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作家生活(1 / 3)

假如

你有幸在巴黎度過青年時代

那麼

此後的生涯中,無論何時何地

巴黎都會在你心中

因為

巴黎是一個流動的宴會

歐內斯特·海明威

贈友人1950年

巴黎,這座塞納河上具有神奇色彩的名都,數百年來,就是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薈萃之地。20世紀20年代初期,巴黎不僅是文化藝術中心,而且物價也相當便宜,為文學創作提供了良好的氣氛,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生活地和工作地。當時,許多著名英文作家和法文作家都定居巴黎,這裏還有數以百計刊登新興作家作品的小型雜誌。

從1921年12月到1928年3月,這六七年中海明威在巴黎居住的時間大約占了一半,離開巴黎的時間也是一半。1921年以《多倫多明星日報》駐歐記者身份到達巴黎時,他還是一個新婚燕爾的青年;等離開時年近而立,且與結發妻子離婚。在巴黎,海明威學習創作,廣交文友,練習拳擊,欣賞名畫,外出旅行,過著清苦而又充實的生活。巴黎則為他提供了用武之地,藝術上的熏陶,文學上的砥礪,為他成名、成功鋪平了道路。

巴黎是海明威筆墨生涯的起始點。駐歐記者的工作使他得以廣泛接觸社會各階層,鍛煉了他對生活的觀察力,為他提供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巴黎還銘記著他與當時許多著名作家的友誼。通過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紹,海明威初到巴黎就認識了在巴黎文學界頗有影響的斯泰因,又先後結識了龐德、劉易斯、福特等人,他們討論文學和自己的作品,在創作上也相互影響。這些在他的晚年回憶錄《流動的宴會》中都作了詳細刻畫。

1921年12月5日,海明威攜同新婚妻子從紐約乘船前往法國。輪船在西班牙的維哥港作了短暫停留。停留期間,海明威寫了一篇有關在西班牙釣金槍魚的文章。在船上,粗通法語的哈德莉教他口語,海明威法語表達能力差勁得很,哈德莉評價說:“海明威法語實在不怎麼樣,怎麼也講不好。但他居然能湊合著說下去,也能聽懂別人說。”海明威在語言學習上很下了一番工夫,後來他的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雖不大準確,卻通順流暢,他對最感興趣的諸如運動、鬥牛以及戰爭等方麵的專門詞彙運用自如。

1921年12月22日,海明威夫婦到達巴黎。他們正好趕上了在歐洲的第一個聖誕節。把行李安頓在賓館裏後,夫妻倆就去吃了一頓豐盛的聖誕節午餐。美中不足的是海明威低估了飯錢,算賬時才發現口袋裏的錢不夠,哈德莉隻好尷尬地坐在座位上,等著海明威回房間取錢來付款。

1922年1月9日,海明威夫婦從賓館搬到勒穆瓦納紅衣主教街一幢相當簡陋的公寓裏。勒穆瓦納是巴黎醉漢和貧民集中的地區,十分陰暗沉悶。海明威夫婦住的是一個有兩個房間的大套間,浴室是一間凹進去的小房間,裏麵有一個盛汙水或小便的大桶。海明威說這套公寓對那些習慣於密執安那種使用戶外廁所的人來說會感到夠舒適的了。而哈德莉出身富裕家庭,認為居住條件太過簡陋。但她性格柔順,凡事都依從海明威,從不口出怨言。

初到巴黎的海明威人地兩生。他一方麵希望手中那點錢能多維持一段時間,另一方麵則陶醉於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告訴多斯·帕索斯:“我們一個月花銷250法郎(合18美元),住在巴黎最古老地區一座高山頂上,這是一個很優美的地方,下麵有一座青春舞廳,你可以聽到為舞會伴奏的手風琴聲,但一點也不幹擾你。”他給在芝加哥的表兄妹寫信,說他們生活得很豪華,有客廳和更衣室,還有一個女傭為他們服務。誇張得可以。

這個狹窄且喧鬧的公寓對海明威的創作幹擾極大。為此,1922年初他在一個旅店租了一個小房間用於創作,但更多的時間是在咖啡館度過的。一個筆記本、一支鉛筆、幾杯朗姆酒和一盤葡萄牙牡蠣便可以過一天。海明威常去的咖啡館叫丁香園,他每天一大清早就去那裏,簡直算是他的根據地。海明威那時有點迷信,寫作時經常在右衣袋裏放進一根七葉樹枝和一條兔子腿,據說這樣能交好運。海明威白天集中精力從事創作,對其他一切漫不經心,創作順利時通宵達旦地寫,如果一天預定的工作沒有完成,他就不去娛樂活動,如果一天也沒寫出東西或寫得不好,他會感到痛苦,脾氣也暴躁起來。海明威最討厭的事莫過於寫作時有人去打擾他,如果有人這樣做了,他可能翻臉不認人,為此得罪了不少朋友。遠在他的作品被人們認可之前,海明威就對自己在文學界的前景充滿信心。在《午後之死》中他宣稱:“最偉大的事莫過於持續下去並完成你的事業。”

海明威喜歡給人一種錯誤印象,即成名前他一貧如洗,其實不然。旅居巴黎時海明威年收入3000美元,這在歐洲是一筆很大的收入。即便每日花5美元維持兩人舒適的生活和旅行,還能省下1200美元。他們住的地方很便宜,但吃得很好。在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的德國旅遊時,海明威夫婦在設備齊全的旅館住了4天,包括夥食費在內,每天隻花80美分。在巴黎,14法郎兌換1美元,他們住的旅館是1美元一天,較豐盛的正餐隻需50美分,每周還到一家昂貴的米肖餐館去吃一頓,在那裏可以看到愛爾蘭作家喬伊斯一家在附近桌上就餐。海明威還把錢花在自行車賽和賽馬的賭注上,以及到瑞士和奧地利滑雪,到西班牙看鬥牛和漫遊意大利北部。1925年他花250元買了米羅的畫《農場》,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哈德莉。

