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雪樓
在凝結了我搞婦女工作多年心血和汗水的《軌跡》即將出版麵世之際，我百感交集的心情久久難以平靜，這大半生的坎坷、追求、奮鬥，曆曆在目，回首往事，雖然多遭坎坷，但我並沒有屈服；雖然經曆平淡，但我感到很充實；雖然沒有成就什麼大的事業，取得什麼大的成就，但我卻為之苦苦地追求了，奮鬥了，盡心盡力地努力了，我無憾、無怨、無悔。
母親
1945年，我出生在黃陵縣侯莊鄉寇家灣村的一個極度貧寒的農民家庭。由於貧窮，父母養活不了這七八個孩子，就把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都送人抱養了。聽母親說，我8個月大的時候，也曾送給城裏一戶姓楊的人家。但送人還沒3天，終因母女難舍，哥哥姐姐的哭訴，又把我抱了回來。為此，我常常暗暗慶幸，我沒有離開我可敬可親的母親，使我從那知書達理、勤勞善良的母親那裏學到了做人的道理。
母親是合陽縣喬家巷人，她七八歲時就跟隨外婆及小舅走到了澄城縣，外婆去世後舅舅過繼給了他人，母親當做童養媳被人收養。聽母親說，這人對她還好，但有一天走後，再也沒有回來，後來才聽說，他參加了什麼革命黨，在磚瓦窯議事時，被官府燒死了。民國18年（1929年）母親被人販子從澄城賣到了陝北，嫁給了比她大20多歲的父親。父親也是一個窮苦的農民，由於父親長年給較富裕的本家人幹活，因而母親也隨之給人家喂牲口，做雜活。聽母親講，她寒冬臘月半夜起來去上房給牲口拌草，又冷又怕渾身哆嗦，整夜難眠。
在我兒時的印象裏，我總喜歡跟在母親的後麵。她去哪裏，我跟到那裏，為這個還常挨打。常言道，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六七歲時就跟著母親一塊忙碌起來，跑跑腿、帶孩子。十來歲時打豬草、拾莊稼，砍柴就是經常的事情，而且從來不要母親指派。一個夏收時節，我和妹妹就可拾到八九鬥麥子。每天一大早，我就領著妹妹同村子裏的其他孩子在田間、地頭、路旁歡快地爭搶收割時掉了的麥子。到較遠的地方拾麥，就一整天都不回家。那天，天剛亮我們每人帶兩個冷饃就出發，去離家10裏地的東閻塬塌溝拾麥，這地方人們常都不去，掉在地裏的麥子特別多，麥穗還大，不到半個時辰我就拾了三大把子，但我隻覺得幾天來連續疼痛的喉嚨好像越發厲害了。雖然，收麥天的太陽火紅火紅、曬得大地滾燙滾燙，我卻冷得發抖、舌幹口燥，突然，眼前一黑就栽倒在地，妹妹和其他孩子都過來扶起我讓我張開嘴，看兩邊還各有一塊白色的什麼東西。當時，我隻知道肚子疼是病，所以也就把這沒當回事，根本不懂這就是扁桃體發炎化膿。塌溝裏的野黃杏子很多，摘幾個拌著冷饃吃，雖然咽喉疼痛難咽，卻很香甜。吃了幾個黃杏子和冷饃，頓時覺得好多了，繼續拾麥子。趕到天黑回家，我背了一大捆，手中還抱了幾大把子，真是滿載而歸。母親邊誇獎我，邊聽妹妹講我喉嚨的病，她堅決不讓我第二天去拾麥子。我不顧母親的阻攔，第二天仍然上路拾麥。就這樣，沒吃一片藥，沒打一支針不知怎麼也就好了，也可能是勞動的汗水趕走了高燒和病毒。不過這樣反複的喉嚨疼痛給我留了終生的咽炎疾患。
打豬草是最有意思的活兒。下午一放學，三五成群的孩子提著筐子、拿著鐮刀，去田野挖野菜，什麼薺薺菜、圪能台、斜蒿、白蒿芽等都是豬的好飼料，但挖起來很慢，半個下午最多能挖一筐。若碰上像龔莊生產隊（臨村生產隊）苜蓿地那樣嫩綠嫩綠的二茬苜蓿，那隻需幾分鍾就能摘滿實實在在的一大筐子。一次，我們幾個孩子還有纏小腳的大嫂正興高采烈地邊誇讚苜蓿的長勢邊采摘苜蓿時，隻聽得一聲吼叫，一個大小夥子朝我們走來，我看勢頭不妙，拔腿就跑，在剛犁過、虛土掩過腳背的耕地裏要跑快還真不容易。跑出“危險”區後，我停下來扭頭一看，大嫂不但被人家截住了而且還倒去了全部苜蓿，她提了個空筐子過來了，我坐在地上笑得前仰後合。我將自己滿筐子苜蓿給大嫂分了一半，大嫂笑著說：我再也不跟著你們這些猴兒子們一塊拾菜了。
