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延安人民的生活十分艱苦，逃荒要飯的消息曾讓遠在北京的周總理落淚，石棉羊溝的群眾常常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如果要把當時的食譜排一下，那是最簡單不過的：
早飯，一個糠窩窩頭加一碗白開水。午飯，米兒麵。晚飯，玉米糝飯。一天三頓，天天如此。糧食不夠，就蒸一些洋芋或紅薯充饑。別說張代書，我這個土生土長的延安人也受不住了。可生長在海外的張代書整天像沒事人一樣，樂嗬嗬地。我們在活捉李昆崗的小石橋旁種了一片科學示範田。白天，張代書脫掉鞋襪，赤腳在地裏來回奔跑，晚上10點多鍾，還要招呼群眾開會、學習，晚上隻能睡四五個小時。年長的陳合功害怕張代書頂不下來，常常關心地讓她去休息，她莞爾一笑：“沒事！”
整天的勞動和艱苦生活，使我們幾個人頭腦中“階級鬥爭的弦”都鬆弛了，就拉起了知心話。
一次在地頭休憩，我笑著問：“代書，你想印尼嗎？”
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想。”
“你最想什麼？”
“最想我媽媽。”
這些簡單的話語，在當時若不是知己，是會引來大禍的。當時把從海外回來的人都看成嫌疑，誰要向往國外，會被戴上“叛國”等帽子。而張代書毫無顧忌，除表示她的赤誠之外，也表現了我們之間的友情。
我們請她談談印尼的情況。她介紹那裏的風光和民情，講得最多的是她從小和媽媽在一起的趣事。
後來，我們邀請代書唱首印尼歌，她略一沉思，就動情地唱起來。我們不懂歌詞，隻覺得旋律特別優美。她唱著唱著，似乎忘記了一切，一雙明亮的眼睛望著悠遠迷蒙的山溝，似乎沉浸在夢幻之中。
當我結束調查離開石棉羊溝時，代書堅持要送我。在鄉間的小路上，我又一次問她：“你很想回印尼嗎？”
“想，我想看看媽媽，她老人家年齡很大了。”
“你覺得國內比印尼好嗎？”
“是的。這裏比較自由，沒有人欺負，不像在國外，華僑總受到歧視。”
隨後，她又述說著，石棉羊溝這一段生活教益很深，使她認識到經曆了水深火熱的人民群眾是如何奮鬥的。她以她的理解方式談著自己的感受，也對我上了生動的一課。
周總理的祝願，陶姐的風範，組成了她生命的又一樂章
1973年6月10日，周恩來總理陪同外賓回到延安。闊別20多年，周總理沒忘延安，延安人更懷念人民的好總理。
十裏長街，擠滿了從山山溝溝趕來的群眾。
在飛機場的歡迎人群中，張代書一見總理，覺得總理明顯消瘦了，且一臉病容。
那一天，有關總理的新聞不時在街頭傳播著：
總理沒住賓館，他住在過去的陝甘寧邊區交際處的平房裏。吃飯時，他香甜地喝著小米湯，還把碗裏每一顆米粒都吃淨。
中午外賓休息時，總理抽暇去登寶塔山。
寶塔山下沒有橋，總理的汽車在河灘的泥沼裏陷住了，群眾“一二三四”喊著號子把汽車抬過了河。
晚宴上，總理問延安地委書記許效民：“能不能讓延安農業三年變麵貌，五年糧食翻一番？”
許效民回答：“能！”
“拿酒來！”周總理高舉著酒杯，與延安地委的同誌一一碰杯，深沉地說：“到了那時候，如果我不死，我一定再回延安看你們……”
聽著這些事，張代書這晚失眠了。為了延安擺脫貧困麵貌，周總理真是操盡了心。在這場“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戰役中，自己應挑起一副怎樣的擔子？自己是當過老師的，為什麼不能重執教鞭？她一骨碌爬起來，鋪展稿紙，滿懷激情地寫下去楊家灣民辦小學工作的申請書，要求為延安農村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73年12月21日，張代書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去楊家灣小學工作的申請也同時被批準。當她站在鮮豔的黨旗下，噙著熱淚，對黨和人民立下誓言時，她好像又一次聆聽到周總理的教誨，看到成千成萬先烈對後人所寄予的希望。
楊家灣民辦小學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1944年，陝甘寧邊區掀起了文化教育運動。為了改變山區的文化落後麵貌，楊家灣的群眾很想辦一所學校，這個消息傳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很高興，很快派陶端予同誌來村裏當教員，還給學校贈送了8套桌凳。陶端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光教書，還為群眾修紡車、治病、調解糾紛。她慢慢和楊家灣群眾結成了血肉關係，學生們都喚她“陶姐姐”。這所學校成了邊區的模範小學，陶端予也被評為邊區文教工作者特等模範。當她因工作需要調離楊家灣時，學生和鄉親們都流著眼淚，送了一程又一程。她把自己做的硯台和筆送給學生，娃娃們哭著說：“陶姐姐，你不能走……”
張代書來到楊家灣，走東家，串西家，請白發老人講陶姐，請當年的學生憶陶姐。她帶著小米、綠豆和芝麻，拿著楊家灣全體群眾的慰問信，不遠千裏，專程到陶姐工作的重慶市教育局拜師。在陶姐身邊，她又一次受到深刻的革命傳統教育和延安精神教育，堅定了自己“像陶姐那樣做一個山溝裏的人民教師”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