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寧念念不忘的是，延安人處處都護著知青。隻要是知青有事，能辦的盡快辦，不能辦的也要設法辦。有一次，隊裏派了一個社員和他一起去40裏外的店頭鎮去挖煤，過一小橋時，因驢膽怯不敢過，他倆卸了車，一個前邊拉，一個後邊推，不料毛驢掉到河裏，水比較深，毛驢上不來。一頭毛驢，對生產隊來講可是一份大家當，萬一把驢損失了，那可擔當不起，他倆急得團團轉。
正在這時，他看到旁邊有個農民，央求人家幫忙。那人說，可不能白幫忙。和他同去的社員答應把驢救出來給40元錢。那人回村叫來三四個人，把岸邊的路修了修，終於把毛驢拉上來。因為天色已晚，他們在這個村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程時，發現煤車軲轆被人卸了。按理說，人家幫忙付錢，天經地義，可他倆沒錢，再說40元錢也不是小數目。一家硬要，一家想賴，兩家相爭，官司打到公社（即鄉政府），公社說搶救集體財產應表揚，但跟北京知青要錢是給當地人丟臉。那幾個人不服又打到縣上，縣上也認為官司斷的對。那幾個人看沒了指望，隻好偷偷走了。這樣一件小事，何寧說起來，感觸頗深：“延安的父老鄉親時時護著北京娃哩。”
三
真正和何寧熟悉，是在他擔任了延安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以後。
我知道，他曾有過多次遠走高飛的機會。他在省政法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後學校要留他，他未留；從北京高級檢察官培訓中心畢業後，北京單位要調他，他沒去；後來北京市出台新政策歡迎原北京知青回京，他不為所動，他一門心思要做延安人。他沒有豪言壯語，有的隻是默默的實際行動。當1995年陝西電視台的《陝西人》專欄為他拍了專題片時，他認為這是對自己幾十年來奮鬥的認同，是對自己的最高獎勵，也是自己脫胎換骨成為延安人的證明。
他是1991年12月被延安地委、行署任命為延安市（現寶塔區）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的。當時，延安治安形勢嚴峻，發案率高，破案率低，群眾意見很大。他上任的第六天，地區中級人民法院一庭長被殺死在辦公室，緊接著，柳樹店又發現一起殺人碎屍案……接踵而來的案情並沒壓垮他，他迎難而上，穩紮穩打，經過七八天的連續作戰，終於破了案，使群眾過了一個安全的春節。
典型的案件舉不勝舉，有權的、有勢的、白道的、紅道的、讚揚的、威脅的，時時都糾纏著他，但他一身正氣、秉公執法。1991年，延安市公安局的破案率僅為39%，從1992年起，連續三年的破案率分別為77%、78%和79%。1994年，延安市被地區評為“依法治理先進市”，公安局被評為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先進單位”。
在嚴厲打擊壞人壞事的同時，他又對人民群眾獻上深深的愛。在基層訪問時，發現殘疾人薛保山生活不能自理，愛人是農村戶口，困難重重。他親自過問，為其辦理了農轉非戶口。薛保山感激萬分，請人寫稿在《延安日報》上宣傳。涼水井居委會吃水困難，他派自來水廠、市城建局與市牛奶廠協商，很快解決了100多戶吃水問題。由於他的這份真情，受到了群眾擁護。1993年市人大換屆時，何寧並非候選人，但群眾紛紛提名，使他成了正式的人民代表。
1996年2月19日，農曆除夕，李鵬總理來到延安。初二上午，李鵬總理特意要和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座談。當年奔赴延安插隊落戶的北京知青將近3萬，現在留下的隻有400人，400人中受到總理接見的隻有10名，何寧就是其中之一。
座談會開始後，何寧激動地向總理彙報。他說他非常高興、非常激動、非常光榮，這不是他個人的光榮，是留在延安400名知青的光榮，也是3萬名北京知青的光榮。他15歲來延安時，對延安、對農村、對社會、對革命知道得很少很少，是延安人民和炎黃聖地的黃土與黃河哺育他們成長成熟，從而認識了中國的農村、中國的土地、中國的社會，親自感受到紅色江山來之不易，這一切都是無法用金錢衡量，也是任何金錢買不到的……他想說的很多很多，當總理說他也是延安人時，他仿佛找到了親人、知音，他覺得他在北京15年，在延安30年，已經是地地道道的延安人了。他留在延安，並非是奉獻而是回報，回報延安人民對自己的哺育。任何人都不應忘記養育過自己的土地，為這塊土地和人民獻身，理所當然地應成為自己的畢業追求。最後李鵬總理勉勵他們說，你們在這裏奉獻了青春，還要繼續為這片革命聖地貢獻聰明和才智。相信在延安人民和你們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明天一定會更美好，一個繁榮昌盛的延安一定會出現在陝北大地上。何寧覺得總理的話是對自己最大的鞭策，也是努力的方向。他感到過去自己做得很不夠，今後應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