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在《毛澤東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很有見地的看法：在1956年，當我們黨在已經發現蘇聯模式的弊端及其不適合中國國情之後，如果不是另辟蹊徑去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而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蘇聯走，那不僅意味著中國會走上一條不是那麼健康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意味著中國會成為在蘇聯指揮棒下的一個大的“衛星國”。可以設想，當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發生多米諾骨牌效應時，中國也將難以幸免。這雖是一個假設，但卻是以曆史經驗為依據的符合曆史發展邏輯的假設。這個看法無疑是深刻的，但筆者認為對這個看法還需要進一步深化。如果說另辟蹊徑就可能避免後來的厄運，而事實上當年另辟蹊徑的並非中國一家。拿經濟體製來說，當時除了蘇聯的以高度中央集權為特征的計劃經濟體製外，還有南斯拉夫的自治經濟體製，匈牙利的計劃加市場經濟體製，這些國家在蘇聯解體時也全都覆沒。而中國在提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之後，其間又曾經曆過像“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樣大的震蕩，卻始終堅持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確實是值得認真思考的一個問題。應當指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曆史進程中，特別是在曆史轉折的重要關頭，總是十分重視並善於進行理論思考和理論建設，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黨，指導曆史前進。這可以說是毛澤東領導藝術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作為政治家的特有智慧的一個表現。1956年，是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具有重要曆史意義的一年，又是國際上的多事之秋。在這種情勢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就成為一個嶄新的曆史課題。毛澤東在深刻總結國內和國際的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果斷地提出要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的任務，並圍繞這一曆史性課題回答了曆史和現實的、國際和國內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從而為走自己的建設道路奠立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正因為這樣，我們在另辟蹊徑的艱難事業中，比較能夠經得住風浪，而當我們出現失誤的時候也比較容易回到正確的思想上來並加以糾正，因而能夠堅持正確的發展方向。應當說，這是我們黨堅持走自己的建設道路而不迷失方向的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從一定意義上說，在這方麵更具有繼承性的意義。
在這一時期，毛澤東的理論思考和理想建設是多方麵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問題上：
第一，指明要正確對待社會主義曆史和曆史經驗，這是我們另辟蹊徑建設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1956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此引發了世界範圍的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受到嚴重衝擊。為了回擊帝國主義勢力的進攻，捍衛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革命道路，我們黨於同年4月和12月先後發表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多次論和修改寫成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兩篇文章。經過40多年的風風雨雨，今天回過頭來看，這兩篇文章的基本觀點仍然能站得住腳；其所表現出來的深邃思想和曆史的預見性，則已為歲月所證明。
“兩論”回答了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麵臨的一係列重大問題，特別是正確評價了蘇聯社會主義曆史及其曆史經驗，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和現實的意義。
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這絕不隻是對一個曆史人物的評價問題，而是涉及如何看待斯大林領導的近30年蘇聯社會主義的曆史問題。帝國主義正是利用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全麵否定社會主義製度及其曆史實踐，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因而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確是關係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的重大原則問題。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的講話，就針對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做法，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民族，不可能不犯錯誤，何況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經曆又那麼長久，不發生錯誤是不可能的。蘇聯發生的錯誤，像斯大林的錯誤，它的位置是什麼呢？是部分性質的，暫時性質的。”“蘇聯那個主流，那個主要方麵，那個大多數，是正確的。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經過十月革命變成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建設了社會主義，打勝了法西斯，變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國。”因此，“我們說過，對斯大林要三七開。他們的主要的、大量的東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東西是錯誤的”。這樣具體的、全麵的分析，分清了事物的主流和支流，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也是有說服力的。“兩論”進一步分析了斯大林的錯誤在他的一生及他所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曆史中的位置，指出，“斯大林盡管在後期犯了一些嚴重的錯誤，他的一生乃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一生”。“從整個說來，斯大林始終是站在曆史潮流前麵指導鬥爭的，他是帝國主義的不可調和的敵人。甚至在他犯錯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於，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入侵害所必需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斯大林在蘇聯的內外政策方麵所犯的嚴重錯誤及其危害，同時又客觀地指出，這是共產主義者在工作中的錯誤，是共產主義隊伍內部的是非問題，因而不應該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自己同誌的錯誤。文章針對當時一些人大反所謂“斯大林主義”的錯誤做法，嚴肅指出：“共產主義者采取這種說法是極端有害的。”“如果一定要說什麼斯大林主義的話，就隻能說，首先它是共產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主要的一麵，其次它包含一些極為嚴重的、必須徹底糾正的、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而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實質上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這是十分有害的。事實表明，隻有采取客觀的分析的態度，才能正確地認識和對待斯大林錯誤及與其相關的社會主義曆史問題，也才能捍衛我們應當捍衛的原則。
文章還針對當時出現的把斯大林的錯誤歸結於社會主義製度的荒謬論調，指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的，政治製度也是基本上適合於經濟基礎的需要的。在1956年，蘇聯的工業總產量已達到沙俄1913年的30倍，由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變成為世界上第二個工業強國，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很顯然，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義製度而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製度。西方資產階級想用斯大林的錯誤來證明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那麼，斯大林錯誤產生的原因何在？其一，在基本製度適合需要的情況下，在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築與經濟基層之間仍存在著一定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經濟、政治的具體製度方麵仍不完善，還存在缺陷。這種矛盾，雖然不需要根本改變社會主義基本製度，但如不及時地加以調整則會不適合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工作上就會出現失誤。其二，主觀認識脫離了客觀實際，在一定範圍內和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群眾和集體，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民主集中製。在這裏，決定的因素是人的思想狀況。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正是同上述兩方麵的問題緊密相關。正確認識這些原因，不僅有助於我們科學地總結曆史經驗教訓，而且能夠全麵地認識和對待社會主義：既要旗幟鮮明地捍衛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又要善於及時地調整和改革其具體製度，即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等等。
在1956年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浪潮中，還涉及如何看待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問題，也就是說，十月革命的道路還靈不靈？這是同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曆史緊密相關的，必須給予正確回答的一個重大問題。文章指出：“關於蘇聯的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就它們的國際意義來說，有幾種不同的情況。在蘇聯的成功的經驗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曆史的現階段具有普遍意義。這是蘇聯經驗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麵。另一部分不具有這種普遍意義。此外，蘇聯還有一些錯誤的、失敗的經驗。”文章概括了蘇聯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這主要是：建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經過革命鬥爭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得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消滅剝削製度和剝削階級；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保衛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援助被壓迫人民和民族。指明這是反映十月革命道路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經驗。上述這種區分，為我們回答十月革命道路還靈不靈提供了一個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指明了應如何正確對待蘇聯的經驗。“蘇聯的全部經驗，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經驗尤其重要。”這就是說要取分析的態度，重要的是要從本國的實際出發運用這些基本經驗。
上述表明，正確對待社會主義的曆史和曆史經驗，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這是曆史經驗之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1956年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時候，毛澤東就敏銳地看到了它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丟出去的。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赫魯曉夫的錯誤做法，實際上把列寧也丟得差不多了。30多年後眾所周知的曆史悲劇，證明了毛澤東這一深邃的曆史洞察力。戈爾巴喬夫正是以“徹底粉碎斯大林主義以及新斯大林主義的一切形式”、“告別過去”等蠱惑人心的口號為幌子，推行他的一套所謂的改革，這樣的改革鬧劇，最終隻能以葬送社會主義製度而告終。這個慘痛的曆史教訓是值得我們認真地加以總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