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看來，學習外國文化，必須是有批判、有分析的，要重在吸收。他強調要從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按照為我所用的原則，來吸收和借鑒外國的東西。他在1956年8月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就指出，學外國不等於一切照搬，“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他還以曆史事實為依據，引導人們認識中外交流的源遠流長，闡明學習外國應重在吸收、創新的正確態度。他以音樂為例，說：“隋朝、唐朝的九部樂、十部樂，多數是西域音樂，還有高麗、印度來的外國音樂。”他指出，演外國音樂並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失，“而是繼續在發展”，“外國音樂我們能夠消化它，吸收它的長處”。他認為，文化上對外國的東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盤吸收，都是錯誤的。由於近代中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曆史，曆來受人欺負，造成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麵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裏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全盤西化”論就反映了這樣的心理狀態，是屬於奴化思想的文化。毛澤東曆來反對“全盤西化”論的主張，強調指出：“不要全盤西化。應該學習外國的長處，來整理中國的、創造出有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同樣，毛澤東也十分鄙視教條主義的學習，認為教條論是最無出息的、最可醜的。它曾使我們吃過大虧，是有害無益的。他強調學習外國“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他們的短處、缺點，當然不要學”。他主張學習外國要重在消化，吸收它的長處，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他指出：“中國的麵貌，無論是政治、經濟、文化，都不應該是舊的，都應該改變，但中國的特點要保存。應該是在中國的基礎上，吸收外國的東西。應該交配起來，有機地結合。”這些思想，無疑是深刻而富有教益的。
這裏要著重指出，“全盤西化”論是五四時期存在的形式主義傾向向右的方麵發展的產物，其流毒延續至今，成為呼應西方敵對勢力妄圖“分化”、“西化”中國的一種有極大危害性的錯誤思潮。從20世紀80年代曾轟動一時的電視專題片《河殤》到近些年來某些人一再鼓吹的“徹底反傳統”、“西體中用”、“自由主義傳統”等觀點，反映了“全盤西化”論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是何等頑固地表現自己。同他們的前輩相比，他們並沒有增加什麼新內容，從思想到語言都似曾相識。他們共同的一點是，中國文化一無是處，是衰落的文明，而西方文化才代表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隻能全盤接受。這種觀點，不僅違背了中國的國情，而且也從根本上違背了文化發展的自身規律。就後者來說，文化是人類精神活動的成果，它是一個民族和國家聰明才智的集中表現，因而文化最有個性，最豐富多彩，最鮮明地體現國家和民族的特點。各民族之間文化的吸收和借鑒，隻能使本民族的特點更加豐富，而絕不會消失。早在20世紀初期蔡元培就對我國留學生說過：“吾國學生遊學他國者，一不患其科學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過而消亡其特性。”如若誌行薄弱而同化於外人，則“留德者為國內增加幾輩德人，留法留英者，為國內增加幾輩英人法人”。這是很有見地的。何況，西方文化同樣有長處和短處，有精華和糟粕之分，怎麼能全盤接收呢。“全盤西化”論者否定了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他們所謂西方文化代表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勢，更是抹殺了當今世界存在著社會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這樣兩種不同的趨勢。事實上，五四以來的“全盤西化”論的實質，是反對革命的新文化，結果隻能是維護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侵略；而在今天，它是在社會主義處於低潮的形勢下沉渣泛起，妄圖扭轉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方向，而同被他們看好的西方潮流完全接軌。這是值得我們嚴重注意的。
40多年前毛澤東提倡向外國學習時，特別強調要反對奴化思想，必須有民族自信心。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地學習外國的長處，創造出有獨特民族風格的東西，這樣才不會喪失民族自信心。毛澤東號召大家：“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展起來。”這些話今天讀來仍擲地有聲，令人掩卷長思！
四 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1956年，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富有民族風格的口號，並把它確定為黨指導科學文化工作的基本方針。
黨領導科學文化事業有兩種不同的方法，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表不同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有批評的自由，又有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曆史經驗表明，前者是發展人民民主，繁榮科學文化的正確方針，後者是壓製人民民主，窒息科學文化的錯誤方針。我們黨的“雙百”方針就是反對“收”、主張“放”的方針。
“雙百”方針體現了人民內部在憲法範圍內有充分的言論自由。毛澤東明確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有那麼多的學說，那麼多的自然科學；就是社會科學，這一派、那一派，讓他們去說，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他認為，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這樣做有利於人們自由地進行科學文化和藝術的創造和探索，有利於它們的順利發展。
