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秋季，我為了再次複學，在一個星期天，去縣城找到了黃陵中學教導主任孫宏圖死纏著不願離去，他上街我跟到街上，他回家，我站在他家門口，孫主任的妻子解榮珍老師給我帶過地理課，我給解老師說，我是原來六三級試驗班的學習幹事，給她交過作業，請過她上課，解老師好像能記得，連聲說，是的、是的。天都快黑了，我聽到孫主任說：“回去吧！明天你就來報名上學。”聽到這話，我幾乎興奮地快要暈過去，連一聲謝謝的話都沒有說，就直奔距城還有20裏地的家，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晚，我一個人行路還是頭一回，害怕起來就跑，跑不動了就走。趕到家時早已過了掌燈時分，母親已等得焦急萬分。我顧不得給母親報喜，拿了我僅有的一身沒打過補丁的衣服摸黑到澇池去洗。第二天我穿著幹幹淨淨的衣服，背著簡單的鋪蓋卷，回到我朝思暮想的學校。我如饑似渴地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多次獲優秀學生、三好學生、品學兼優生獎；多次獲勞動模範、模範團員、學習雷鋒積極分子獎，擔任學習幹事、班長、團支部書記，黃陵中學學生會學習部長、生活部長。這些都使我受到了一定的鍛煉。學校設立助學金後每月還給我七八塊錢的助學金。
母親為了尋求別人供養我繼續上學而讓我早早出嫁結婚。然而早婚並沒有使我艱難的求學之路有多少轉機，反倒增添了無盡的煩惱。學校知道我結婚了，將我的助學金從每月9元降到7元。由於我結婚是為了上學，所以，心中就沒有丈夫，根本就沒心思進那個“家”，而丈夫根本就不理解我要上學的那種饑渴心情。他心懷猜忌，認為我在學校“紅得發紫”，將來可能是人財兩空。所以，錢、糧都不願意供給，使我的飯票常常陷入吃了上頓沒下頓的困境。更因為結了婚，娘家生產隊是不可能給我分口糧的。記得，為了回“家”尋糧，一個星期天的一大清早，我回到離校10裏地的喬溝村家中（當時丈夫和他二哥一家一塊生活），人家剛吃完早飯，包括丈夫在內沒有一個人，讓一讓我這個不進家門、不守“規矩”的媳婦吃飯。我也沒在意這些，待屋子裏的人散去，我拿了一個簸箕，搬了個板凳，趁人不備，將屋梁上掛著的還未徹底幹透的玉米棒子卸了一大堆。幾簸箕就將這些玉米棒子倒在了我結婚時的小房炕上，插上小房門，錐子、剪刀全用上，飛也似的剝了起來，一會兒，一大袋子玉米剝好了。我扛著約50多斤玉米，神不知鬼不覺地走了。一路上走走歇歇，肚子餓得咕咕叫，直到下午時分才走到離學校幾百米遠的沮河邊。河邊的幾個同學也剛從家裏來，正準備過河，他們都搶著要替我扛糧袋，我也確實已乏困無力，在將糧袋給李金民同學手中時，他還沒握住糧袋口，我就鬆了手，“刷”的一聲，半袋子玉米全倒在河灘的亂石子地上，哎呀！太可惜了，我不由得撲下身去，說不出的傷心和沮喪，河邊認識的不認識的同學看到了，都過來幫我撿玉米粒。因為糧沒曬幹，灶上是不收的，所以我還得在教室前的石台上曬兩天，才能交給灶上。班上給每人分的5斤勞動粗糧票，家庭富裕的好心同學全都送給我。雖然我生活有些困難，但我心情愉快，因為我不僅在班級而且在學校也是品學兼優的尖子學生。老師和同學們都非常看得起我。一次，教導處李亮老師在大禮堂全校師生集合講話時點名表揚我十幾門功課中期考試成績平均97.3分的好成績時，千餘名學生都注視著我這個其貌不揚的農村女子。學校每次頒獎，我的名字總在每個獎項中出現，領獎台上，我總是留下待繼續領獎的唯一一個。我在學校非常勤奮愉快。沒料想1964年在黃陵、宜君兩縣升學考試成績中名列第二的我卻因早婚而不予錄取。由於學校不舍得我這個家庭貧寒而品學兼優的學生再度失學，孫宏圖、梁宏玉老師專門為我整理了優秀生的單型材料，四處尋求援助，希望組織照顧，讓我得以繼續升學深造，但終未成功，僅9年的學業就此了結，這可能正中丈夫的下懷。後來我被縣教育局推薦為民辦教師。從此，教中學，學中教。誰也沒想到畢業後的20年，1984年我快40歲時，老天又給了我上學的機會，使我圓了大學夢。
