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新中國的文藝工作和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針，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是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它不僅為科學和文化藝術的發展指明了正確的途徑，而且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也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
毛澤東作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倡導者，是充分吸收中國古代優秀文化傳統，並在認真總結國內外發展科學文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是我們黨的一大創造，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發展。它在貫徹執行中所經曆的曲折發展過程，從正反兩方麵的經驗證明了這一方針的極端重要性。
“雙百”方針的提出及其完整的表述經曆了一個醞釀發展的過程。
1951年3月，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應梅蘭芳院長之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是他最早提出“百花齊放”，是針對戲曲創作和表演而言的。當時關於京劇問題有過爭論，一派主張全部繼承，即對其糟粕部分也要繼承下來，另一派則說京劇是封建主義的，主張全部取消。毛澤東的題詞正確地解決了這個爭論，是具有方針性的指導意義，也是對他在延安時期提出的“推陳出新”的發展。195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提到這次題詞之事，他說：“百花齊放”是群眾中提出來的，不曉得是誰提出來的。人們要我寫字，我就寫了這兩句話：“百花齊放，推陳出新。”
“百家爭鳴”，是1953年毛澤東就中國曆史問題的研究提出來的。當時，我國著名史學家郭沫若和範文瀾都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曆史，他們對於中國的奴隸製與封建製的分期持不同看法，講論著文時有切磋辯答。由子當時對中國古代史爭論很大，又沒有專門的研究機構，中央決定組織一個曆史問題研究委員會加強研究工作，並由陳伯達任主任。陳向毛澤東請示曆史研究工作的方針時，毛澤東指示要“百家爭鳴”。1956年4月28日，陳伯達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講到了中央組織曆史研究委員會的情況，他說：這個委員會我也沒有好好搞，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向中央報賬。不過有一個問題回去傳達了。當時請問過主席，說到學術界的路線和方針問題，主席提了一個“百家爭鳴”。我在曆史研究委員會上傳達了這個口號。這是一個方針。即是說，在我們中國容許很多的學派，大家爭論，不要馬上統一一尊。從這裏可以看到，這次曆史研究委員會的組成確是促成了“百家爭鳴”方針的誕生。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作為完整的方針，是在1956年毛澤東以蘇聯為鑒戒，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探索中提出的。1956年2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在討論怎樣領導科學工作時，陸定一（中央宣傳部長）作了發言，他針對蘇聯在領導科學文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舉例說：長期以來，蘇聯在遺傳學界貶摩爾根學派為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學派，說米丘林學派是社會主義的、唯物主義學派。他們以米丘林學派為權威，不容許摩爾根學派的存在和發展，扼殺了科學的發展，是十分有害的。他還說到這種惡劣的教條主義作風對我們的不良影響，例如在醫學界，有人認為“中醫是封建醫，西醫是資本主義醫，巴甫洛夫是社會主義醫”。按這樣的認識，當然就應該反對中醫和西醫，取消一切現存的醫院，靠巴甫洛夫的藥來包醫百病，這自然是十分幼稚可笑的。陸定一認為，各門學科，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是可以有學派的。學術與政治不同，隻能自由討論，不應該用戴“政治帽子”和“哲學帽子”的辦法，打倒一個學派，抬高一個學派。在會上，毛澤東同意陸定一的這些看法。頤年堂會議是“雙百”方針提出前的一次重要醞釀。
1956年春，毛澤東為探索一條適應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對我國的實際情況作了一次係統的調查研究，先後聽取了中央34個部門的彙報，黨中央並作了多次討論，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時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看這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他說：“百家爭鳴，這是兩千年以前的事實，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講學術，這種學術也可以講，那種學術也可以講，不要拿一種學術壓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進一步指出：“在藝術方麵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麵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他說：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隻讓幾種花開放，還有幾種花不讓它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春秋戰國時代有諸子百家，大家自由討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他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幹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這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正式完整地確定為我們黨發展科學文化事業的方針，並向全國人民正式公布。
在這期間，毛澤東對這一方針作了多次闡述。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針對有些同誌懷疑“雙百”方針，誇大這個方針提出後出現的某些消極現象，他說：“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誌認為，隻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他從哲學的高度，辯證地說明了“真理是同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鬥爭發展起來的”道理。同時他指出：“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裏，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無論在黨內，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隻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2月，他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把“雙百”方針作為一個專題進行了更加全麵的論述。在對講話記錄稿進行整理時，還針對當時整風鳴放中出現的一些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道路的言論，在這一部分補充加寫了辨別香花和毒草、判斷人們言行是非的六條政治標準。毛澤東說：“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這同鄧小平在新時期一再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曆史和現實的經驗表明，這個補充是極其正確和必要的，也是富於遠見卓識的。隨後，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明確宣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的方針。”至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也更加係統化和理論化，成為我國發展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的基本方針。