毫無疑義，黨的“雙百”方針是發展真理的方針。唯物辯證法認為，美與醜、善與惡、真理與謬誤，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鬥爭而發展的。這是人類發現和發展真理的客觀規律。“雙百”方針提倡、鼓勵學術上自由討論，就是要通過這種討論來發展真理，克服謬誤。如果我們隻容許放香花，不容許放毒草，禁止人們同謬誤、醜惡的東西見麵，那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麵，唱不了對台戲。如果我們不懂得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東西，不同這些東西接觸並進行鬥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是難以鞏固和發展的。毛澤東把這比作種牛痘，把一種病毒放到人體裏麵去，在人體內部實行“細菌戰”，使人體產生一種免疫力。事實證明，在溫室裏培養出來的東西，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當然，在我們社會，香花必須占主體，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不容許放毒草是不對的，不容許人們同毒草作鬥爭也同樣是錯誤的。這就是毛澤東所強調的：“雙百”方針“是一個人民內部教育自己和發展自己事業的方針”。
由上可見，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表明了我們黨真誠地希望在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實行民主，調動廣大科技工作者和文化藝術工作者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積極性，繁榮科學文化。這裏要著重指出，這一方針所蘊涵的對學術與政治關係的正確處理，對科學文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
眾所周知，如何正確處理學術與政治既區別又聯係的關係，這是發展學術常常遇到的問題。由於我國受長期封建社會的影響，加上蘇聯曾發生過用政治粗暴幹涉學術的錯誤的影響，又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毛澤東認真總結吸取國內外科學文化發展上的經驗教訓，一方麵把學術和政治作了嚴格區分，主要表現為：一是尊重學術發展的客觀要求，尊重知識分子勞動的特點，允許學術研究的自由，不以人廢言；二是黨對學術性和藝術性的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的領導，更不能亂貼政治標簽，而是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另一方麵又不否認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把二者絕對割裂開來也是錯誤的。毛澤東明確說：“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當然，這裏是就文化學術與政治的關係而言，絕不能把二者等同或混淆起來，但必須肯定，學術與政治的密切關係是一個客觀存在，是不能回避的事實，問題在於要有一個正確的政治標準。
就字麵看，“雙百”方針是沒有階級性的，無產階級可以利用它，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它。所謂香花和毒草，不同的階級都會有不同的看法和標準。從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看，究竟什麼是我們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標準呢？為了幫助人民發展對於各種問題的自由討論，毛澤東提出了在我國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斷人們的言論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並指出“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他說：“大多數人有了明確的標準，就可以使批評和自我批評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就可以用這些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行動是否正確，究竟是香花還是毒草。這是一些政治標準。為了鑒別科學論點的正確或者錯誤，藝術作品的藝術水準如何，當然還需要一些各自的標準。但是這六條政治標準對於任何科學藝術的活動也都是適用的。在我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裏，難道有什麼有益的科學藝術活動會違反這幾條政治標準的嗎？”這些標準為開展各種自由討論指明了方向，對發展科學文化有深遠的意義。40多年來我國政治生活的實踐表明，這六條政治標準是正確的。
毛澤東提出“雙百”方針的同時，還積極倡導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當然，這種指導不是教條主義的。教條主義不僅不能推進科學文化的發展，而且它本身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深刻理解作為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馬克思主義，即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是為認識和發展真理開辟道路，對科學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毛澤東熱切希望知識分子要注意學習馬列主義，深入工農大眾的社會生活，自覺依照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改造自己。
在這裏，毛澤東還提出要鞏固和擴大馬克思主義的陣地問題。他在40多年前就敏銳地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麵誰勝誰負的鬥爭，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他說：“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麵，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無論在全人口中間，或者在知識分子中間，馬克思主義者仍然是少數。因此，馬克思主義仍然必須在鬥爭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如果說，毛澤東是根據40多年前中國社會情況作出這樣的論斷，加上1957年以來我們犯過階級鬥爭擴大化的錯誤，人們對這個論斷還有疑問的話，那麼，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40多年來國際國內在這方麵出現的如晦風雨，充分證明毛澤東上述論斷的正確性和深刻性。“如果對於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就會忽視必要的思想鬥爭。”毛澤東40多年前的告誡；今天讀來仍然十分親切。因此，我們要有明確的陣地意識，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當然，這種思想性質的鬥爭應該是充分說理的，以理服人，而不能采取粗暴的強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