砍柴是我10歲時學會的，村子裏還有幾個女孩學著砍柴。大一點的男孩子常常欺負這些女娃，不讓在他們“號”了的勢力範圍內砍。我常和這些欺負女娃的男孩子吵架：“這柴不是長在你們家的鍋台上，為什麼就是你們的！”我是不怕他們的，我理直氣壯地和他們講理，他們若要打，我就拿起砍柴的鐮刀準備和他們拚，他們也就讓步了。我每次挑著一小擔油胡龍好柴回到家，母親都要誇讚一番。孩子多，布料缺，母親做不出來那麼多的鞋子，光著腳丫子在滾燙的麥茬地裏和泥濘冰滑的山窪裏行走那是常有的事。因為沒有大家畜，碾米、磨麵全靠姐姐和母親用人力去推。哥哥10歲時就去龍首、寇家河村給富裕人家放牛放羊。聽哥哥說：一次一隻羊丟了，他一個人摸黑去深溝裏找。一次他趕著羊群往回走，一隻狼跟在他後邊，他用鐮刀勾著一捆棗刺抵擋著狼前進，硬是堅持走到村邊，狼才棄他而走。
解放後，雖然家裏的生活依然清苦，但母親的心情卻很暢快。她天性聰穎，又樂於接受新事物，村裏開辦掃盲班，她總是積極參加，一次不落，直到嫂子有了孩子，她依然抱著孫子在掃盲教室外的石台上聽課。最後，她不但能念出牆上所有的標語，晚上看著戲本還能唱出幾段來。六一二年困難時期，家裏人好幾個月甭想吃上一頓白麵，但隻要是給村裏來的工作組管飯，她就千方百計到鄰居家借來白麵給工作組的同誌擀麵吃。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母親多次給哥哥報名去參軍，最終還是因哥哥不滿18歲而沒去成。母親常給我們講，新社會好、共產黨好、毛主席好，她這種樸素的階級感情深深地影響和熏陶了我的一生。
母親樂於助人，心靈手巧，在村子裏威信極高，是人人稱道的好人。誰家的孩子沒奶吃，她就給自己孩子省點吃，給人家的孩子喂。凡是到家門口討飯的，寧肯自己不吃，也得給討飯的吃。記得我用工作後第一個月的工資給母親縫製了一床新鋪蓋，她一次還沒蓋過就主動借給村裏人家娶媳婦用，兒女們有點不願意，她卻說：“娃呀！你媽窮得一輩子經常借別人的東西，今天，我有東西借給人家，我心裏很是高興。”
母親生性靈巧，很有些無師自通的小本領，她會給村上大人、小孩裁衣服，經她手剪的鞋樣子，做成後，穿在腳上既好看又舒服。村子裏誰家的孩子、大人病了，不論白天還是黑夜凡是叫她，她都給予幫助。母親的土方子多，比如，拔火罐、用針刺、用酒洗，不知怎麼折騰一番，病就好了。母親善解人意、辦事公道，她還是村裏調解委員會成員，經常給人家平息婆媳矛盾和妯娌糾紛。
母親在十分清貧的日子裏愛著我們，善待著周圍的人，雖然她和我們常常陷入無衣無食的境地，生計的艱難使她在夾縫中做出不得已的選擇（孩子抱送別人），但她從不消沉，從不流露悲傷之情，她為了讓我上學千辛萬苦，為了讓我好好工作，托著病體給我帶孩子。1970年5月12日，隻有56歲的母親，就永遠離開了我們。送靈的那天，全村人都哭了。
求學
我的求學之路可以說是一波三折。上學、輟學、上學、輟學、上學。1952年母親將小妹抱養給人後，我便在本村的小學上學。由於家境貧寒，父親早逝，注定了我求學之路的艱辛和坎坷。
