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笙
記得當年的知青詩集中有一首《延河畔上北京娃》。至今這個題目一直縈繞在我心中。
延河畔上北京娃。
我的許多“北京娃”中的朋友陸陸續續離開了延安。“知青”，已成為特定年代中的特定名詞，“知青”，也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群體。但仍有少數中的少數，依然生活在寶塔山下，何寧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知道何寧，是在70年代。
那時，我在延安地區報社當記者，下黃陵縣采訪中，知道黃陵有個年輕的北京知青叫何寧，23歲就當了公安局副局長，工作幹得風風火火。我對這個人物開始注意了，因為每次去都能聽到不少人誇讚他。
開始參加工作，他是治安股內勤，吃在單位，住在單位，成了單位沒有頭銜的總值班。群眾來訪他應急處理；同事們下鄉回來，他提水打飯，大家都誇他有眼色，人勤快。他擔任公安局副局長後，又主動要求去農村蹲點，他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每年勞動工值都在200天以上。1978年，組織上派他去組建縣檢察院，1986年正式走馬上任檢察長，他大刀闊斧，使黃陵檢察院成為延安地區的排頭兵。1991年延安地區給他記三等功一次，他被評為地委端正黨風先進個人，三次受到黃陵縣委表彰，《陝西檢察》雜誌以顯要位置刊登了《何寧和他的一班人》的報道。在這期間，他以延安地區第二名的成績考上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後又考取了高級檢察官培訓中心，成為遠近聞名的名人。
可惜，陰差陽錯，幾次我都和何寧失之交臂。我的“知青”報道中也就少了何寧這一位。
二
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我既是參與者，也是目擊者。28000名北京知青來到延安，我是重大歡迎場麵的采訪者之一。因而，我就結識了不少北京娃，也有不少摯友。
對於那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眾說紛紜，褒貶不一。我們不必過多地苛求其背景，也不必捶胸頓足地咒罵那場人為的“災難”，曆史已翻過新的一頁，隻能一切向前看。何寧正是抱著這樣的觀點來思考問題的。
他說，他是在延安人的撫育下成長的。
1969年，15歲的何寧並不知道人間的酸甜苦辣。當他來到黃陵縣隆太塬插隊時，除了繁重的體力勞動，每月隻有38斤口糧。肚子常常餓得咕咕叫，使正長身體的何寧瘦得像根幹柴。不久，知青小組鬧分灶，誰也不想要年幼不會幹活的何寧。村支書的父親王老漢看他可憐，拉住他的手說：“娃呀，跟我走，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的一份。”從此，他成了老王家的一口人，和幾個兄弟滾成一堆。王大媽待他比親兒子還親。他病了，大媽拉著架子車把他送到醫院；趁著打吊針的空兒，大媽不是給他煮雞蛋，就是做雞蛋拌湯。冬天，他的手、腳凍裂了，大媽總要把做豆腐的熱漿水舀出來讓他洗手腳……何寧真真正正成了王家的孩子，幾十年來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談起王家爸媽，他常常熱淚盈眶，感激之情溢於言表。知恩報恩這可能是人類最基本的感情，延安的父老鄉親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一輩子也報答不完。
何寧說，是延安人給了他第二次生命。一次，他到鄰村瓦梧村的同學處去玩，不知怎麼沒吃對，當晚上吐下瀉十幾次，半夜脫水休克。同學急了，趕快去請赤腳醫生白金平。當時的農村，交通不便，又沒醫療器械，醫生頭上的汗珠大顆大顆往下滴，眼看他就要沒命了。白金平狠了狠心說：“就冒一次險！”他用手絹把他的胳膊紮起來，使靜脈血管暴突出來。然後找了一根縫衣針，從血管裏紮進去，拔出針後，血管噴出一股黑血，他的頭腦猛地清醒過來。不知這算一種什麼療法，總之那根縫衣針救了他一命，使他終生難忘。
何寧還說：是延安的父老鄉親教會他生活的。插隊第二年，為了感謝鄉親們，他花5毛2分錢買了一包紅牡丹煙給隊長散。那時的5毛2分在農民眼中可是個了不起的數字。當隊長知道煙價，就語重心長地說：過日子可不敢這麼過，5毛2稱鹽可買幾斤，買鞋麵子可買2尺，你抽掉全糟蹋了……就這點小事，一直教育了他七八天。從此，他時刻牢記勤儉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