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希望通過走私來逃避納稅常常招致沒收財產及其他處罰，使走私人完全破產；一個人雖然由於違犯自己國家的法律而無疑是極其應受懲罰的，但他常常並不能違犯自然正義的法律，如果他的國家的法律不曾將大自然不認為是罪行的事定為罪行，他在每一個方麵就會是一個極好的公民。在至少一般懷疑有做出許多不必要的開支及大大地妄用公共收入的腐敗政府，用來保障國家收入的法律很少受到尊敬。當不用偽證就能找到容易的和安全的走私機會時，還對走私有所顧慮的人是不會很多的。假裝對購買走私貨物有所顧慮（購買走私貨物雖然是對違犯收入法和幾乎總是與之相伴的偽證的鼓勵），在大多數國家都會被認為是偽善的一種表現，不但不能得到任何人稱讚，反而會使假裝這樣做的人被懷疑為是比他的大多數鄰人更大的騙子。由於公眾的這種縱容，走私人常常被鼓勵去繼續從事一種他這樣被教導去看作在某種程度上是無辜的行業；當收入法的嚴峻懲罰正要落到他頭上時，他常常要用暴力去捍衛他習慣地看作是自己的正當財產的東西。從最初或許是由於輕率而不是由於想要犯罪，最終他常常成為社會法律的最死硬的最堅決的破壞者之一。由於走私人的破產，他的資本以前是用來維持生產性勞動的，現在卻被吸收到國家收入或稅收官員的收入中，用來維持非生產性勞動，使社會的總資本減少，使本來會得到維持的有用勞動減少。
第四，這種稅至少使經營課稅商品的商人要常常受到稅收人員的訪問和令人討厭的檢查，無疑地有時使他們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迫，總使他們遭受許多麻煩和苦惱；雖然像已經說過的，嚴格說來苦惱並不是支出，卻肯定是等於一個人願意用來使自己免除這種苦惱的支出。消費稅法律，雖然就製定這種法律的目的來說更有效力，卻比關稅法律更加令人苦惱。當商人進口了應課某種關稅的貨物時，在繳納關稅並將貨物存入自己的倉庫以後，他在大多數情況下就不會遭受海關官員的進一步的麻煩和苦惱。應課貨物稅的貨物卻不是如此。商人無法中止貨物稅官員的不斷訪問和檢查。因此，消費稅比關稅更加不受人歡迎，征收貨物稅的官員也是如此。有人說，這些官員雖然一般或許也完全像海關官員一樣好地履行他們的職責，但是由於這種職責迫使他們常常要去找他們的一些鄰人的麻煩，所以他們普通養成了一種他人常常並不具有的冷酷性格。可是，這種說法或許隻不過是舞弊商人的意見，他們的走私由於貨物稅官員的勤勉而受到阻止或者被發現。
對消費品的課稅和因其在某種程度上產生的不可分離的那種不方便，落在大不列顛人民身上也和落在政費幾乎一樣浩繁的其他國家人民的身上一樣輕。我們的狀況不是十全十美的，是還有待於改善的，但和我們的大多數鄰國的情況一樣好，或許比他們的情況還要好一些。
由於對消費品課稅就是對商人利潤課稅的思想，這種稅在有些國家對貨物的每一次出售都一再課征。如果對進口商和製造商的的利潤課稅，那麼對介乎他們之一與消費者之間的一切中間買主似乎也應同樣課稅。西班牙的著名的Alcavala〔消費稅〕似乎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建立的。它在每一種財產――不論為動產或不動產――出售時課征，起初為10%，後來為14%，現在僅為6%；在財產每次出售時均重複課征。這種稅的課征要求有足夠多的稅收官員，去監視不僅是從一省到另一省，而且是從一個商店到另一個商店的貨物運輸。它不僅使某些種貨物的買賣人，而且使所有各種貨物的買賣人――每一個農場主、每一個製造商、每一個商人和店主都遭受稅收人員的不斷訪問和調查。在建立這種稅的國家的大部分地區，不能生產出供在遠方銷售的東西。國家每個地區的產物，必定會和鄰近的消費成比例。因此，烏茲塔裏茨將西班牙的製造業的毀滅歸因於這種Alcavala〔消費稅〕。他可以將農業的衰落同樣歸因於它，它不僅是向製造品課征的，而且也向土地的天然產物課征。
