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人類靈魂的鼓手，這不是可以經過反複操練或選舉而能成功的。
應該說，泰戈爾最初和最終關心的是宗教。這種關心是神與人的契合，是對生命的探索和讚美，是對民族自由和人性尊嚴的高揚，這是“立德”。而文學是泰戈爾無意之間的外相，這是“立言”。也可以說，文學是泰戈爾生命現象中有價值而不重要的現象之一。
泰戈爾生活的年代，恰恰處於印度為反抗英國殖民者而進行不斷抗爭的動蕩歲月。國土廣闊而民生憂患，美麗的大自然與到處可見的饑餓逼著泰戈爾從一開始就思考人類最本原的東西：生與死、自由與奴役、善與惡。
在戰禍頻仍的中國，一個關心宗教的人大多走向暴力，如設壇收徒，以方術奇巧聚嘯起事。然而泰戈爾由宗教走向了詩歌，這是以愛為終極目標的思想活動。
青年泰戈爾最先接觸的一個痛楚的問題是兩極化：東方與西方，貧與富，高貴與卑賤，紛繁於單一。他認為西方的觀念無非是將萬物按著人的好惡列出喜歡與不喜歡的，而且“強行把它們擰下來”。
泰戈爾發現偉大常常見諸渺小、神性常見諸卑微之物，如草葉、花蕊、露珠甚至石頭。在大自然中，他找到了神性和人格。
泰戈爾不遺餘力地為印度各民族、各階級的民眾爭取自由。他在聖亭尼克坦（和平之居）建立了一個孟加拉的教育中心，召集東西方的學者，教育無論貴賤的學生。
泰戈爾的詩歌是極富智慧又異常華美的。泰詩的整體傾向寧靜而和諧、有學者說詩中所呈現的是“美學中的有神論”。在泰戈爾40歲的時候，他的夫人和三個孩子中的兩人都不幸去世，自此之後，他成了一個生命的旁觀者，開始創作一種更富沉思性的詩歌，直至1941年（80周歲）去世。
他的作品最可一讀的是《飛鳥集》，可謂千錘百煉，字字珠璣。
歐洲國家人士所推崇的泰詩是“吉檀迦利”，這部詩集由泰氏本人由孟加拉文譯成英文，並在愛爾蘭詩人葉芝等人的推薦下，榮膺191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泰戈爾本人是沒有絲毫虛榮的。據他自己講，把詩譯成英文也毫無使人賞識的意思。因而當瑞典文學院的電報發來時，泰戈爾正在他創於孟加拉的一個山村學校中領著學生從森林歸來。泰戈爾看過了電報，就漫不經心的塞進衣袋，沒有任何感情上的波瀾。
瑞典文學院對泰戈爾的得獎評語是這樣寫的：“由於他那至為敏銳、清新與優美韻詩；這詩出之於高超的技巧，並由他自己用英文表達出來，使他那充滿詩意的思想業已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
這段評語寫得極其拙劣，顯出西方人的倨傲和對東方的無知。如果泰詩得獎是因為被譯成英文和成為西方文學的一部分，這既有違於諾貝爾的本意，也是對泰戈爾的不恭。
泰戈爾並沒有去領獎，雖然在幾年之後，他曾到瑞典遊曆了一番。
泰戈爾最欣慰的是：在印度大陸的鄉村，無論是趕車人、船夫和農夫都在吟誦著他的詩，但並不知作者是誰。
泰戈爾認為在有生之年成為“無名氏”自是極大的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