海明威在體育和娛樂上一向大方,但對哈德莉的衣著消費卻很吝惜。他一直沒為哈德莉添置新衣,並荒謬地說:“不買任何新衣服,你就能省下錢來享受了。”哈德莉性格溫順柔和,在許多事上都遷就海明威,再說她母親為她選購衣服時多以便宜為標準,所以她對此保持沉默。但她的朋友卻看不慣海明威不近人情的做法,對他叫嚷道:“哈德莉這樣逆來順受也太蠢了,她的衣服破舊得無法上街,何況還是她自己的錢。”海明威一直認為他母親控製著他父親,因此決心主宰自己的婚姻,一開始就對妻子很嚴厲。他的文友斯科特·菲茨傑拉德一次笑著對哈德莉說:“我注意到在海明威家裏,你的一舉一動都得聽海明威的。”也許海明威並不喜歡這樣做,但菲茨傑拉德的話卻是事實。

海明威早餐時常常全神貫注地思考寫作問題而緘默不言,用過飯後就去租來的小房間或咖啡館寫作,經常撇下妻子一人孤單地呆在公寓裏。哈德莉有時覺得隻關注自己工作的海明威很難相處,對沉悶孤寂的公寓也日益厭煩。但總的來說,她喜歡這種新生活,也很快活。她的法文有所進步,學會了烹飪,還周遊了歐洲。

1922年1月,他們剛一定居下來,就購置了滑雪裝備,和欽克一起到瑞士滑雪,他們在阿爾卑斯山蒙特勒西北5英裏的謙比度假兩周。5月,他們在謙比再度與欽克相逢,盡管沒有足夠好的長筒靴,他們還是通過茫茫的雪地,穿過聖伯納德山口,進入意大利。這次旅行不盡如人意,海明威高山反應嚴重,哈德莉憂心忡忡地扶他上山,而欽克則成了專職腳夫,身上背著三個包。

1922年12月中旬,哈德莉從巴黎趕往洛桑,打算和正在采訪洛桑會議的海明威去作另一次滑雪休假。她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箱,裏麵是海明威尚未發表的全部手稿、打字稿和複印本,包括他1919年在佩托斯基搜集的素材,一些“有關堪薩斯城的優美故事”和他的最新作品。當車在裏昂停留時,箱子被盜,盡管事後多方查尋,手稿如石沉大海。

1924年12月6日海明威在給比爾·史密斯的信中敘述了此事。他說,哈德莉把裝滿手稿的手提箱放在她的車廂內,然後離開車廂去看她的衣箱是否裝上車,當她返回時發現手提箱不見了,她好幾天不敢把這事告訴他。當哈德莉說明真相時,他感到非常難受。

這件事使海明威受到極大的震動和傷害。手稿的丟失不僅使他多年的心血化為烏有,還給予他可怕的心理影響,以致海明威一度認為自己不可能再從事創作了。瑪塞琳也證實說:“他是徹底的病倒了,這件事幾乎置他於死地。”

哈德莉對丈夫的作家生活了解甚少,漫不經心地攜帶文稿,而不是把它安置在安全的地方,從而使丈夫感情與思維的成果丟失。這種打擊對他們的姻緣無疑是一種災難,給夫妻關係蒙上一層陰影。深感內疚的哈德莉理解了海明威當時的悲痛心情:

歐內斯特是那樣深情地把自己融化在他的作品中,我認為他一直沒有從這個無法挽回損失的痛苦中恢複過來。

青年時代的海明威舉止文雅,富有魅力,保持著美國中西部人那種活潑、明快、熱情的作風。他在巴黎廣交朋友,在頭一年內就結識了許多在文學界有地位、有影響的朋友。說來也有趣,懂得法語的海明威雖然認識畢加索、米羅、帕散等藝術家,但他最親近的朋友不是美國人就是英國人。

海明威在巴黎結識且對他影響頗大的朋友有埃茲拉·龐德、格特魯德·斯泰因、西爾維亞·比奇、詹姆斯·喬伊斯、溫德姆·劉易斯、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等。這些朋友和他一起飲酒、旅遊,激勵他,幫助他,教育他,為他畫像,為他出版作品。

埃茲拉·龐德是美國詩人、批評家和翻譯家,對20世紀美國詩歌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他的詩強調用字要精煉,不用廢字,不用修飾。龐德16歲進大學,畢業後在華巴施大學任教,因行為不檢點被辭退。他遂離美赴歐,先到倫敦、巴黎,後去意大利。二次大戰中他為意大利作法西斯宣傳,戰後在美國受審,但因為精神失常而被送進醫院。1958年他被取消叛國罪的控告,回意大利定居,1972年去世。

龐德比海明威年長14歲,1920年以來一直住在巴黎,與芝加哥、紐約、倫敦以及巴黎所有先鋒派雜誌都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是喬伊斯、劉易斯、福特和艾略特的親密朋友。龐德在香聖母院路的工作室與斯泰因的沙龍、西爾維亞的書店齊名,都是巴黎文人的聚集中心。1922年2月初,海明威從謙比滑雪回來,在西爾維亞·比奇的書店中偶遇龐德,兩位作家相見恨晚。對詩歌、散文、拳擊和鬥牛等的技巧深感興趣的海明威像小學生一樣來找龐德,拜他為師,學習那種簡練、精確的意象主義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