在那不勒斯王國有一種類似的稅，按所有契約價值的3%課征，因而也向所有銷售契約的價值課征。它比西班牙的稅輕，而且在大部分的城市和教區可以支付一種補償金去代替。它們可以用自己所喜歡的方式去征取這種補償金，一般是用不幹擾當地的內地貿易的方式。因此，那不勒斯的稅不像西班牙的稅那樣具有破壞性。
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所有地區的課稅劃一製度（隻有少數無關重要的例外），使國家的內地貿易，即內陸和沿海岸貿易，幾乎是完全自由的。內陸貿易幾乎完全自由，大部分貨物可以從王國的一端運往另一端，不要求有任何的許可證或通行證，也不受稅收人員的盤詰、訪問或檢查。有少數例外，但並不幹擾國家內地貿易的任何重要部門。沿海岸運輸的貨物要求有證明單或海關放行證。可是，如果你將煤炭除外，其餘貨物幾乎全是免稅的。這種內地貿易的自由是課稅製度劃一的結果，它或許是大不列顛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每一個大國必然是它自己產業的大部分產物的最好的和最廣泛的市場。如果由於相同的劃一所產生的相同的自由能推廣到愛爾蘭和各殖民地，那麼國家的偉大和帝國的每個地區的繁榮或許會比現在的程度更大。
在法國，各省實行不同的稅法，要求有眾多的稅收人員駐紮在王國邊境以及幾乎每一個省的邊境，以阻止某些貨物的輸入，或對輸入課征某種稅，使國家的內地貿易受到很大的幹擾。有些省可以繳納賠償金去代替鹽稅（gabelle）。其他的省完全免征鹽稅。有些省完全免除煙草專賣，在王國的大部分地區則由總包稅人享有煙草專賣權。aids（貨物稅）與英格蘭的貨物稅相當，在不同的省非常不同。有些省完全免納這種稅，而支付一種賠償金或相等的東西。在實行這種稅並實行包稅的地方，有許多種地方稅隻在某個市或某個區征收。Traites（關稅）與我們的關稅相當，將王國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實行1664年關稅的省，稱為五大包稅區的省，包括皮卡第、諾曼底和王國的大部分內陸省份；第二，實行1667年關稅的省，稱為外疆各省，包括大部分的邊境省份；第三，據說是當作外國對待的各省，或者說，由於它們被允許和外國進行自由貿易，在它們和法國其他省份進行貿易時，課征對其他外國相同的稅。這些省份是阿爾薩斯，麥茨?圖爾和凡爾登三個主教管區，以及敦刻爾克?貝允和馬賽三個市。在五大包稅區（這樣稱呼是由於古代將關稅分成五大部門，每一部門最初都是一個特別包稅區的對象，雖然現在已經合並為一個）各省，以及在外疆各省，有許多地方稅隻在某一個市或區實行。在被當作外國對待的各省，特別是在馬賽市，也有一些這樣的地方稅。毋需說明，這樣會對國家的內地商業造成多麼大的限製，以及需要有多少稅收官員來駐守這些不同省份和地區的邊界，它們都是實行這種不同的課稅製度的。
除了由於複雜的稅法製度所引起的一般限製以外，除穀物之外或許是法國的最重要產物的葡萄酒的貿易在大部分的省受到特別的限製，這是由於對某些省份和地區的葡萄園比對其他葡萄園給予的特殊優惠引起的。我相信，可以發現，葡萄酒最有名的省份是葡萄酒貿易受到這種限製最少的省份。這種省份所享有的廣泛市場，鼓勵在它們的葡萄園栽培和隨後在它們的葡萄酒釀造兩方麵都得到良好的管理。
這種不同的和複雜的稅法不是法國所獨有。米蘭這個小公國劃分為六省，每省對幾種不同的消費品有不同的課稅製度。領土更小的帕馬公國劃分為三個或四個省，每省也同樣有它自己的製度。在這種荒謬的管理下，隻有土地的十分肥沃和氣候的異常適宜才使得這些國家免於不久即陷入極端貧困和極端野蠻的狀態。
