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說，社會主義製度在中國的確立，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辟了道路，為中國以後的一切進步和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這已為曆史的發展所充分證明。從1957-1978年的22年間，盡管我們犯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但從總體上說，我們在經濟建設方麵所取得的成就仍然是巨大的。工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810億元，1978年為5634億元，1953-1978年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1952年為349億元，1978年為4237億元，1953-1978年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1952年為461億元，1978年為1397億元，1953-1978年年均增長率為2.7%。1957年和1978年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穀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略有後退外，穀物和主要工業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高了。在這期間，尖端技術獲得了重大發展，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人造衛星和核潛艇相繼研製成功，有效地打破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核壟斷和核訛詐，促成了我國科學技術和國防現代化事業的質的飛躍，並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在這樣短的時間裏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試問：這在哪一種社會製度下能夠做到？如果沒有社會主義製度顯然是難以想象的。
曆史和現實告訴我們：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發展方向的必然要求，是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社會主義製度的確立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它是以往曆史上不同剝削製度更替的變革所不能比擬的；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的核心，是要建立和發展公有製，最終消滅剝削，消滅階級，這些不但同資產階級的利益根本對立，也是農民階級不可能提出的，而同無產階級的階級要求則是相一致的。也正因為這樣，社會主義的建立和發展都不可能是自發的，而是要通過自覺的行動，依據曆史發展的要求，戰勝艱難險阻和一切敵對力量，通過長期堅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取得勝利。這一切都說明，社會主義隻有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才有可能實現並堅持下去，如若離開了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事業的勝利，也就不會有一個光明的、有希望的中國。
上述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的曆史走向，即曆史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正是毛澤東奠定的立國之本思想的曆史依據。
三
毛澤東對立國之本的基本原則的闡述，不僅為後來四項基本原則的概括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而且在他的論述中所蘊涵的一些精辟見解，對我們今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把握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導向，仍然有重要的指導意義。現擇其要者作一說明。
其一，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和完善社會主義相統一的思想。1957年毛澤東發表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是毛澤東思想在社會主義時期發展的一個高峰，它反映了我們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曆史課題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論上的探索。在《正處》中，毛澤東根據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特點，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是既相適應又相矛盾的，而其中的相適應是主要方麵，這就是指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比舊時代生產關係更能夠適合生產力發展的性質，能夠容許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這就從是否有利於生產力發展這個根本點上論證了新製度的優越性，堅持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而為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提供了最主要的理論依據。而就其還存在不相適應的方麵說，我們已建立的社會主義的具體製度還不完善，物質基礎還很不充分，還存在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因而提出要自覺調整生產關係同生產力、上層建築同經濟基礎之間不適應的方麵，不斷增強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這裏所講的“調整”，在一定意義上說，就是改革。這就是說，要通過自我調整和改革來完善社會主義製度。這就從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的社會運動的本質和特點上，指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製度的辯證統一關係，從而為社會主義改革指明了正確方向。
其二，提出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的重要戰略思想。在毛澤東看來，堅持立國之本的基本原則，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黨和國家改變顏色。應該說，防止“和平演變”是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麵臨的一個嚴峻的曆史性任務。“和平演變”戰略是國際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武裝幹涉、軍事包圍和政治孤立遭到失敗之後，以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滲透為主要形式，企圖使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從內部演變，從而達到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目的。當50年代中期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明確提出這一圖謀的時候，毛澤東最早敏銳地覺察到這個問題。在1956年《人民日報》編輯部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的兩篇重要文章中，就提出入們要警惕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施行的“和平演變”戰略，指出：“我們從來認為敵人是我們最好的教師。現在杜勒斯又在給我們上課了。”“帝國主義者還時時刻刻都想消滅我們。因此，我們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忘記敵人同我們之間的嚴重鬥爭，這就是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鬥爭。”從這時起，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成為毛澤東晚年的一大戰略思考，並力求探索出一條保持黨和人民政權純潔性的有效途徑。盡管毛澤東在解決這一曆史課題時曾付出過深重的代價，但他對此始終保持的清醒的認識和高度的警覺，以及他提出的一係列具有深遠意義的防止“和平演變”的戰略設想，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的價值。比如，他提出警惕和防止黨的高層領導出修正主義，是使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的重要保證。曆史經驗表明，敵對勢力要從外部搞垮我們這個黨，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但如果黨內出現修正主義和腐敗變質分子而不加以製止的話，這種來自內部的危險就可能對黨構成直接的威脅。毛澤東曾多次講過，敵人是打不倒我們的，可是共產黨可以把共產黨打倒。所以，西方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的圖謀能否得逞，最終要取決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內部因素，而其中具有決定作用的是黨的領導層，特別是中央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正如毛澤東在1965年8月的一次談話中所強調的，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東歐劇變的曆史悲劇，說明了毛澤東這一思想的深刻性。
其三，強調在執政條件下建設一個好的黨，始終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是堅持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保證。黨的曆史經驗表明，黨的建設狀況如何，直接關係到能否正確、有效地實現黨的領導作用這一決定我們事業成敗的根本問題。在一定意義上說，處在執政地位的黨的建設，比起處在非法地位的、受壓迫狀態的黨的建設，是更加艱巨，更加困難，因而也更加重要。應當看到，因勝利而驕傲，因舒適環境而滋生享樂腐化思想，這在古今中外曆史上並不鮮見，對無產階級政黨來說也仍然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曆史課題。對於這一點，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的，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的必須堅持“兩個務必”的重要思想，從本質上說是要求全黨在執政條件下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保持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個時期，在執政的環境中，黨麵對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革命隊伍中確有少數人出現嚴重的蛻化變質傾向。毛澤東從對人民負責、捍衛人民政權性質的高度，敏銳地抓住這個問題，通過“三反”、整黨等鬥爭，製止住了這種腐敗現象，保持了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使黨經受了執政的考驗。在這次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反腐敗鬥爭中，毛澤東嚴肅地把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做如同鎮壓反革命的鬥爭一樣的重要，當做一場大鬥爭來處理。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應當指出，為了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與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幹部抓起，敢於碰硬，從嚴治黨。而對張青山、劉子善事件的果斷處理，“實際上是再一次用行動向社會表明：我們黨決不會做李自成！決不會放任腐敗現象滋長下去！決不會讓千千萬萬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改變顏色”！50年代中期以後，毛澤東進一步把黨執政後防止腐敗和防止“和平演變”作為重大曆史課題提出來，其實質仍然是要使我們黨在執政條件下始終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擔負起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任。60年代初，毛澤東深刻批判了赫魯曉夫關於“全民黨”的錯誤觀點，指出：“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武裝起來的戰鬥部隊。”事實證明，隻有這樣的黨，才能具有抵製誘惑的能力，才能承擔起領導的責任。這是堅持立國之本的一個根本性問題。
總之，深入研究毛澤東關於立國之本的豐富思想，對於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