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承認中國古代文化中“民主性”的東西，對曆史有進步意義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吸收其精華，並要有批判、有區別地加以利用，這就是毛澤東對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
比如，“民本”思想是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獨具特色的內容，在對待人民的態度上是有“民主性”的思想。但在“君以民為體”，“民者國之本”的民本思想中，民與君二者的價值並不相等。這種民本思想基本上是地主士大夫的思想，他們提倡“君輕民貴”思想的實質是為了維護封建的統治。毛澤東確立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之後，把他所熟知的古代民本思想改造升華為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權的思想。馬克思說：“隻有人民對外完全獨立並且組成自己的國家，才談得上人民的主權。”在實踐上，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國家獨立，爭得了人民民主。在思想上，他反複強調人民群眾是曆史創造者的原理，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把群眾路線作為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他在這方麵所作出的一係列生動而深刻的論述，是對古代民本思想的批判吸收，並在全新意義上加以解釋，深刻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權思想。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如何捍衛和發展人民主權，跳出中國曆史上“興勃亡忽”的周期率，也就成為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後經常思考並力圖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在他的許多著作、談話、文稿、批注中都留下了他對此思考的痕跡，其中，也有他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批判吸收古代民本思想及曆史經驗的記錄。例如，他不止一次提到西漢初賈誼的名文《治安策》，稱之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是一位有獨立見解且敢於直言的年輕人，有濃厚的民本思想，他曾提出：“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他看到漢初社會奢侈之風已起，豪強掠奪造成社會不穩定，因而提出要百官清廉和農業為本，以求得長治久安。毛澤東很重視這兩點，認為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仍然值得大家注意，他要求高級幹部要多讀幾遍《治安策》。毛澤東還很重視賈誼的另一篇論文《過秦論》，這是賈誼縱論秦朝興亡的經驗教訓，為漢文帝改革政治、克服社會弊端提供曆史借鑒。意思是說：秦王在統一六國時，可以用暴力取得成功；統一天下之後，就應該順應人民的意願，施行仁政，才能保住天下。而秦始皇對人民施以暴政，所以很快被人民起義所推翻。毛澤東很重視賈誼總結曆史經驗所得出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這個結論，並專門在批注中加以引用。
1967年，毛澤東在一次中央會議上向領導幹部推薦《觸龍說趙太後》一文時說：“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製代替奴隸製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表剝削階級，而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複辟，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力就會被奪回去。”《觸龍說趙太後》在論及眾諸侯沒有一個子孫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時說：“比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這體現了古代民本思想中“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重要觀點，說明執政者要有功於民，有勞於民，並要教育子女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俸，以守金玉之重也”。毛澤東是從防止“和平演變”、維護人民主權這個關係社會主義事業生死存亡問題的高度，來批判地吸收上述民本思想的觀點的。
由此可見，毛澤東關於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的主張有著鮮明的目的，這就是他一貫倡導的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在他看來，今人讀古書，是為了從曆史中尋求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他曾用“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這樣明快的語言，來概括他的這一思想。毛澤東在許多場合都博引曆史典故，談論曆史人物，而他關注的焦點卻是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新中國成立以後，他經常思考如何能夠使黨和國家防腐拒變保持人民政權純潔性的問題，他經常從包括民本思想在內的傳統文化中引出所義，教育幹部要密切聯係群眾，忠誠地為群眾辦事，防止成為騎在老百姓頭上的“新貴”。他一再強調要重視人民來信的工作，“要給人民來信以恰當的處理，滿足群眾的正當要求，要把這件事看成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係的一種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輕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義的態度”。1951年北京有兩家工廠分別寫信給毛澤東，反映當時廠內工資不合理的狀況並提出解決的建議。辦理信件的同誌未將這兩封信及時送上，毛澤東知道後非常生氣地批評說：“共產黨員不為工人階級辦事，還算什麼共產黨員！”他隨即寫了回信，並責令有關部門給予合理的解決。
應當說，毛澤東倡導的對待傳統文化的曆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既包括對封建性糟粕的剔除，也包括對舊內容、舊形式的改造和創新。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有時精華與糟粕會相互滲透在一個統一體中，不可能采取機械的兩分法。毛澤東認為對此類東西如同對食物一樣，要首先經過消化、分解，然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曾以文藝為例，提出要利用舊形式，給以改造，加進新內容，使之“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在對待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和倫理道德方麵的思想，也同樣要下這樣的工夫。大家熟知的“實事求是”這個命題，原來隻表示古人的實學精神，經過毛澤東的重新解釋，使它形象而深刻地表達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像這樣生動的例子，在毛澤東著作中俯拾皆是。他對傳統文化可說是“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他的著作中，做到了珠聯璧合，新意迭起，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特點和中國氣派。可以說，批判、繼承、創新的辯證統一，反映了毛澤東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和方法。
