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村社
她曾經與體操王子李寧、打假英雄王海、“中國第一村”黨委書記吳仁寶等一起，成為央視紀念改革開放20年特別節目——“20年20人”的代表……
36年前的一次“錯分配”，她從北京第一師範學校來到延安地區；國家落實政策時，她放棄了回城返京的機會，植根於貧瘠的黃土高原南麓。她在山區教育一線耕耘了30餘年，是當年一起插隊的同學仍留黃土高原教書的唯一一人。
2005年的“冬至”，記者來到黃陵縣幼兒園旁邊一套40多平方米的單元房裏，見到了本文的主人公——北京老知青汪桂蘭。36年彈指一揮間。凜冽的西北風在這位當年僅僅19歲的女學生臉上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隻是其一口至今仍十分純正的北京話時時在提醒記者：這是一位北京老知青。
到革命聖地鍛煉成長
1969年1月。從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不久、剛滿19歲的汪桂蘭帶著對革命聖地的向往與憧憬，與首都2.8萬名中學生一樣，奔赴延安地區。
汪桂蘭等幾位女同學被分配到宜君縣（當時屬延安地區管轄）堯生公社思彌大隊。到村裏的第一天晚上，同學們的心就涼了。盡管村上把最好的磚窯分給她們住，但窯洞裏空蕩蕩的，她們生怕窯塌下來。住窯洞的第一天晚上，幾個女同學一起哭泣了大半夜，哭累了才迷迷糊糊睡去。當時，社員們口糧普遍不足，經濟拮據，副食品幾乎談不上，大家整日為生計奔忙。盡管心事重重，白天還得和社員們一起戰天鬥地。肚子餓了不能說，手磨破了不能叫，再苦再累都得咬緊牙、挺起胸，裝成好漢。當初的好奇與向往蕩然無存，許多同學都思謀著偷偷返城。汪桂蘭在同伴中還算堅強，但她最終也沒經受住回城風波的誘惑，插隊3個月後她回到了北京。然而，當時北京對戶口管理特別嚴格，再加上父親去世早，看到母親一人養活著包括自己在內的8個兒女，汪桂蘭心裏難受極了，她說服母親，一咬牙又回到了陝北。
汪桂蘭生性潑辣又善於吃苦，很得社員好評，加上畢業於師範學校，1969年7月被公社提前招收為小學教師。初登講台，汪桂蘭雄心勃勃，但許多現實問題不容回避。她講的學生聽不懂，學生說的她不明白，有時隻能用手比畫。汪桂蘭便在日常生活中收集方言，總結歸類，作好筆記，隨時進行對比記憶，這道難題慢慢得以解決。起初，汪桂蘭看到學生衣衫破爛、蓬頭垢麵的樣子，一聞到他們身上的怪味，就想遠遠地離開；一個簡單的數學題需要重複講解四五遍，一著急就不由得出現過激行為。學生們越來越不願意接近她了。這可怎麼行？一番自省之後，汪桂蘭主動接近學生。有的學生衣服破了，她主動拿出針線縫補；有的臉髒了，就叫到辦公室給洗淨；學習中的問題一遍兩遍弄不懂，就換個法子講。為加深相互了解，汪桂蘭經常和學生一起掃地、抹桌子，一起勞動。學生們對這個“北京老師”終於不再敬畏了，連家裏的事情也願意和她傾訴。
9年之後方知“錯分配”
1978年下半年，對汪桂蘭和同伴們來說，是一段充滿驚喜與矛盾的日子。從北京傳來確切消息：1969年初北京第一師範學校百餘名畢業學生與其他高中生一起，被分配到延安地區插隊落戶屬於“錯分配”，現在可以落實政策回城返京。此事印證了汪桂蘭與同伴們多年前的猜測：班上40多名學生原計劃分兩批赴延安地區插隊落戶，汪桂蘭等20多名同學作為第一批，然而，第二批同學就一直沒有來；他們還聽說，就在他們這批學生插隊落戶不久，他們的畢業任教分配方案就從北京市教育局下來了。
不管怎麼說，落實政策總是個好事。隻是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橫亙在汪桂蘭的麵前：早在1974年汪桂蘭已與黃陵縣雙龍中學的數學老師白昕輝結為連理，並且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政策規定得很明確，隻允許知青一人返京，配偶及子女不在此列！汪桂蘭及有類似情況的同伴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兄弟姐妹中就缺她一個，遠在北京的老母親早就盼她回來團圓。多少個夜晚，汪桂蘭都難以入睡，腦海裏充斥的東西太多了，一會兒是北京大都市的風貌，一會兒是黃土地熱情、淳樸的民風；一會兒是舉家團聚的歡樂情景，一會兒是已經與自己生活了4年的丈夫及兩個孩子的身影，還有當地學生們那一張張稚嫩的麵孔和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