每天天剛亮我就第一個到學校，早讀、上課。沒有錢買筆和紙，我就用柴棍在學校院子的土地上寫，柴棍成了我手中的筆，土地成了我永遠用不完的紙。寫滿了院子，用腳一擦，就什麼也沒有了，重新還能寫，寫了擦、擦了寫，樂在其中。要學寫毛筆字，怎麼辦，母親不知從哪裏給我弄來些黃本貢紙，小同桌寇乾坤常把他的紅杆毛筆借給我用，我刷寫的大字最好！老師常常給我吃滿圈。後來，乾坤一直在家務農，如今白發已經上了頭，前幾年我回家，順路總要看看他。1957年秋季，我考上了離家15裏路的田莊完小，上了一學期，就因家裏的生活困難而停學。一回到村裏，生產隊就兩次派我這個12歲的女孩子頂名額去幾十裏以外的馬山、北張寨去當民工，但都因年齡太小而被退回。從此每天同其他成年婦女參加生產隊勞動。其他婦女每天記8分工，而我隻記6分工。當時我很不服氣，雖我年齡小，但我幹活很賣力。記得1958年夏季收麥時節，我和成年婦女一樣每人攬割三行麥子，因為是按定額記分，隻要割麥子快慢一樣就記同樣多的工分，13歲的我揮舞著鐮刀毫不示弱，雖然烈日炎炎我汗流浹背，但割麥子的速度並不比她們慢。爭強好勝的我沒想到隨著“砰”的一聲，我手上的鮮血直往下淌。由於太快，一塊石子使鐮刀飄了起來，削在了我的左手指上，七爺、九嫂過來給我用刺棘水止血包紮。現在我看到左手指上的疤痕，就回想起來在蒸籠似的麥子地裏拚命割麥子的場景。就這樣春種、秋收、耙耘、碾打、砍柴、挑水、挖藥材、打樹籽，一天也不閑著，雖然腳上腫泡，手上有老繭，可我一點也沒覺得，隻想盡快改變家裏的貧窮麵貌。艱辛的勞動鍛煉了我頑強的意誌，我從不叫苦叫累。但是，每當看到其他同齡的孩子背著書包去城裏上學時，我就禁不住眼淚往下流，有時我怕自己哭出聲來就躲開人群去地邊小聲哭一陣，待擦幹眼淚，又掄起鋤頭、钁頭繼續幹。“大躍進”的1958年提倡婦女和男人一樣學習犁地、釤麥（一種很講技術和力量的收割方式）等農活。我除了不會薅草，其他的犁地、揚場等都還學得不錯。在以後學校的勤工儉學中，我帶領學生套牛犁地、收麥子揚場，全不需要其他男社員來幫忙，社員們投來了驚訝而異樣的目光。
就在我回生產隊勞動的第二年，家裏為了給哥哥娶媳婦、度春荒，就將我許配給距我們村子100多裏以外極偏僻的安河村一戶安徽人家。因為是經表哥介紹、由哥哥去和人家當麵定親的，所以我和母親都不知道實情。後來當母親得知這戶人家的兒子是矮個子、禿頂頭、紅粘眼時，就後悔當初不該讓哥哥一個人去給我看對象定親。母親狠狠地罵走了介紹對象的表哥，數落了不負責任的哥哥。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因為把人家的錢也花了，糧也吃了。不過，從此家裏再窮母親也不要人家的東西。兩年後，人家來逼婚，哥哥叫了幾位能說會道的家族長者，在打麥場裏勸我出嫁，我堅決不從，哥哥掄起了棍棒追打我，我就朝著侯莊公社的方向邊跑邊喊著要去公社告他們。這是母親暗地裏給我教的，其實當時我隻知道堅決不服從，其他怎麼辦，心裏根本沒底。
1959年秋，我又向母親哭著要上學，母親讓我到大奶家借了2元錢，我便裝著給豬拾草溜出了院子，直奔田莊完小（因為窮，哥哥堅決反對我上學）。我找到學校教導處的主任，他個子特別低，像個孩子（後來才知他叫裴誌民，當了縣衛生局副局長）。一隻腳下踩個籃球，態度很和藹，我對他哭著、訴說著我如何從這所學校輟學回家和想複學的理由。也可能是我的訴說感動了他，好心的老師收下了我。我如魚得水，那個高興勁、學習的努力和認真是可想而知的。假期、星期天我挖藥材、打樹籽，千方百計積攢學費。學校離家遠，同學們大都上灶，而我沒錢上灶，能給家裏要上5角錢的“水灶”費都是不常有的事。每周從家裏背上一袋子糜子饃、一瓦罐鹹菜。