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會存在著早就應該拋棄的等級製度。
有一部電影反映了德川時代監獄裏等級森嚴的情況。在牢房裏，特意準備了20個“榻榻米”。犯人中地位最高的大牢頭坐在10層厚的榻榻米上，他身邊兩個二等牢頭坐在3層厚的榻榻米上。再次一等的好不容易分到1個榻榻米，絕大部分普通犯人根據自己的地位依次坐在地板上。新來的犯人則誠惶誠恐地坐在門口靠近馬桶的地方。不僅如此，新犯人每天要少吃一頓飯，把節省下來的食物和家裏送來的物品獻給地位高的犯人。老犯人對新犯人施加私刑，以此作為消遣和快樂。新犯人必須學會忍耐，升到普通犯人後就可以欺負更新的犯人。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了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關押著日本軍人的蘇聯勞改營裏的犯人實行著等級製度，食物分配和勞動輕重都存在著差別。有些日本犯人玩弄手段，以便當上幹部。相反，德國被俘軍人團結互助，取得了犯人的自治權，物質條件也不斷改善。可以說，向往當上一名“牢頭”的現象是日本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今天日本的各行各業中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不論在戰爭中還是在平時生活中，日本人隻要遇到一點出人頭地的可能性，忠實起來就像狗一樣，狂暴起來比狼還凶狠。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本民族也許缺乏團體自治能力。每當掌權者撒下一點誘餌，就會有人為此叛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被占領，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周圍聚集著一群不顧臉麵隻會拍馬的政界財界要人。在公司和政府各個部門，到處充斥著一群為了乞求上麵給一點點好處和權力而瞪著眼睛四處鑽營的無恥之徒。工人運動中出現了“情報室”、“第二工會”等奸細組織。
日語的特點也反映了這一缺陷，它在人際關係用語方麵特別發達，說話時，要格外細心地區別對待彼此的身分和長幼關係。歐洲所通用的“您”的稱呼，隻是區分一般人和特別親密者的關係，無所謂等級差異。將來，日語即使被人稱作隻是為表述統治、服從及差別才得以發展的，絲毫不能表達人們的橫向關係和愛情，也算不上過分。日語還是表達方式曖昧、含混的語言。任何國家的語言都能明確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態度，惟獨日語肯定和否定的差別隻有在全句表達完畢時才能知道。這就使得日本人有機會根據上司的臉色巧妙地改動句尾。其他方麵的詞彙在日語中不夠豐富，神經官能症、憂鬱症、歇斯底裏在日語中是同一個詞，聾子、跛腳、殘廢在日語中都含有辱罵的意味，而英語中的殘廢一詞卻含有憐憫的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表現出來像蘆主星娑誓沒有思想。
在外國，不用說意大利水城威尼斯的風光和紐約巍峨的摩天大樓，即使毗鄰相近的兩個小鎮也會情趣各異，別具風致，連無名小鎮也會因奇趣非凡而令遊客流連忘返。這些都使日本的城市相形見絀。日本城市的風貌概括地說起來，就是由一些平板式的建築簡單地拚湊在一起的村落。
在國外的宴會席上，當東道主端出珍貴的佳肴，而客人們又不知道食用方法時，日本人的劣根性就會充分暴露無遺。西班牙人的表情是興奮異常，第一個伸出手來；德國人先是觀望一陣，似乎在思考一種恰當得體的方式；英國紳士則會仔細地請教了食用方法後，才舉起叉子。隻有日本人擺出一付完全洞悉的神態悄悄地等待著。如果誰率先試一試，那日本人就會隨後跟上，立刻仿效。
因此可以說，領導新潮流的絕不可能是日本人，但落後於他人的同樣也不會是日本人。他們雖無創造性，但特別擅長模仿，雖對未來毫無預測和計劃，但又特別能忘我地醉心眼前的現實。所以有人評價日本人說：“他們向他們向來就是沒有思想的蘆葦，是僅具人形的人。”
