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聖地訪“三英”——訪楊沫 黃宗江 呂驥(1 / 3)

張春生

在上個世紀的中國,出現過一批震撼人心的小說、電影、音樂,並曾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至今,人們仍然不能忘記長篇小說《青春之歌》、不能忘記中國電影的代表作《農奴》、更不能忘記冼星海和他的戰友們……作為一名記者,我有幸采訪了中國文學、音樂、電影史上三位享譽中外的英才巨子,現將其采擷一束,以饗讀者。

訪當代著名女作家楊沫

凡是讀過《青春之歌》的同誌,大概都不會忘記女主人公林道靜和那群青年知識分子吧!大概也有不少人為作者能夠刻畫出那麼多栩栩如生的人物而感到欽佩吧!

最近,記者有幸在延安訪問了《青春之歌》的作者、當代著名女作家楊沫。

那是10月21日,一個飄著薄霧的微寒的早晨。這位久享盛名的女作家剛剛從鳳凰山毛主席舊居參觀回來,走進下榻的延安賓館。她脫下淡灰色的風衣,身著極普通的黑色上衣,穿著幫上有三片花兒葉子似的軟鞋,坐在房間的長沙發上;那副淺紫色大框架琇琅近視眼鏡後麵,一對眼睛淚花瑩瑩。見了我們,她說:“到了延安,我心裏很激動。昨天飛機快降落的時候,看見延安的山啊,水啊,窯洞啊,樹啊……我忍不住眼淚都掉下來了。我覺得我好像回到了娘家。”

“您以前來過延安?”我們問。

“不,我過去沒來過延安。但是,向往延安向往了40多年,延安在我心裏並不陌生。”楊沫想了想又說,“我是1914年8月在北京出生的,那是一個沒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3歲時,我考入北京西山女子中學。三年後因家境敗落輟學,在河北省香河縣、定縣等處教小學,後又在北京當家庭教師、書店店員。這期間,我開始接觸革命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讀馬列的書。1936年春天,詩人高敏夫從延安到北京買書,我通過地下黨的關係認識了他。後來,他和一個跟我很熟的同誌到延安來,我要他把我帶上,他沒有帶,嫌我小。我一直把他們送到火車站,他們走了,我心裏很難受。以後抗日戰爭爆發了,我便去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戰。在敵後看到很多同誌到延安去,很多同誌從延安來,我日夜夢想自己也有這麼一天,可就是沒有機會。現在到延安來了,看到毛主席的故居啦,朱總司令的故居啦,周總理的故居啦,看到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地方,受到很多教育,也印證了我當年的許多想象——有的跟實際差不多,有的不是那麼回事。我自己覺得很有意思。在夢裏想象的延安像詩一樣,可我今天看到的延安,比詩更好更美。”

“楊老對延安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感到格外新鮮,格外親切。昨天一上汽車,她就忍不住將頭伸出窗外,一會問橋兒溝在哪兒,一會問楊家嶺在哪兒……我分明看見她的眼睛裏湧出了淚花。”昨天到機場接楊沫的同誌說。

“我是激動啊!有的同誌當年在這裏呆過,他們再來說是回娘家,我沒在延安呆過也是回娘家。我今天還在想,比方什麼呢?就好比一個母親生下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沒挨著母親就走了。幾十年後,這個孩子懂事了,都快70歲了,像我這樣的,才有機會見著她,和母親團圓啊!”

這個比喻既生動又貼切,把大家都逗笑了。我們又問到她的創作情況。楊沫說,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後,1959年這部小說又由她改編為電影,在慶祝國慶10周年“國產新片展覽月”中上映,被譽為最優秀影片之一。1979年又出版了長篇小說《東方欲曉》第一部。楊沫風趣地對我們說,為了排除外界幹擾,她離開延安後,準備找個沒人找到的地方躲起來,完成《東方欲曉》第二、三部。

說話間已到了9點鍾,楊沫同誌還要去參觀,我們便起身告辭了。看著她——這位69歲的延安的“女兒”,我們心裏默默祝福:楊沫同誌,願您的新作早日問世!

1982年11月6日

訪著名電影劇作家黃宗江

延安是我們的搖籃,

延安是我們的媽媽;

我回來啦……

這是不久前,著名電影劇作家黃宗江來延安參觀訪問期間,寫的《回延安》詩中的兩句。他不是“老延安”,為什麼對延安有著這樣特殊的感情呢?記者帶著這個問題,在延安賓館訪問了黃宗江同誌。黃老是八一電影製片廠的編劇,雖已年過六旬,但仍然精神矍鑠,瀟灑不羈,渾身蘊藏著火一樣的熱情、火一般的才華。他留給人的印象是:和藹、謙遜、幽默。當初夏的微風輕輕吹拂著那稀疏的發絲時,他那詼諧的話語便像溪水一樣流淌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