一個周六回家背饃，晚上下起了鵝毛大雪，直到第二天中午，還沒有停住的意思，星期一是要上課的，我沒有絲毫的猶豫冒著大雪往學校趕，路上的積雪幾乎埋過膝蓋，田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根本分不清天上地下，雪花打得眼睛都睜不開，全憑著十分熟悉的感覺辨別路向。我剛走到龔莊村背後的地塄小路上，就一個跟頭翻到了丈八高的地塄下，原來我將路旁枯草上的積雪誤為路，腳一踩下去就踏空，多虧厚厚的積雪，一點也沒跌疼，鹹菜瓦罐也沒摔破，由於罐口用紗布蒙著，鹹菜也沒倒出來。隻是眼前雪地上多了許多小黑窟窿，原來是饃袋子的口沒紮住，饃被倒出掉到雪中了。我把手伸進小窟窿一摸，便能取出一個黑糜子饃來，待饃從雪中全部摸出，又急急地往學校趕，天沒黑就到了學校，一看衣服全濕透了，鞋子就像從水中撈出的，到宿舍一看，除我之外，凡是回家的學生沒有一個到校的。被雪水浸了的糜子饃很難吃，但我一塊都沒扔，全部派上了用場。還有一次，我從家背饃剛走出店子灣胡同，快要過巨頭橋時，猛然發現，從橋頭坡上來了一隻狼，盡管我以前拾野菜時碰見過狼，但當時，我仍然覺得全身的毛孔都張開了，刹那間，腦子一片空白，希望前邊可能是一隻狗，但又知道在這荒郊野外，連接兩條深胡同、荒蒿白草、土石倒塌破爛不堪的崾嶮土橋地帶哪能有狗。崾嶮土橋的兩邊盡是深溝，怎麼辦！返回？身後的胡同又深又長，狼追上來，可就完了，我隻十三四歲，肯定鬥不過狼。肩上挑著饃和菜的燒火棍被攥的更緊了，如果狼過來了，我隻能和它拚了。我屏住氣盯著狼的一舉一動，狼上了小坡後，在稍停一下的同時，頭朝我這邊望了望，又大搖大擺地向著左側的荒草坎塄走去。狼沒有直接向我撲來，使我稍鬆了口氣，但仍不敢前進和後退，更不能繼續站著。要想使狼看不見，盡快從土橋過去，就得從右側匍匐著爬過去，可是剛爬兩步，鹹菜瓦罐就差點被碎石碰破，我幹脆站起來跑，又怕狼看見追過來，你能跑過狼嗎？至今都記不清，我是如何連滾帶爬越過那個讓人魂飛魄散的巨頭橋。隻記得過了橋，我一口氣爬上了地塄上唯一的一棵杜梨樹，尋找剛才那隻狼的蹤跡，我一眼便看見它悠然自得地臥在對麵那個荒草坎上，看樣子狼根本就沒理會我過橋與否。盡管樹上的杜梨刺劃得我手腳出血，但我終究脫離了危險，看見兩邊塬上將要成熟的麥子柳黃一片，心情一下子舒坦了許多。從此，每周一個人回家走到這裏，我就先上樹看看橋上的動靜，才敢放心地走。生活的艱辛和求學的不易，使我深深感到能坐在教室裏聽課是非常幸福而難得的。因此，在學習上，我異常地勤奮和努力，每門功課成績都是第一。我又是學生幹部，不管是學習還是集體活動，經常受到老師的表揚和學校的獎勵。
1960年我被保送到黃陵中學上學，分到唯一的一個試驗班，還是班裏的學習幹事。這時，母親帶著小弟去新疆給姐姐看孩子。我和妹妹、大弟跟著哥嫂過。大弟在城關二小上學，當時正是自然災害和困難時期，生產隊的社員已不在食堂吃飯，給每戶每人按兩分米或麵，一家五六口人隻能稱得一斤多一點糧，哪裏有糧給我和大弟往學校送。學校也組織學生拾紅薯、白菜葉充饑。要上學多少也得有點糧呀！不知有多少個人餓得皮膚黃腫。為了保證大弟在校學習，我又一次退學了。
我又回到了生產隊，同社員們一起參加勞動，而更重要的任務是拾野菜充饑。1961年春季，母親拖著沉重的病體從新疆回來，看到母親回來，我們高興起來。但她一雙眼睛看不見了，渾身腫得怕人，大夫說是肝腹水了，哥哥千方百計給母親買藥，我精心侍候著母親，經過兩個月的精心護理和治療，母親竟奇跡般地好起來，眼睛也複明了。我要複學和解除家裏包辦婚約的事又有希望了。母親暗地裏是支持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