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十分重視新文化的建設。他從新的時代特點和民族特點出發，指明要以共產主義思想體係為指導，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堅持文化必須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要采取批判地繼承的科學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為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服務。絕不能無原則地兼收並蓄，更不能厚古非今，祟洋媚外。必須抵製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沒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必須批判文化上的複古主義傾向和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等等。隻要列舉毛澤東關於文化方麵的重要思想，其現實意義就會躍然而出。
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文化的發展和創新固然是十分複雜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如何對待“古今中外”的關係問題。五四以來有關新舊文化的長期爭論，實質上也是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的。在這方麵，長期以來存在著全盤保存國粹和全盤西化這樣兩種截然相反的主張，他們之間的激烈論爭往往反映了兩種迥然不同的政治立場。這兩種極端的主張，都違背了時代發展的要求和中國實際的需要，是不能推進文化進步的。應該說，上述毛澤東有關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對這個長期爭論問題的總結，正確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一 正確認識文化與政治的關係
1940年1月，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後改名《新民主主義論》）發表，標誌著黨關於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理論的成熟。在文中，毛澤東明確而係統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並運用它深刻分析了中國文化的曆史和現狀，指明了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方向。
在這裏，毛澤東深刻闡明了文化與經濟、政治的關係，他說：“一定的文化（當做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於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和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這就明確地將社會劃分為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大領域，並科學地闡述了三者之間的關係，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以及社會結構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創立的唯物史觀強調：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在馬克思主義看來，政治、法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它們又都相互作用並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毛澤東的上述觀點，正是依據曆史唯物主義這一基本原理，同時他又將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也認定有一定的反映與被反映、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這就在承認經濟基礎最終決定和製約著政治和文化的前提下，又要承認一定時期的政治對文化也有某種決定和製約的作用。這個觀點告訴我們，作為一定政治和經濟反映的文化，是受一定的政治和經濟的製約和決定，而一定的文化又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的政治和經濟。政治作為經濟的集中表現，它在文化和經濟之間起著中介的作用，而這種中介作用是有著某種決定性的意義。這是毛澤東關於文化與政治、經濟關係的基本觀點，也是我們觀察文化現象、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的思想理論武器。
基於上述觀點，毛澤東指明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文化是曆史發展的要求。他指出，中華民族的舊文化乃是舊政治和舊經濟的反映。中國傳統的經濟是封建經濟，政治是封建政治，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必然是封建文化。而近代中國社會已逐步地變成了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作為這種社會經濟和政治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民主革命的對象，不僅是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和經濟，而且包括與之相應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我們要建立的新中國，“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這是近代中國曆史發展的要求。在近代中國，新舊文化鬥爭同新舊政治鬥爭、新舊經濟鬥爭一樣，從1840年鴉片戰爭時就開始了，但五四前後文化鬥爭的性質是不同的。五四以前，它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爭，屬於舊民主主義範疇，由資產階級領導，目的是要建立資產階級的舊民主主義文化。在當時，資產階級的新學、西學思想對衝擊封建文化起過革命作用，但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這種新思想上陣打了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複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敗，所謂新學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五四以後則發生了明顯變化，這時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它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這支文化生力軍在文學藝術和社會科學領域中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就，產生了魯迅這樣的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正如毛澤東所說，這種新文化的發展，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超過中國任何曆史時代。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選擇的正確的文化發展方向，即新民主主義的發展方向。這種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它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壓迫和文化侵略，維護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尊嚴；它既帶有民族的特色，又善於吸收其他民族的優良文化。