在這裏，毛澤東特別強調對古代文化絕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文化上的複古主義傾向是錯誤的。文化上的複古主義，主張對古代文化全盤繼承，宣揚今不如昔，厚古非今。當然，文化複古論者就其多數人而言，是屬於學術爭論問題，但近代中國的曆史表明，文化上的複古主義往往同政治上的複辟論密切相關；這種全盤肯定的複古論同全盤否定的西化論雖各執一端，但又會在反對中國革命這一共同點上結成神聖同盟。這種情形，在適宜的土壤和氣候下，會一再地表現出來。近些年來在“繼承傳統”、“弘揚民族文化”的旗號下，許多封建迷信思想、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和醜惡現象沉渣泛起，從相命、占卜、納妾、娼妓，到要求跪式服務，泛濫於我們社會生活中；影視中天天展示帝王生活，渲染貴族情趣，讚美奴性媚態；更有甚者，在一片“尊孔”聲中要人們對儒家的政治理念、倫理道德、行為準則頂禮膜拜，精神回歸。在這些方麵的宣傳力度，會使海峽對岸自愧弗如。這對於群眾的思想和民族精神的腐蝕作用是可想而知的。當然，近些年出現的“複興儒學”、“回歸儒學”的呼聲，多數還是學術討論問題，但有的主觀意圖和實際作用是值得我們關注的。一位大陸學者曾在台灣刊物發表文章稱：隻有儒學才能解決中國社會上存在的信仰問題、道德問題、民主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教育問題，“儒學在當今中國取代馬列主義的‘國教’地位，恢複其曆史上曾有過的地位是理所當然，勢所當然”。像這樣露骨的言論，確是代表了某些人的心聲。應該說今天的文化複古主義並非要回到封建社會去，而是把儒家同資本主義畫上等號，正是在這一點上，它也博得了西化論者的青睞。
三 要善於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化
文化的革新與建設，既要正確處理古今關係，又要正確對待中國與外國的關係。如前所述，五四以來新文化的建設以及新舊文化的爭論，實際上就是圍繞著如何對待古今中外的關係問題展開的。毛澤東不僅重視批判地繼承和發展中國曆史文化遺產，而且明確指出要善於吸收和借鑒外國文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洋為中用。這兩方麵都是毛澤東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應當肯定，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發展，從來不是單線延續，而總是要吸收、融合外來的文化。一部中國文化史，就包含中外文化交流的豐富內容。這種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之間的吸收、融合，也包括相互的排斥和鬥爭，所謂文化進步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得到實現。曆史上許多有識之士都十分重視這種交流。像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說過，中國自漢至宋吸收了印度文明，在哲學、文學及美術方麵，“得此而放一異彩”。但自元以來的六百多年間，與歐洲文明雖有接觸，然未嚐有大量的吸收，隻是墨守前人已有的成就，有如冬蟄之動物“日趣贏瘠”。他痛感近世中國由於封閉、隔絕，在學術文化發展上大大落後於西方，因而他主張廣泛學習外國的先進文化。
近代中國的文化交流是在特殊的曆史條件下進行的。西方國家的大炮轟塌了古老中國的圍牆，隨之而來的是殘殺、掠奪和無窮的災難，但同時又輸入了諸如進化論、天賦人權說一類的新思想。一些先進的中國人曾企求從西方的文明中汲取振興中國的養料，用以遏製西方強盜的入侵，但都沒有成功。正是這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使如何對待外來文化成為一個尖銳問題。於是有所謂“一概排斥”、“全盤西化”等論調，各執一端，莫衷一是。
毛澤東曆來反對排斥外來文化的錯誤態度。他說，西太後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就是指其盲目的排外主義。當時以西太後為首的封建頑固派，鎖國愚民，閉目塞聽，抱著天朝聖明四夷臣服的幻想，對外來文化采取一概排斥的態度。這種抱殘守缺、故步自封的荒謬做法，不但使國家陷入了落後挨打的局麵，而且在一定條件下，盲目排外主義會迅速轉為民族投降主義。而當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還處在感性的階段，這種盲目排外主義也會在勞動人民中存在。他們雖然有激烈的愛國情懷，但單純的仇外情緒不但達不到救國的目的，還往往會被反動營壘所利用。義和團悲劇便是一例。隻有當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這一新的世界觀之後，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才進到理性的階段，把西方國家的帝國主義政策同廣大人民區別開來，把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同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區別開來。這就為吸收、借鑒外國文化指明了正確方向。
毛澤東曆來主張中國應當對外開放，中國應當對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中國應當學習外國。當1935年工農紅軍還行進在艱難的長征途中時，毛澤東率領這支奇異的隊伍登上了夏日的岷山，他極目遠望，麵對橫空出世的莽莽昆侖，思緒萬千。他征塵未洗，慨然命筆，一曲《念奴嬌》直抒胸臆：“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作為一位詩人，毛澤東有豐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觸景生情，浮想聯翩，遨遊在詩的王國裏；作為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又往往在他的優美的詩章裏，透露出自己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抱負。上引詞句，可謂充分表達了他放眼世界的恢弘氣魄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提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這種工作過去還做得很不夠。這不但是當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還有外國的古代文化，例如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這就是：凡屬我們今天用得著的東西，都應該吸收。在這裏，毛澤東強調了大量吸收外國進步文化的必要性，並初步表達了要“洋為中用”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由於長期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中國在世界上處於落後的地位。他曾實事求是地指出：“除了別的特點之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他從世界曆史發展的層麵上指出，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我們學習外國的長處，就可以彌補自己的短處，克服由於曆史原因形成的民族的片麵性。因此，他把學習外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針提了出來：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他說：“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現在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就不願意提，甚至不敢提這個口號。這是要有一點勇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