底下熱烈握手。而第三員大將，周汝昌，此刻還是個小朋友，也許正在搖頭晃腦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後的。
俞平伯的考證方法跟胡適的一致，隻是跟文本扣得比較緊，他對曹家曆史興趣不深，卻費了很大的篇幅去討論後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別，一邊討論一邊生氣，拍著桌子大喊： 後四十回絕對不是原著！嗓門兒大的險些把高鶚嚇活了。
清代的小說家們地位不高，廟宇之上的人寫小說是解悶兒殺時間，寫完折子請完安，弄個閑情逸致玩玩也頗風雅；市井之中的人寫小說是指桑罵槐泄私憤，能弄倆小錢兒打個小酒兒不用學孔乙己。曹雪芹就是這樣，兼著感懷身世，顧影自憐，寫了一輩子沒寫完，高鶚拿過來給磕磕碰碰續完，其實是學雷鋒做好事，照顧癮大的王爺貝勒，還不留名。一開始硬說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結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鏡，一二三四五給列出了鐵證如山。
不過俞平伯畢竟還是持冷靜的文學分析立場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鶚的續書，多少人把黛玉從棺材裏拎出來摁著膀子跟寶玉拜了堂，高鶚筆下愣是不給續命靈丹，保證了《紅樓夢》大悲劇的結尾，沒有去媚俗，這點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說“續書是失敗的，但是光榮的失敗”，隻是這誇獎聽起來蠻不是味兒。
俞平伯先生是搞學問的，而且性子有些執拗，所以下筆頗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紅樓夢》給抖落一遍。他的《紅樓夢辨》可以跟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放在一起看，一個筆走龍蛇，一個溫文爾雅，姿態雖不一樣，但道理倒是說得都透。
俞平伯還有一個好處是他對《紅樓夢》持冷靜態度，他並不把《紅樓夢》提高到一個高山仰止的境界，對於一個文學評論者來說，這樣的冷靜十分必要，後來的周汝昌對《紅樓夢》就缺少這樣的距離，如今周老每年都給曹雪芹過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記不大住，你說他老人家這是鬧的哪門子。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裏就很大張旗鼓地說，《紅樓夢》是部優秀的作品，但並非盡善盡美無可非議，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也並不高。1923年說這話倒沒什麼，頂多出來一幹人等在後頭拍拍磚頭，但1952年再版的時候，俞老還是隻字不改，結果偉大領袖親自出來拍磚頭了。
《紅樓夢辨》1952年再版的時候改名稱叫做《紅樓夢研究》，內容並沒做多少改動。隻是沒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兩碼事，1923年有人說俞老您這說的不對、那兒說的不妥，俞老高興了可以說，對對對您說的是！不高興了可以抓起塊石頭來磨刀霍霍向了豬羊。偏偏1952年，偉大領袖毛澤東左顧右盼覺得都開國好幾年了，思想界裏放眼望去怎麼還是胡適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統一思想，五四以來的胡派思想是隻攔路虎，情急之中，機緣巧合，正張著大嘴惦記，蹦出俞平伯這隻“黏豆包”。
很多人都說當年李希凡和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直接掀起了後來的文藝界整風運動。但李希凡和藍翎那時二十幾歲的樣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這樣的浪頭，他們隻是被人拿起來做了衝鋒槍，還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後頭是誰扣動扳機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藝界在巨手的指引下，開始雜亂無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裏的隻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紅樓夢研究》。後來毛澤東親自寫了信函，大家才明白過來，噢，真正要批判的原來是“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這才趕緊調整批鬥方向，還好毛主席力挽狂瀾得及時，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腳才千八百隻而已。
這場浩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場小小預演，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是給全國人民洗腦，那麼這次，可以說是給知識界洗腦。而毛澤東的最終目的，不是教導大家怎麼看《紅樓夢》，也不是打倒胡適，他的真正目的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一統江山。所以借此把《人民日報》的編輯班子大換血，又扯出什麼《胡風集團》來殺雞儆猴，一個《紅樓夢》搞這麼大聲響，不要說大洋對岸的胡適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裏也會目瞪口呆的。
寄居美國的胡適，悲慟地寫下： “我的在中國的朋友們，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寥寥數語，催人淚下。後來毛澤東私底下多次表達歡迎胡適回國的願望，但胡適不僅不買賬，反而更加努力地罵共產主義。
我翻那段曆史，常常掩卷歎息，說不明白，寧可不說，咱還是閑話紅學。
這邊鬧得如此厲害，此時的周汝昌卻躲在四川寫他四十萬字的《紅樓夢新證》，他哪裏知道這外頭的戲都唱到哪處？這書，但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適一脈相承，交到編輯手裏的時候，編輯直哆嗦： 還真有不怕死的。
要說編輯還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許多“胡適”變成“妄人胡適”，大體看了看，就這麼著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個兒命大不大了。
1953年，《紅樓夢新證》出版，剛開始的時候，也受到批評，因為太明顯了，考證方法完全是胡適的，也同樣是堅持自傳說，跟胡適簡直一個鼻子出氣，不批鬥他批鬥誰？周汝昌這才知道害怕，專門撰文大著嗓門兒說魯迅，拚命想站魯爺旁邊躲躲風雨，但魯迅又沒提倡什麼方法論，也不搞紅學，一幹文人都是打那時候過來的，火眼金睛一般，周汝昌的瞎扯大旗是無法蒙混過關的。大家正挽起袖子準備群毆周汝昌的時候，毛澤東暗地裏出了指示保下了周汝昌，這時的周汝昌連驚帶嚇，住了院，毛主席還派了李希凡去看望他，真是無上的恩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