由此可見，毛澤東這時提出“雙百”方針，真誠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希望調動廣大知識分子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通過在文化科學領域實行民主，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事業，加速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這正如他《在南京、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綱》中所寫的：“采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他希望“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展的國家”。這些都表現了毛澤東民主治國的真誠願望和謀求國家發展的雄才大略。應當說，在50年代中期提出“雙百”方針，是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的。
首先，從國際方麵看，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教條主義、個人崇拜的揭露和批判，對我們黨解放思想、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雙百”方針正是在這樣曆史背景下形成和提出的。一方麵，我們黨在反對赫魯曉夫對斯大林采取“一棍子打死”的錯誤做法，首先肯定斯大林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同時，也嚴肅指出他的嚴重錯誤，批判了教條主義、思想僵化和個人崇拜。當時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多次議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一文，就聯係我國的實際指出：“若幹年來，我們在哲學、經濟學、曆史和文藝的研究領域中有了一些成績，但是一般說來，還有許多不健康的狀態存在著。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著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在一條繩子上麵，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麵受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影響。”應當說，這一認識有助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助於克服教條主義和文化專製的影響。另一方麵，蘇共二十大及其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某些動蕩，也引發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理論思考。這時毛澤東總結了國際國內的曆史經驗，深入探討斯大林錯誤的由來及根源，認定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有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而“雙百”方針正是在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存在著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如果沒有這樣的理論前提，是很難提出通過民主的途徑來繁榮和發展科學文化的正確方針。
其次，從國內方麵看，我國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性任務已經提上日程，因而迫切需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迅速發展我國的經濟和文化。這時毛澤東作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正是圍繞著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一中心思想展開的。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知識分子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當時黨內對知識分子存在著：“估計不足，信任不夠，安排不妥，使用不當，待遇不公，幫助不夠”的六不現象，在學術領域則存在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簡單粗暴的非同誌式的態度。毛澤東對這些現象的存在十分不滿，認為這不利於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繁榮發展，不利於調動廣大知識分子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毛澤東指出：“凡是真正願意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知識分子，我們都應當給予信任，從根本上改善同他們的關係，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必須解決的問題，使他們得以積極地發揮他們的才能。我們有許多同誌不善於團結知識分子，用生硬的態度對待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勞動，在科學文化工作中不適當地幹預那些不應當幹預的事務。所有這些缺點必須加以克服。”這些說明，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正確處理人民內部在藝術領域和學術領域的矛盾，是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曆史新時期的要求。
同時，還應著重指出，毛澤東作為“雙百”方針的倡導者，他不僅具有高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因而能夠嫻熟地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實際，又善於總結曆史經驗並賦予新意，他不僅在理論上闡明了“雙百”方針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身體力行真誠倡導，力排來自國內外對“雙百”方針的非難，從而使它得到確立並在一個時期得到較好實施。這裏有兩件事可以充分說明。
一是有一位在中國講學的蘇聯學者，曾向中國陪同人員談他對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的世界觀的論點的不同看法，表示他不讚成毛澤東關於孫中山世界觀是唯心主義論的說法，而認為是唯物論者。陪同人員認為這有損領袖威信，把它作為思想動向反映到中央宣傳部，提出應該跟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講一講。中宣部把這個報告送給了毛澤東，1956年2月19日，毛澤東為此專門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他說：“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什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
另一件是“雙百”方針提出後，在1957年初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召開之前，中央宣傳部印發一份《有關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的彙集》，共編入了33個問題，供參加會議的人員參考。毛澤東在審閱時，對其中20個問題作了22條批注。其中，有人認為文學的目的就是寫真實，作家用不著考慮作品對人民有什麼教育作用。毛澤東批注：“不對。但可以允許少數人這樣做。”有人認為在黨校不能允許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爭鳴。毛澤東批注：“似乎不很對，何必怕爭鳴？”有人認為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不應允許懷疑。毛澤東批注：“不許懷疑嗎？”對於黨的政策是否允許爭論這個問題，毛澤東批注：“為什麼不允許爭論呢？”這些都生動地反映了毛澤東的真誠願望和偉大胸懷，體現了他對“雙百”方針認識的科學性和徹底性。
二 在科學技術和文化領域實行民主的正確方針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提出，絕不是人們主觀願望任意決定的，而是正確地反映了科學和文化事業發展客觀規律的要求。就科學與學術研究而言，它實際上是探求真理的一個過程，而真理是具有相對性的；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往往有這樣的情形，今天被認為正確的事物，隨著新材料的發現或認識的深化而成為謬誤，反之亦然。所以在科學和藝術的發展中，形成不同的學派、不同的見解、不同的風格，是具有必然性的正常現象。這表明科學文化的發展有它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用一種簡單的、絕對的的標準加以限製和判斷。毛澤東在“雙百”方針提出的過程中，曾多次提到“這是兩千年以前的事實”，來說明這條客觀規律早在人們認識它以前就已經存在並起作用。當然，能夠自覺運用這條規律來促進我國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並把它規定為黨的一項重要方針，則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貢獻。由此可見，“雙百”方針反對了教條主義、思想僵化和文化專製主義，貫徹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原則和方法。在毛澤東看來，利用行政力量，強製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會有害於藝術和科學的發展。他主張“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