懼怕與人公開對立而把自己的思想、意見深深埋在心底的日本人，視沉默為美德，奉寡言為最佳處世方法。他們把這種極為卑怯的行為當作一種道德規範，而且借用了格言的形式來表達，即“沉默勝於雄辯”。所謂日本人的沉默，實際上是一種表現自己主張和態度的方式，隻是這種方式僅局限在拒絕別人的場合，即沉默是最好的拒絕。與此相反，不負責任的背後議論，喋喋不休的聊天閑談，正是日本人的特點。像日本人這樣饒舌的民族，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所以，有人說在日本社會中沒有私生活的秘密。
三、勤勉精神
日本人的勤勉舉世聞名。1983年，美國總統裏根訪問日本，他在眾議院發表的演說中說道，日美關係極其重要。現在的日本處於老師的地位，我要建議那些不相信人的幹勁能創造奇跡的人們來日本看一看。
裏根說，我在加裏福尼亞看到了勤勉的日本人給我們帶來的許多奇跡。他特別舉了一個例子：1865年，一個名叫長澤鼎的留學生為了學習是什麼使得西洋經濟強大、技術進步而離開了日本。10年以後，他在加裏福尼亞開辦了一個小葡萄酒廠，不久就成為加裏福尼亞聞名的葡萄酒大王。
韓國第一位訪問日本的總統全鬥煥回國時，在機場發表聲明，強調指出：“我們知道，日本取得的經濟發展和他們勤勉、誠實、團結的長處是分不開的，我們必須有學習他人長處的廣闊胸懷。”
日本人為什麼這麼勤勉呢？外山茂對此進行了分析。
日本人的勤勉不僅是長時間的勞動，而且包含才智、靈巧、精於計算等。作為日本資本主義的活力，應該舉出勤勉。當然，這不是說所有日本人都勤勉，也不是說別的國家沒有勤勉的人，隻是相比較而言。
據說，在美國，工薪階層期盼著到退休年齡，從工作中解放出來，自由享受餘生的日子的到來。退休之時，朋友們都表示祝賀。大多數日本人相反，不喜歡退休，希望繼續工作。日本人的這種情緒是從哪裏來的呢？也許有日本人不如美國人那樣富裕，如果不工作就不能生活的原因在內。但是，世界上比日本貧困，但勞動積極性卻不高的國家很多。日本人雖然到達了相當高的生活水平，但想繼續工作的人是大多數。在一次NHK組織的老人會議上，一個老人說：“我領取退休金，好歹生活沒有困難，但是想無論如何也要工作。不工作的日子是難以忍受的。”
這種勤勉產生於日本人的“邊境意識”。從上古到近代以前，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國家，日本是遠離中心的“東海上的散粟國”。如果說中國人有中華意識，那麼就可以說日本人有邊境意識。因此，日本人持續不斷地努力，吸收中國的學問和文物製度，使日本不劣於中國。在漫長的1500年期間，日本人謙虛積極地不斷學習，努力不懈地追趕。直到明治維新，日本人的邊境意識發生轉變，從當時的世界形勢判斷，日本在實行開國，吸收西歐文明，謀求發展國力之外，沒有其他維護獨立的道路可走。此後，邊境意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隻不過它轉換成日本是相對西歐文明落後的遠東一個小國。
但是，近代日本向西歐學習的內容也包括了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統治，結果招致了中國的抵抗，與英美的利害衝突激化，發生了15年戰爭。在這期間，皇國史觀和日本精神論統治了輿論界，日本負有從東亞驅逐歐美勢力的曆史使命的思想支配著人們。這是表麵上日本人丟棄了邊境意識的惟一的一個時期。
日本戰敗之後，邊境意識比戰前以更徹底的形式再生。大多數日本人認為，我們在所有方麵都比歐美各國落後。必須向他們學習，盡早追趕上他們。日本經濟史無前例地高速增長，舉世矚目地實現了現代化。如果沒有國民的勤勉，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勤勉是對自己職業的忠實，是把用低成本生產優良商品，以便有益於社會作為人生價值。
天沼香從另一個角度分析了勤勉精神，把勤勉作為“頑張”的一個側麵加以把握。
“頑張”是日語中的一個詞彙，在其他國家的語言中沒有相對應的詞。《日漢詞典》把這個詞解釋為：頑固、堅持、固執己見；（不向困難屈服）拚命努力、不甘後人、不甘示弱、鼓勁、加油；（堅守地位、場所）不動、不走。日本人不僅在升學考試、就職工作等人生重大轉折時，而且在日常生活的許多場合，經常使用這個詞。
升學考試需要“頑張”，新年發出的賀年片寫的是“頑張”，工作要“頑張”，結婚儀式上也用“頑張”鼓勵新人，新婚旅行之際也用半打趣半羨慕的口氣用“頑張”送行，甚至旅行歸來，女友來問候，說的是“頑張”做飯。