1984年3月，我在地區婦聯開完會去延安師範看望多年未見麵的孫宏圖、解榮珍老師時得知延安電大要招收成人學生並憑考分錄取，雖然當時我已進入不惑之年，但“上大學”這個小時候認為高不可攀、夢中才能實現的理想使我忘卻了年齡，忘卻了我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周圍人的風涼話、丈夫的冷言冷語我全都不在乎，我一心要圓大學夢！我利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夜以繼日的複習準備迎考，在黃陵300多名考生中我分數排名第3被錄取。當時有人說：“不可能吧，說不定是事先拿到了試題。”我沒有理會，電大的學習任務很重，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時代，學習興趣和求知的熱情絲毫未減。我全身心地投入，將一切能利用的時間全部用來完成學業，我的苦心也得到了回報。電大的四個學期，十八九門功課考試成績在黃陵設的這個30名學員的分班中分別獲得第一學期第二名、第二學期第五名、第三四學期均是第一名的好成績，兩年的各科學業成績以平均82.3分名列全班第一。曾多次獲得成績優秀獎，1986年元月獲電大延安分校三好學生獎，1986年9月在縣上舉辦的畢業典禮上，獲縣委組織部、縣教育局等部門頒發的電大優秀畢業生獎。就這樣，我用大半生的時間走過了我的求學之路。
事業
1964年秋，我帶著萬分的懊惱回到了母親給我找的婆家——侯莊鄉喬溝村。這就是我的新家，唯一的家當就是剛壘成的二尺半見方、長滿綠麥芽的鍋台，一個由19塊瓦片而又用麻繩鑽孔縫補的大瓦甕，一塊占了半間屋子隻鋪了一半席子的土坑。三間瓦房多年未修早已斑駁陳舊，晴天睡在坑上，從椽頭與牆的裂縫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的星星。雨天則家中所有的碗碗、盆盆、罐罐、缸缸都能派上用場，放在坑上、地上、鍋台上，盛屋子上邊漏下來的雨水。丈夫父母早逝，當時剛從師範畢業，在村外教學，家中再無他人。也可能是我苦日子過慣了，因而對這一切我沒有惆悵，也沒有責怪抱怨母親，便很快適應了新的環境，參加生產隊勞動。每天上工回來利用空閑在地邊砍柴、拾莊稼，和三嫂合夥打柏籽時，我上樹打，她地下撿，柏樹枝還能燒火做飯。家裏沒有風箱，以一把黑扇代替，直扇的千瘡百孔，麵目全非，好在我一個人能湊合。在家勞動還沒有兩個月，l964年秋，黃渠小學的一名女教師要坐月子，黃陵縣教育局推薦我到黃渠小學做雇用教師。一學期後轉為侯莊鄉民辦教師。一幹就是8年，有這一份穩定的工作使我倍感欣慰。因而在工作中盡心盡力。1965年春季我調往故城小學，代4個年級15名學生的課，屬複式教學。四年級有兩個考完小的學生重考了幾年都沒考上，為了促其提高成績，白天我忙於各年級教學，晚上把他們叫到學校與我同住加班補課，兩個月下來他們的成績明顯進步，當年就考上了城關完小。1966年6月，一個星期六，學區通知下午開會，我不滿8個月的大女兒還沒送給我母親撫養，吃過了午飯，我就抱著孩子往10裏地以外的黃渠學校趕，還沒走到郗村，天北邊便冒出了一股烏雲，還伴隨著一陣悶悶的雷聲，看來好像要下雨。離學校還有5裏地，進村子裏避避雨又怕耽誤了開會，繼續往前走吧又怕下起雨來淋著孩子，在猶豫當中，我已不知不覺加快了腳步，連跑帶走。孩子是用紅綢子做的兜蓬裹著的，連滑帶溜抱不住，跑不動。這時，雷聲漸漸近了，已在頭頂轟鳴，好像大風也來了。我脫下自己的布衫將孩子鬆鬆地捆住，快跑起來，邊跑邊將孩子一會扛在肩上，一會背在背上，實在跑不動了，就提在手上，喉嚨眼裏堵了一塊鉛，一口氣也出不來了，一步路都走不動了，在我還沒來得及放下孩子喘口氣的時候，一道閃電從眼前劃過，一聲炸雷好像要把我的耳膜震破，幾乎在同時狂風向我們娘倆卷來。不知哪來的勁抱起孩子就往前衝，讓她的小臉緊貼著我的胸口。這時，盡管黃渠學校就在眼前，但卻好像隔著一道萬丈深淵似的不能到達，將要跑到學校大門口時，銅錢大的雨點劈裏啪啦劈麵而來，我彎腰低頭擋住孩子的臉，三步並作兩步跨進了大門。宋老師將我扶進她的房子。我一下軟癱得直往地下坐，看到沒有淋雨的孩子，我又笑了。