消費稅可以用兩種方法課征：一是設立官員由政府任命並向政府直接負責的行政機構去征收，其收入必然一年與一年不同，依稅收不時的變動而異；二是按一定的稅額包出，包稅人可以任命他自己的官員，這些人雖然必須按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征稅，但處於總包稅人的直接監督之下，向他直接負責。包稅決不能成為最好的最節約的征稅方法。除了為支付約定稅額、官員的薪俸和全部行政開支所必要的以外，包稅人必須從稅收中獲得一定的利潤，至少與他所作出的墊支、他所承擔的風險、他所經曆的麻煩和他為管理一項如此複雜的事業所必須具備的知識和技能成比例。政府在自己的直接監督下建立一種和包稅人所建立的相同的管理機構，至少可以省去這種利潤，這種利潤幾乎總是大得可怕的。要承包公共收入的任何巨大部門，要求有巨大的資本或巨大的信用，單是這種情況就會使對這樣一種事業的競爭限製在極少數人中間。在少數具有這種資本或信用的人中，隻有更少數的人才具有必要的知識和經驗，這種情況進一步限製了競爭。可以成為競爭者的這非常少數的人，覺得聯合起來更符合自己的利益，他們成為合作者而不是競爭者，在包稅投標時，他們所出的標價大大低於實際的價值。在公共收入實行包收的國家，包稅人一般是最富有的人。單是他們的財富就激起了公眾的憤怒，而幾乎總是伴隨著這種暴發財富的虛榮，以及他們通常炫耀這種財富的愚蠢的誇張，更進一步地激起那種憤怒。
公共收入的包稅人從來不覺得法律過於嚴厲，這種法律懲處任何逃稅的企圖。他們對納稅人毫無憐憫之心，這些人並不是他們的臣民，如其在他們包稅期滿之後的那一天普遍破產，也不影響他們的利益。在國家處於最緊急狀態之時，君主對自己收入的確切支付的渴望必然是最大的，此時包稅人總是要抱怨說，如果沒有比現行法律更嚴峻的法律，即使是最通常的稅額他們也不能付出。在這種國家困難的時刻，他們的要求是無法反駁的。因此，稅法逐漸變得越來越嚴厲。在大部分公共收入均實行包稅的國家，稅法總是最嚴酷的。在君主直接監督下征稅的國家，稅法是最溫和的。即使是最壞的君主，也會對他的人民感到更多的同情，這是不能期於他的包稅人的。他知道，他的家族的永遠偉大依存於他的人民的繁榮，他決不會為了他自己的任何暫時的利益去有意地破壞這種繁榮。對他的包稅人來說就不是這樣，這些人的偉大不是人民繁榮的結果，而是破壞這種繁榮的結果。
有時候一種稅不僅以一定的稅額包出，此外還給予包稅人以對課稅商品的壟斷權。在法國，煙草稅和鹽稅就是用這種方式征收的。在這種場合，包稅人從人民索取的不是一種而是兩種過度的利潤：包稅人的利潤，壟斷者的更加過度的利潤。煙草是一種奢侈品，每一個人都有買或不買的自由。但鹽是一種必需品，每一個人都必須向包稅人購買一定的數量；因為如果他不向包稅人購買這個數量，一般認為他就會向走私者購買。對兩種商品所課的稅是特別重的。因此對許多人來說走私的誘惑是不可抗拒的，同時法律的嚴峻和包稅人的官員的警覺使屈服於這種誘惑的人幾乎肯定會傾家蕩產。鹽和煙草的走私每年將幾百人送進監獄，此外還有很多的人被送上斷頭台。用這種方式課征的這些稅為政府提供很大的收入。1767年煙草包稅額全年為22541278利佛。鹽稅的包稅額為全年36492404利佛。兩種情況的包稅從1768年開始，持續六年。把人民的鮮血看做和國王收入比較一錢不值的人，或許會讚成這種課稅方法。在許多其他國家也建立了相同的鹽和煙草的稅收和壟斷，特別是在奧地利和普魯士領土內以及意大利的大部分邦。
在法國，王室的大部分實際收入是從八個來源獲得的：貢稅、人頭稅、二十取一的稅、鹽稅、貨物稅、關稅、官有財產和煙草包稅。後五者在大部分的省都實行包征。前三者在到處都是由政府直接監督和指導的行政機關征收的，普遍承認，按照它們從人民口袋中取出的錢的比例，送入國庫的比其他五種多，後者的管理是更為浪費的虛浮的。
