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上所述，毛澤東對黨的領導等一係列原則的精辟論述，奠定了後來概括的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的理論基礎。應當肯定，這些思想原則的提出，絕不是憑空產生或某些人的主觀臆想，而是深刻反映了中國曆史發展的要求和現實的需要，反映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在這些原則中，毛澤東特別指出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這兩條，就反映了上述這樣的曆史特點。
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是近代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是中國人民在長期鬥爭中的正確選擇。隨著中國革命的勝利，黨的領導地位已莊嚴地載入國家憲法，成為人民共和國立國原則的一個核心內容，成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這無疑是一個不可動搖的政治原則。
中國革命必須由共產黨領導，是同近代中國社會隻能走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曆史發展道路緊密聯係在一起的。我們知道，近代中國外侮紛至，國勢日衰，積弱積貧，因而爭取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則成為這個曆史時期的兩大根本要求。曆史表明，哪個階級能夠解決這兩大曆史課題，它就會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近80年舊民主主義革命為我們提供的最主要的曆史經驗，就是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思想理論不可能成為中國人民救國自強的有效武器，資本主義的政治方案在中國是行不通的。這就是說，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完成近代中國社會提出的曆史任務，因而失去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資格。中國革命需要新的指導思想和新的領導階級。這是曆史的要求，曆史的呼喚。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五四時期一代先進的中國人開始了新的探索和思考，而十月革命的勝利為這種探索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大體上都經曆了由學習西方轉向學習革命的俄國，由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轉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這樣一個思想變化和新的抉擇的過程。正是在這種新的時代背景和國內無產階級已經壯大這一新的社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應該說，黨的產生是適應了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是中國革命的客觀要求，如果不具備這種曆史條件，無產階級政黨的出現和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事實證明，隻有擁有新的階級基礎和新的理論武器的黨，才有能力領導人民解決近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把貧窮落後的舊中國變成真正獨立富強的新中國。
誠然，中國革命是在一個經濟文化極端落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地上起步的。曆史已經判明，近代中國已失去了獨立發展資本主義的機緣，在這種情勢下，實現民族解放和國家富強（即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就成為一個十分突出而尖銳的問題。這也就是說，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的民主革命能不能同社會主義的前途相聯結的問題。在理論和實際的結合上科學地回答這個問題，是關係到能否正確認識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以及在取得政權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現實性和有效性的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論述中得到有益的啟示。眾所周知，揭示人類社會曆史更替的規律和發展途徑，是馬克思畢生從事理論研究活動的主題，也是他創立的唯物史觀的根本內容和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以生產資料所有製關係為尺度，將人類社會發展的曆史劃分為依次更替的幾個不同的曆史時代，並認為社會形態的演進次序具有邏輯的和曆史的必然性，將普遍適用於一切國家和民族的曆史。但是，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出現了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穩定發展以及革命風暴在東方特別是俄國開始醞釀的形勢，促使馬克思特別關注東方國家的社會發展前景。馬克思通過對俄國這個保存著深厚古代社會痕跡的東方國家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唯物史觀。他在這時明確地提出了落後的俄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穀而徑直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設想，並強調指出，他在《資本論》中所描述的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曆史必然性“明確地限於西歐各國”，堅決反對把它作為唯一的標準和尺度去衡量和規範東方社會。他說：“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曆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曆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曆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
列寧在領導俄國革命的實踐過程中，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俄國乃至東方國家的革命前途問題得出了與馬克思晚年思想基本相似的結論。在俄國十月革命前，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等人借口俄國生產力水平低而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錯誤論點時，從俄國二月革命後兩個政權並存的國內形勢和帝國主義戰爭的國際環境出發，揭示了俄國革命不同於西方模式的特殊規律。1920年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正在爭取解放的落後民族是否不可避免地要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明確指出：“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然後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1923年列寧在批判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蘇漢諾夫等人散布的所謂十月革命是早產、是缺乏經濟前提等錯誤論調時，從唯物史觀的高度深刻地論述了世界曆史發展中一般與個別的辯證法，以及各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特殊性和民族特色等重要思想。他強調指出，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否認社會主義革命需要一定的經濟前提，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這一定的經濟前提絕對化或凝固化，把它變成阻止革命的清規戒律。他反過來質問考茨基等人，“麵對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所造成的那種革命形勢的人民，在毫無出路的處境逼迫下，難道他們就不能奮起鬥爭，以求至少獲得某種機會去為自己爭得進一步發展文明的並不十分尋常的條件嗎？”“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落後國家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是需要具備一定條件的。馬克思提出俄國公有製村社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曆史環境包括互相聯係的兩個方麵：一是俄國村社與資本主義處於同一時代，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的苦難而享受它的積極成果；二是西歐資本主義陷入危機，這將要被高級的公有製社會即共產主義社會所代替。列寧在論述落後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製度時，也反複強調要有“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這個條件；同時，還卓有遠見地提出了要極力和迅速利用西方資本主義的思想。這就是說，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家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穀的。這裏的“跨越”是指跨越資本主義的政治製度，跨越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階段，而與資本主義製度相聯係的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水平則是不能跨越的，生產社會化是任何條件下都是不可超越的。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傑出貢獻，在於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思想，依據新的時代條件和國內社會條件的變化，指明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式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但可以避免已無法實現的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能夠同社會主義的前途直接聯結起來。在毛澤東看來，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後的大國能夠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第一，在近代中國資本主義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這是包括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內的進步因素的生長點；第二，具有相對強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力量，特別是在黨領導的民主政權內部，有正在生長的各種社會主義因素，為將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準備了條件；第三，得到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正因為這樣，把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前途聯結起來就具有曆史的必然性，是曆史唯一正確的選擇，也是實現現代化必須遵循的價值取向。正是在這一正確理論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從而為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現代化提供了前提條件。這樣，“隻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就成為毛澤東對中國曆史走向的科學表述。正是基於對現代化發展方向的準確把握，1953年毛澤東在提出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後不久，就把原來“國家工業化”的表述改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他指出：“目前在全黨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即變農業國為社會主義工業國。”後來，他在對中央關於統購糧食的宣傳要點做修改時，把原稿中出現的“工業化”的前麵都冠以“社會主義”。在毛澤東看來，隻提國家工業化還不能體現工業化應取的方向和性質，所以需要用“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來加以正確表述。毛澤東指出：“由非社會主義的工業變成社會主義的工業。這就一方麵要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新工業（新的工廠，新的礦山），另一方麵要將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業加以社會主義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