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轉入詩人的後一階段。這階段包括兩次入仕，這是高適個人曆史變化的時期。第一次入仕是天寶八載（749），他的詩才受到宋州刺史張九皋的賞識，奏其所製詩集於朝，“薦舉有道科”，蹉跎半百的高適才獲得一個入仕的機會，心情非常興奮，在炎炎三伏天，十日趕到了長安，中第後，被專權妒才的右相李林甫所抑，隻授他一個小小的封丘縣尉，使他深感失望和不平。次年秋，他以縣尉身份送兵出塞，到達清夷（在今河北懷來縣）。它在《使青夷軍入居庸》詩中悲憤地寫道：
登頓驅征騎，棲遲愧寶刀。
遠行今若此，微祿果徒勞。
絕阪冰連下，群峰雲共高。
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
回封丘後，他因深感“拜迎長官”的屈辱與“鞭撻黎庶”的痛心而棄官，寫下了名作《封丘縣》。不久，得到了河西節度使哥舒翰的賞識與推薦，充任翰幕府掌書記，高適仕途顯達實始於此。
安史之亂爆發後，高適以監察禦史佐哥舒翰守潼關。潼關失守後，他奔赴行在，見玄宗陳述軍事形勢，遷侍禦史，擢諫議大夫。玄宗在蜀，用諸王分鎮，高適切諫，以為不可，為肅宗所知。數月後，永王璘據金陵起兵，肅宗即召高適計議，適分析形勢，認為永王必敗，深受肅宗嘉獎，就任他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淮南節度使，使討永王璘。高適一躍而為雄藩重鎮的封疆大吏，成為開元、天寶時期詩人中最顯達的人物。胡震亨曾評論說：“高適，詩人之達者也。其人故不同，（杜）甫善房，適獨與左（謂反對房琯諸王分鎮事），（李）白誤受永王璘辟，適獨察璘反萌，豫為備。二子窮而適達，又何疑也。”（《唐音癸簽》卷二十五）這三位詩人的仕途顯蹇，確與在這次重大政治變動中的態度有關係，胡氏之說是有道理的。
次年，永王敗死。大宦官李輔國惡適敢言，在肅宗前進讒，降官為太子少詹事，出為彭州（今四川彭縣）刺史，高適寫了自敘生平經曆的名作《酬裴員外以詩代書》。後遷蜀州（今四川崇慶縣）。代宗初，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未幾，召為刑部侍郎，轉左散騎常侍，卒，諡忠。
高適的創作，以邊塞詩成就最高。他第一次出塞，北上薊門，親身體驗了邊塞士兵的生活，寫下了《薊門五首》。在詩中，他對“戍卒糟糠，降胡飽衣食”的不平等待遇感到憤慨，並給予深切的同情。他說“官亭試一望，吾欲涕沾臆”。對“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的英勇愛國、不惜獻身精神則給予熱情的歌頌。而對士卒長期戍邊，夫婦離別又表示了關心：“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回？”
開元二十六年（738），他創作了最傑出的代表作《燕歌行》。這首詩從序來看，與張守珪部將打敗仗有關，但其內容寫的卻不全是這次戰役，而是把他在薊門的見聞，進行更高的藝術概括和對他們英勇的愛國精神的讚美。這些都超過了曆來的同題之作。詩中描寫了戰鬥的激烈和艱苦，並以“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這樣鮮明的對比，深刻揭露了將軍和士兵苦樂懸殊的生活和唐朝軍政的腐敗黑暗。
由於詩人自己具有強烈的愛國思想，所以他對保衛邊疆的愛國將領作了熱情的歌頌。如《送渾將軍出塞》中對渾將軍的刻畫是很出色的。在敵人入侵，“昨日邊庭羽書至”的時候，渾將軍即慷慨出征。“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二句不讚渾將軍本身，卻正襯托出將軍忠勇為國、心情異常激動的精神麵貌。“黃雲白草”的塞外風光，與“擊劍酣歌”的昂揚精神，進一步突出了一個不畏艱苦、為國忘身、心情樂觀的愛國將領形象。通篇嚴整而飛動，魄力雄毅，風骨遒勁，與《燕歌行》同樣表現了高適七古的藝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