法國的財政在現時狀態下似乎可以進行三種非常明顯的改革。第一，廢除貢稅和人頭稅，增加二十取一稅，使其增加的收入等於前兩者的金額，這樣就使王室的收入可以保持，征收費用可以大大減少，貢稅和人頭稅所造成的下層階級人民的苦惱可以完全防止，上層階級的負擔也可以不致比現在更重。我已經指出過，二十取一的稅是一種和所謂英格蘭土地稅非常近似的稅。大家承認，貢稅的負擔最後落在土地所有人身上；大部分的人頭稅是按應納貢稅每鎊若幹的比率估征的，它的大部分的最後支付也一定同樣落在相同階級的人身上。因此，二十取一的稅雖然有所增加，以便獲得與貢稅和人頭稅數額相等的額外收入，但上層階級人民的負擔，仍然可以不致比現在更重。由於貢稅通常向各個人的地產和租戶課征中的巨大不平等，改革之後許多個人的負擔無疑會加重。這種享有特惠者的利益和反對，最可能阻止這種或任何其他類似的改革。第二，使鹽稅、貨物稅、關稅、煙草稅即一切關稅和貨物稅在王國的所有一切地區劃一起來，這些稅的征收費用可以大為節省，而王國的內地貿易也可以變得和英格蘭的一樣自由。第三也是最後，將所有這些稅交由一個由政府直接監督和指導的機關管理，總包稅人的過度利潤可以納入國家收入。由於個人的私人利益所產生的反對，也很可能阻止後兩種改革計劃的實現，像阻止第一種改革計劃的實現一樣。
法國課稅製度在每一個方麵似乎均劣於不列顛製度。在大不列顛，每年向不足800萬人民征取到1000萬鎊，不可能說有任何一個階級受到壓迫。根據埃克斯皮裏神父搜集的資料，及《穀物法與穀物貿易論》作者的觀察，情況可能是：法國，包括洛林和巴爾在內，約有2300萬或2400萬人，為大不列顛或許擁有的人口的三倍。法國的土壤和氣候優於大不列顛的。法國土地的改良和耕種遠在大不列顛之先，因此，凡是需要長時期來建造和積累的事物，法國都比大不列顛多，如大城市以及城市和鄉村中方便的和建築良好的房屋。有了這些優勢，可以期望在法國能課征到3000萬鎊的收入去支持國家，就像在大不列顛課征1000萬鎊那麼容易。根據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計（雖然我承認是非常不完全的估計），1765年和1766年，歸入法國國庫的全部收入，通常在308至325百萬利佛之間；即是說，不足1500萬鎊，沒有達到預期的半數，如果法國人民也按照大不列顛人民的同一比例納稅的話。可是一般承認，法國人民受到賦稅的壓迫比大不列顛人民重。不過法國肯定是歐洲的一個大帝國，除大不列顛帝國以外，享受著最溫和最寬容的政府。
在荷蘭，對生活必需品課征重稅據說破壞了他們的主要製造業，甚至可能逐漸地阻礙他們的漁業和造船業。大不列顛對生活必需品的課稅是微不足道的，迄今沒有任何製造業受到課稅的摧毀。不列顛製造業負擔最重的稅隻有一些原料進口稅，特別是對生絲的進口。可是荷蘭中央政府和各市的收入據說達525萬英鎊以上，由於荷蘭人口不能被認為超過大不列顛人口的三分之一，所以按照人口的比例，他們一定被課稅較重。
在所有適當的課稅對象均已課稅之後，如果國家的緊急狀況仍然繼續要求新稅，那就必須向不適當的對象課征。因此，對生活必需品課稅可能並不是由於荷蘭共和國的愚昧無知，它為了獲得和維持自己的獨立，盡管做出了巨大的節約，還是被卷入了耗費巨大的戰爭，以致不得不大舉借債。此外，荷蘭和新西蘭這種特殊國家為了維持本身的存在，或者防止國土被大海吞沒，不得不做出巨大的開支，這一定使這兩個地區的賦稅負擔大為增加。政府的共和形式似乎是荷蘭今日偉大的主要支柱。大資本所有人、大商業家族一般或是直接參加了這個政府的行政管理，或具有某種間接的影響。為了他們從這種情況獲得的尊敬和權威，他們願意住在這樣一個國家：在這個國家裏，他們的資本如自己運用，會帶來較小的利潤，如貸予他人，會帶來較小的利息；在這個國家裏，他們從而獲得的比較不大的收入，所能購買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比在歐洲任何其他地方少。這種富有人民的定居，盡管有一切的不方便，也必然會使國家的產業在某種程度上活躍起來。一旦發生任何的國家災難，使政府的共和形式受到摧毀，使全部行政落入貴族和軍人之手，使這些富有商人的重要性化歸烏有，那麼，他們就不會高興住在一個自己不再可能受到多大尊敬的國家。他們會將自己的住所和自己的資本移往某個其他國家，而荷蘭的工業和商業不久也就會跟著支持它們的資本遷移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