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對孔祥熙的態度從信任有加到暗中調查，從憤怒至極到不予追究，可以看出此時他的矛盾心理。盡管蔣介石可能一度曾有大義滅親的想法，但是一旦國民黨利益與家族情誼糾纏在一起，他也完全無能為力了，這就像他在給宋子文的一封電報中所說，所有舉措必須“增加我內親之情感，免除外人之猜測”。
雖然此案在強權控製下得以遮掩，國民黨與家族的聲譽亦暫時得以保全，但這種後果卻極大地助長了貪腐行為的擴張。隨著抗日戰爭勝利的到來，接收大員“五子登科”，軍政官僚貪贓枉法，豪門資本以權謀私，貪汙與腐敗已逐漸成為體製性的行為，就像惡性癌細胞一樣，迅速蔓延到肌體的每一部分。蔣介石曾在日記中這樣寫道：“今日最大之恥辱，乃國軍敗創，紀律廢弛，內部腐化，外表枯竭，形如乞丐，以此為目前之大恥，而為國際所詬辯者。應以此整頓軍隊，充實兵力，為雪恥圖張之第一步也。”而戰後接收不僅為貪官汙吏創造了一個大好機會，就連平日奉公守法的官員亦都想盡一切方法參加接收工作，以圖謀利。因此大致上可以這麼說，接收工作中的貪腐現象不是有與無的問題，而隻是多與少、放肆與克製之間的區別而已。
蔣介石收到各地接收大員貪汙腐敗、強占民宅的報告後也非常憤怒，他曾密令上海市市長錢大鈞，要求嚴加懲處。電文曰：
據確報，京、滬、平、津各地軍政黨員窮奢狂嫖濫賭，並借黨國軍政各機關名義，占住人民高樓大廈，設立辦事處，招搖勒索，無所不為，而以滬、平為最，不知就地文武主官所為何事，究有聞見否。收複之後，腐敗墮落，不自愛至此，其將何以對地方之人民，更何以對陣亡之先烈？中正聞此惡劣情形，中心愧徨，悲憤莫名。實無異遭亡國之痛，不知有何麵目再立國際之林、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耶！如各地文武主官再不及時糾正，實無以自贖，當視為我革命軍之敵人，必殺無赦。
希於電到之日，立即分別飭屬，嚴禁嫖賭，所有各種辦事處之類機關名稱，無論大小，一律撤銷封閉，凡有占住民房、招搖勒索情事，須由市政當局負責查明，一麵取締，一麵直報本委員長，不得徇私隱匿。無論文武公務員及士兵長警，一律不得犯禁，責成高級官長連帶負責，倘再有發現而未經其主官檢舉者，其主官與所屬同座，決不寬貸。
蔣介石在這段時期的日記中也曾多次強調，要“告誡軍隊及各級黨政人員，對收複區民眾隻可撫慰，切勿驕矜自大。凡收複後在都市買屋占車與賺錢者，一經查明，必加嚴處（收留偽物資），應以清廉簡樸為主”。當美國特使魏德邁對他說“中央派往華北大員之如何貪汙不法，失卻民心”時，一方麵蔣介石“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但他又認為，這是魏德邁不了解當時社會的複雜，認為是共產黨造謠中傷，唯恐天下不亂與中央不倒之陰謀。
1949年初，國民黨政權內外交困，麵臨滅頂之災。1月21日，蔣介石被迫宣布下野，他在第二天的日記中寫道：“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製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製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3月底，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蔣介石又對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進行了總結，其中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原因包括：外交失誤、軍事挫敗、派係分裂、組織混亂、財經崩潰、戰時行憲、個人的傲慢作風，以及缺乏有效的宣傳方法等，但就是沒有提及貪汙與腐敗對於國民黨失卻政權所造成的影響。雖然蔣介石敗退中國台灣後曾一度痛定思痛，對於貪汙腐敗有所認識，譬如1949年10月16日他在革命實踐研究院開學致辭中說：“我今天沉痛地指出，自從抗戰末期到現在，我們國民革命軍內部所表現的貪汙、腐敗的內容及實情，真是光怪陸離，簡直令人不能想象。我自己作了革命軍的統帥，不能督導部屬，建立健全的製度，樹立教育的規範，以致今天軍隊敗壞若此，我個人當負最大的責任。”但實際上，蔣介石對此造成的影響並沒有深刻的意識。
1970年6月1—7日，蔣介石百病纏身，此時已久臥病榻的他又在日記中對自己在中國大陸失敗的原因進行檢討。直到這時，蔣介石還是特別強調內戰期間的外國因素，指責蘇聯援助中共奪取了東北，批評美國的錯誤調停工作，他認為這些才是致使中共取得軍事上風的重要原因。雖然他也承認，政府官員的腐敗也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並未予以正視。至於說他為什麼未能堅持反腐肅貪，蔣介石自己的解釋是因為他要處理的事務實在太多，而這類問題並非當務之急。因此直到蔣介石去世他都沒有意識到，對腐敗的縱容，使他成為貪腐的領袖，他的政府也成為腐敗的政府，最終必然遭到民眾的唾棄。
原載《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7卷（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