其實雷雨前，參加會的絕大多數老師都未到。當聽到學校負責人王金幹表揚帶著孩子的女教師都能按時參加會議時，我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時光流逝，3個孩子相繼出世使生活增添了一份忙亂，在第一個孩子出世後，丈夫就動員我回家看孩子，並許諾每月給我20塊錢。我哪裏會答應他這樣的要求，我工作就是單單為了掙錢嗎！那時丈夫並不理解我對學習對工作的熱切渴求。多年來我體驗到丈夫理想中的妻子是賢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婦。陰差陽錯上帝卻偏偏讓他娶了我這個“三從四德”的叛逆者，視學習、工作如命的“工作狂”。年輕時候為這個沒少吵架，好的是吵了不記仇，日子過得還算可以。因為我很理解丈夫，他對妻子的要求也和一般男人對妻子的要求一樣，我在伺候丈夫和照料家庭方麵確實不及其他的妻子做得那麼周到，但我絕不可能因此而放棄我個人的人生追求。而丈夫那勤快的秉性也給我工作上很大的支持，雖然他從不做飯、洗衣，但家裏的零碎活他卻做得不停。現在我看到別人給孩子過生日就感內疚。作為母親，我對孩子少了些許關愛，我沒有給3個孩子做過一次生日。雖然他們現在都成家立業，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但沒有很好盡到母親責任的那種遺憾常常讓我難以釋懷。
1969年12月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我轉為公辦教師後被調進黃渠中學，代初中班主任和語文及其他課程。我認真備課，全心全意教學，第一學年就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學校在我的評語材料中寫道：該同誌對工作像火一樣的熱。怎能不熱呢？這份工作來得多麼不容易啊！不認真工作能對得起黨，對得起養育自己、已經去世的母親嗎？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嗎？1973年暑假，縣上舉辦7天先進黨員教師學習班，侯莊公社教育專幹寇克峰通知我參加，我很高興。但當時3個孩子都在我身邊，平時抱娃的姑娘在假期也回去了。丈夫因為孩子沒人管堅決不讓我去。多好的學習機會，別人想去也去不了，我能不去嗎？到縣城見見世麵不也是學習嗎？我決心已下，非去不可。為此，我倆大吵一架，丈夫幹脆賭氣什麼也不管，回公社上班去了。我想你不管我管，反正學習班我得去參加。我騎著一輛自行車，前邊兩個，後邊一個，帶了3個孩子趕向縣城。在剛要下喬溝坡時，不知誰大喊了一聲：“寇老師！”我往下一看，原來是店子灣村的一名北京知青，正和社員趕著牲口拉著架子車從坡根下往上走。他高聲喊著說：“好險哪！你帶著孩子不能從坡上往下騎，推著走吧！”一句話提醒了我，坡麵是石子路坑坑窪窪的，坡度大，彎道多，以往自己太膽大了，常是騎著車子下坡，自己帶3個孩子下去確實讓人後怕。就這樣，8歲的女兒和5歲的兒子手拉著手往坡下走，我推著剛過周歲的小女兒跟在後麵。我打心眼裏感激這位不知姓名的北京知青。從此以後，即便是我騎單車也再沒有敢騎著下坡。縣城裏雖有我一個妹妹，但她家七老八小，不由她做主，況且她還要看管和我小女兒同歲的兒子小強。怎麼辦！在萬般無奈之下，我硬著頭皮看著妹妹家人、特別是她婆婆的臉色將3個孩子暫且放在她那裏，因為妹妹是農村戶口，吃的黑市糧，日子過得也艱難。學習班在縣招待所舉辦，條件還不錯，3個人住一間房子。每天晚上、中午我都得將小女兒接來喂奶，然後再送回去。剛過兩天，同宿舍的姐妹特別是劉秀玲老師看到我的困難，就勸我白天將孩子都接過來放到宿舍，讓大女兒照看著，晚上讓兩個大一點的孩子去她姨家住，這樣，我可以少跑點路，集中精力多學點東西。讓我欣慰的是，3個孩子都很聽話，在宿舍不哭不鬧。但沒想到在學習班將要結束的最後一天，小女兒上吐下瀉患急性腸胃炎住進了縣醫院，我隻得拿起電話告訴丈夫，盡管他在電話上罵得我狗血噴頭，但還是很快趕到了醫院。兩天後，小女兒出院了，我們娘兒4個去照相館合了個影。至今每當拿起這張照片就想起了我參加學習班時的狼狽情景。