在日語中，除了“頑張”，“拚命地幹”、“發奮”、“緊張”等相當於使身心緊張起來的詞彙不少，而相當於使身心解放的詞彙卻看不到。這意味著，前者的行為方式在日本人中普遍，後者的行為方式在日本人中不普遍。在日本，“休閑”、“不工作”、“什麼也不幹”多意味著消極的含義，至少沒有賦予它積極的意義，所以在日語中沒有表示這種狀態的詞彙。令人悲哀的是，日本人甚至連在“閑暇”和“休假”時也“頑張”。
一些學者認為，“頑張”是日本人的性格。許多普通日本人也有“日本人是‘頑張’的民族”的意識。
不過，人很難長時間持續保持緊張。所以，日本人往往不是立於長期展望去考慮問題。戰爭、經濟、政治等等，一切都是立足於短期決戰。隻要“頑張”了，成功了當然好，不成功也沒有問題。這成了日本人的行為美學。這樣，“頑張”成了目的。日本人容易陷入狂熱，存在著集體向一個目標進發，難以有效阻止的傾向。如果在這個時候，有極少數人突然試圖停止腳步，走向不同的方向，他就會被壓製，被扼殺，絕大多數人繼續原來的行動。
日本人為什麼“頑張”？在種植水稻進行農耕的彌生時代開始之前，存在著一個被稱為“繩紋農耕”的農耕形態。這時的農耕還不是繩紋人的主業。他們主要賴以為生的是狩獵和采集，農耕隻是一種補充。在原始共同體中的水稻種植農耕的存在方式對包括“頑張”在內的日本人的核心性格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因為從這一時期開始，水稻種植農耕一直貫穿於前近代，基本規定了日本人的全部生活，從而也規定了日本文化的形式和內容。
明治以後，日本慢慢地向近代資本主義轉變。但是，盡管生產方式發生了180度的轉變，與此相伴，社會狀況也發生很大變化，由貫穿於前近代的水稻種植農耕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卻在明治以後被日本人繼承了下來。即使在生產方麵原來對成員加以嚴格限製的“共同體”消失了，但在生活方麵、思想意識方麵“部落共同體”和“模擬共同體”仍然在近代日本起很大的作用。
那麼，水稻種植的情況如何呢？在彌生時代後期的遺址中可以看到，水稻種植需要修整水田，挖掘溝渠，春天播種，秋天收割。在近年來才開始大規模使用農業機械以前，水稻種植的季節性，以及在短時間內集中投入勞動力插秧收割的模式都延續的是過去的方式。在插秧和收割季節，哪怕多休息一點，也會對收成有很大影響。這樣共同勞動的必要性加強，共同體對成員的限製被強化，土地自然也是共同體所有。在同一時期，日本以外的許多地區，與穀物種植大約同時開始飼養家畜，可是日本卻沒有開始。不僅如此，畜牧在日本一直發展緩慢，直到近代，水稻種植對日本人來說極其重要。
種植任何作物的農業都有比較繁忙和比較閑暇的時期，但都沒有像種植水稻這樣極端的農忙期和農閑期。因此，在水稻種植的農忙期，必須拚命地“頑張”。集中在一定時期內的精神上和肉體上的緊張，對於更好的收獲是必須的。這就是日本民族性格形成的一個原因。
也許有人會批判說，東南亞各地許多民族不是也種植水稻嗎？雖然事實確實如此，但問題在於，這些地區受惠於不需要像日本那樣“頑張”的條件。這些地區靠近稻的原生地，氣候條件適合於水稻的生長。一年之中，氣候持續相當溫暖，在任何時候都可以種植。不必那樣“頑張”。與他們相比，日本民族是由外部傳人水稻的後發稻作民族，必須在不太適合水稻生長的氣候條件下種植，自然也就必須“頑張”。
日本人的“頑張”性格在現代化的起飛過程中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和表現。
開國和明治維新的日本迎來了經濟政治的大變動，一定程度上提高民眾的知識水平，培養對國家有用的人材是當務之急。為此，政府廢除了根據出身、社會階層製定的各種等級差別，取消了士農工商等級，實行了“四民”平等，允許百姓有姓。在教育製度方麵，經過一係列改革，在民眾形成了一種幻想：有能力而且努力的人，不管出身階層如何，都可以升人高一級學校，由此自己的社會地位也可以上升。對於明治政府來說，這樣的政策是為了把有能力的民眾吸收到統治階層中，擴大統治層。從實際結果來看，政界、財界、官界、學界中新的指導者的出身大多數是舊統治階層和富裕的中產階級，但也有少數下層出身者。這就使得幻想深入到民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