這種文化又是科學的，它堅決反對一切封建思想，反對愚昧和迷信，反對唯心主義，主張實事求是，主張理論和實際的一致。這種新文化還是大眾的，它為廣大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把文化的普及和提高結合起來。毫無疑義，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豐富內涵，為爾後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毛澤東的上述觀點還告訴我們，在新文化建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文化同政治的緊密關係，深刻說明文化在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澤東曾說：“革命文化，對於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基於這種認識，他把文化隊伍比作“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正因為這樣，如何保證文化為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服務，堅持為人民服務的方向，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這不僅是在一般意義上說文化對政治具有重大影響作用，而且也是文化自身的特點決定的。應該說，文化的內涵是複雜的、多維的，在古今中外文化中，有的是屬於知識和技能的部分，這是人們在改造自然和社會中的智慧結晶，通常是沒有階級性或階級性不很強烈的部分。它往往是後人取得新知識、新成果的基礎，其繼承性是十分明顯的。而屬於意識形態的文化現象，如哲學、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學藝術的觀點，以及社會的心理、情感、風俗習慣等等，這類文化一般是有階級性的，有的則有很強烈的階級性。這就要求我們對這部分文化要采取慎重的、科學的態度，加以區別對待。不然，舊的意識形態勢必會影響新文化建設的方向，並對政治產生逆向影響作用。我們要看到，意識形態具有“潤物細無聲”的作用，而且敵對勢力也千方百計利用它作為文化滲透的工具，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因此，新文化建設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是文化發展的方向和成效的重要保證。這裏需要指出，社會主義內容的文化是迄今人類文化史上最進步的文化，是同人類曆史發展的要求相一致的。隻要我們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代表進步文化發展的要求，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是指日可待的。
二 批判地繼承曆史文化遺產
文化具有繼承性，這已是一個不爭的命題。列寧在論青年團的任務時就說過：“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這裏，列寧批判了否認以往文化遺產意義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錯誤，在他看來，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並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這是對文化的繼承與發展關係的深刻說明，而作為人類知識的總和中產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一個典範。
毛澤東對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問題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並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對中國曆史和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像他那樣熟悉的不僅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中，就是在近代的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見的”。這個說法並不過分。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同樣鍥而不舍地擠時間反複閱讀諸如《二十四史》等卷帙浩繁的中國史書，並作過大量批注，見解新穎，鞭辟人裏。毛澤東的讀書生活，對中國曆史和文化的悉心研究，並不隻是出於個人的愛好，更不是那種純書齋式的研究，而是為了把握中國的特點，為了從曆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促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正是基於這樣的目的，他提出：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曆史，而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都要進行總結，繼承這一份寶貴的遺產。
在毛澤東看來，一部中國曆史，“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曆史”。他把這稱之為“中華民族開化史”，這個開化史，是包括發達的農業、手工業以及在這個基礎上所達到的高度的文明成就。這說明中國曆史文化遺產是十分豐富的。毫無疑義，任何一個曆史時期作為曆史發展的一個階段，必然是處在曆史的傳統之中，都存在繼承的問題。但在長期的封建社會裏，這種繼承基本上是曆史的自然延伸。儒家思想能夠長期占統治地位，就是兩千年來封建的經濟政治所決定、所需要的。現在我們對文化遺產的繼承是在完全不同的經濟政治的曆史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對曆史傳統和文化遺產采取什麼態度和方法，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重要的問題。
毛澤東依據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和中國無產階級的曆史任務，首先提出要在曆史的辯證的分析基礎上批判地繼承曆史文化遺產，從而為正確對待文化遺產提供了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中國古代文化是一種有著多維內容的複雜的文化現象。毛澤東認為，中國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東西。早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就已經對此有過極為精辟的闡述：“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這裏，毛澤東肯定了中國古代文化中有“民主性”的東西，並提出要吸收這些“民主性的精華”。1960年12月，毛澤東在積極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又對中國古代文化作了進一步分析，他說：中國幾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時代的文化，但並不全是封建主義的東西，有人民的東西，有反封建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的東西和非封建主義的東西區別開來。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全是壞的，我們要注意區別封建主義發生、發展和滅亡不同時期的東西。當封建主義還處在發生和發展的時候，它有很多東西還是不錯的。封建時代的民間作品，也多少都還帶有封建統治階級的影響。這不僅說明了對中國古代文化中“封建主義的東西”要有區別地、批判地利用；而且指出了對“反封建主義的東西”也不能無批判地加以利用。所以，隻有善於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進行分析，我們才能充分地、批判地繼承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