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由於意識形態的宣傳和需要，海峽兩岸對於蔣介石的評價截然相反，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民國曆史中無法回避的重要人物。近年來，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特別是有關蔣介石日記和檔案的開放，推動了民國史的研究，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以各種不同的角度對蔣介石予以重新審視，並發表了眾多有價值的學術論著，而且兩岸學者在許多問題上的認識也越來越趨於一致，這應該說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最近這幾年我正在進行抗戰以來貪腐大案的研究，希望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礎上，對每一重大貪腐個案發生的背景、經過以及最終處理的結果予以綜合分析和對比，從中尋找一些共性的特征。在這中間，自然會涉及蔣介石對待貪汙腐敗的態度，以及他又是如何反腐肅貪的。
應該說，蔣介石個人的生活（特別是中年以後）還是相當清廉，也是比較儉樸的。作為國民黨的最高領袖，為了政權的穩定，蔣介石對於貪汙和腐敗的行徑極為憎惡，對這類案件亦常常予以嚴厲的懲處，這種言論在他的日記和講話中可以說隨處可見。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曾努力懲治貪汙，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在1936年3月10日的日記中寫道：“行政院通令鏟除貪汙：（一）侵吞公款，（二）侵占公物，（三）濫用公物，（四）虛靡公物，（五）偽造報銷，（六）收官用，（七）浮報，（八）兼職兼薪或津貼，（九）超薪，（十）以公款生息。”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國民政府亦曾多次頒布懲辦貪汙的法令，1938年3月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第16條即明文規定，“嚴懲貪官汙吏，並沒收其財產”；同年6月27日，頒布《懲治貪汙暫行條例》；1943年7月1日，又在其基礎上經立法院修訂，公布《懲治貪汙條例》，並列舉了21種貪汙的行為。與此同時，財政部亦曾多次下令取締國家行局以資金投機套利、禁止國家行局人員投機牟利以及禁止官員直接經營商業。但是，貪汙的風氣不但沒有得到製止，反而越來越盛，特別是自抗日戰爭中期以後，這種腐敗已經日益具有係統化、體製性的特點，這也與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戰爭對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物資極度匱乏，而大後方人口卻迅速增加，物價上漲。為此政府實施戰時統製經濟，所有出口物資均以統購統銷的方式運營，並全麵管理外彙，而對事關國計民生的物資則實施專賣。這些舉措在戰時是必須的，但它卻使得那些主管財政經濟的官員所掌握的權力越來越大，導致黑市盛行，通貨膨脹，而官商勾結，以權謀私乃至囤積、走私、貪汙等各種腐敗行徑更是大行其道。為此蔣介石曾親自向四聯總處秘書長徐堪下達手令，要他嚴格禁止財經官員以權謀私的活動。電文曰：
據報各國營銀行及貿易機關職員私做投機買賣，囤積居奇，幾成普遍現象，而普通檢查倉庫，皆早得訊逃逸，國家施行統製管理，甚或反為此輩操縱圖利之機會。聞上海方麵外彙黑市買賣，亦以四行人員私做為多，坐令金融經濟時生波動，國計民生胥受嚴重影響。此輩利欲熏心，罔知國難，若不設法取締，嚴加製裁，物價前途必更趨昂漲，於社會治安、民心向背關係均甚重大，希立核議具體實施辦法，呈候核定頒布施行，以期嚴禁嚴懲，樹之風聲，是為至要。
與此同時，殘酷的戰爭也影響和扭曲了人們的心理，雖然抗日戰爭初期人心振奮，同仇敵愾，然而到了相持階段，一是潰敗的陰影，二是相對的偏安，人們的心態發生變化，特別是在那些官員和商人中間，悲觀厭戰、得過且過、及時行樂的心態日益嚴重，貪贓枉法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對此就有生動的描述，而這些也都成為腐敗加劇的客觀原因。
就以軍隊的情形予以說明，當時部隊官兵的待遇很低，中下級軍官的薪水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士兵的餉費就更少。國軍高級將領五十四軍軍長黃維曾對蔣介石的侍從唐縱大歎苦經：“今日如規規矩矩拿薪水，便要餓飯，而且不能做事，勢必失敗不可。反之，渾水摸魚，貪汙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點油水，倒是人人說聲夠交情，有了問題大家包涵。這是做好不好，做壞倒好，正義掃地，是非顛倒。”
蔣介石對於官場中的這種腐敗現象並非毫不知情，他曾指責政府中“做官不貪贓、不納賄，真是鳳毛麟角。什麼人不到政界則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纏萬貫了”，為此他曾多次下令對貪腐行為予以嚴懲。據報道，1944年頭8個月，僅糧食部就懲處所屬糧政人員貪汙案件共169人，其中死刑4人，無期7人，10年以上25人，5年以上36人，1年以上15人，此外予以撤職記過等行政處分者有82人。然而這種處罰往往是隨意性的衝動，遠非製度化的舉措，而且懲治的對象大都亦隻是那些較低級的官員，這裏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予以說明。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之後，為了緩和物資緊缺的問題，特設立平價購銷處，並委任經濟部商業司司長章元善兼任處長。章元善上任後盡管也頒布了一些法令，企圖實施“以量控價”的政策來抑製物價，然而沒有物資為基礎，那些空文如何製止得了物價的上升。章元善無奈之餘，隻好辭去平價處處長一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