1980年7月我被任命為縣婦聯副主任，那時我剛到行政單位工作，還不太清楚這官的大小，覺得組織上這麼重視和信任我，我一定要把工作搞好。原縣婦聯主任、副主任都調離幾個月了，機關處於停滯狀態。我帶領縣婦聯幾名幹事從調查研究、組建基層組織入手，舉辦基層婦女幹部培訓班，狠抓殘害婦女兒童典型案件，主動配合法院懲治侵害婦女兒童罪犯，在社會上形成了一定的影響。1983年，縣城國營第二食堂一女職工夫婦將未滿月的有病女嬰扔在黃花溝的山窪裏，我們了解情況後對該夫婦進行了說服教育。沒想到，這對夫婦假裝將孩子抱回，實際不服教育，喪盡天良再次將女嬰遺棄至山溝，導致女嬰死亡。麵對無辜的生命，我們拿起了法律的武器，出庭起訴，將罪犯判刑1年。
一個星期天，我得知車站廣場有幾個人耍娃，手段很是殘忍，就立即放下手中的活去廣場。果然，從外地來的7個江湖騙子正在用“障眼法”騙人。一會兒將孩子的頭臉擰後180°，一會兒將兩隻胳膊卸下，圍觀的群眾大聲驚呼：“不要耍了，快給你錢！”我氣憤至極，這幫人公然在大庭廣眾之下摧殘兒童。我找到縣公安局請求幫助處理，這時公安局隻有一個打字員的姑娘王惠香。她聽了後也很氣憤，當即換上警服，和我一道去製止。在我們的厲聲斥責下，7個江湖騙子乖乖地跟著我們來到縣公安局接受了審訊和教育。
一日，縣城來了侯莊鄉一名被騙離婚而上告無門的婦女。我得知後協同法院同誌去侯莊鄉曹家哇村進行了入戶調查。原來，當事人曹××在銅川煤礦做臨時工時另有新歡，而以計劃生育為由騙妻離婚。我們在有關領導的支持下，從法律和道德上對曹××進行耐心地說服教育，最終做通了曹××的工作，雙方複婚。兩年後回訪這個家庭，日子過得很好。有一年夏天的一個晚上10點多，聽同事說有一名婦女帶著幾個孩子睡在縣政府門前的大廳裏，我馬上帶著兩名幹部出去察看。原來這名婦女是延安市市場溝人，帶著3個孩子在車上丟了錢，從銅川徒步走到黃陵，打算第二天再走回延安。看著囊空如洗、滿麵風塵的娘兒幾個，我豈有坐視不管之理？當即，我們趕到民政局副局長劉英家，叫起了已睡下的她，待她答應了給這位婦女解決路費和夥食費後，我們才踏著月色如釋重負地回到了家。這樣的事兒不勝枚舉，當時婦聯管“閑事”在縣上很出點名。其實我並不想圖個什麼虛名，隻是看到侵害婦女兒童的事由很氣憤，就義不容辭地履行起自己的一份責任。在開展五好家庭評比活動中，我們除以正麵引導，評優樹模外，還把那些不孝敬老人的典型作為反麵教材，以教育更多的群眾。聽田莊公社婦幹李文俠說：田莊公社月子塬村有一位70多歲的半聾啞老人，被親生兒孫關進一個半截子土窯裏，門口用石磨和棗刺堵住，全身一絲不掛，一關幾年，過著非人的生活，也沒人敢管。我當即鼓勵她：“管，咱們一定要管。”隨即我便親自下到田莊公社和李文俠一塊多次去月子塬村入戶調查、了解情況，召開群眾會、村幹部會、家族成員會，從法律和道德兩方麵進行宣傳教育。在法律的威嚴和輿論的譴責聲中，老人的兒孫把老人接回家中，縫了新被褥、新衣服，並做了保證，再也不敢虐待老人了。這件事在田莊公社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尊老敬老的風氣在田莊及七裏八村蔚然成風。1982年我們在太賢公社抓“五好家庭”評比活動試點的經驗材料被延安地委宣傳部轉發至全地區各公社。1983年我寫的《關於拐騙、虐待、殘害婦女兒童、遺棄女嬰的調查報告》以黃陵縣委文件轉發到縣直機關及各公社。在1982年全區婦女工作大檢查中，我縣婦聯工作被評為第一。風風火火的幾年婦女工作使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同時也體會到要當好這個縣婦聯主任就得實實在在為婦女兒童辦實事，隻要你敢於善於工作，就會得到婦女姐妹們的擁護和愛戴，組織上也給了我很高的榮譽。1980年獲縣委模範黨員獎，1981年獲縣委、縣政府工作成績優異獎，1982、1983年獲省、地先進婦女工作者，同時也榮獲省、地“三八紅旗手”稱號。1983年9月我光榮地出席了全國婦女第五次代表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