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是中國古代學派中產生比較早的一家。秦人立國以後，較早接受的也是儒家的學說和思想。戰國以後，各國都欲比較速成地強國以便應付激烈的戰國環境，儒家在各國都不能得到知音，在秦國也是這樣。可以說，儒家在秦國的地位是由長到消最後到了要被滅的境地。但是，儒家的治國之道是合理的，所以秦王朝也不能不用儒家的思想來作為它統治思想的補充或救弊之道。安天下，用儒道。秦之早亡與排儒不能說沒有關係。
（一）儒家對秦國初期的影響
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指》中認為，春秋以後的各家即諸子，其目的在於“務為治者也”。談到儒家時，他說：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儒者]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這是最早提出儒家和各家名稱的文字。戰國諸子對儒家的評價見於《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及韓非、商鞅等。但以莊、荀比較係統和集中。莊子說：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對於儒家產生的淵源、基本思想及代表人物的論述，還是《漢書·藝文誌》來得精辟與詳贍一些。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關於司徒之官，《周禮》有《大司徒》、《少司徒》，掌王室建築以及典章製度等。
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仁政”。什麼是仁，這便是“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所謂複禮，便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所複的禮是周禮。他也以周禮的傳道者自居。他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這個茲便是他孔子本人了。因為，他認為“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他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他的政治思想、道德思想和行為操守很受後代稱讚，有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
孔子的後繼者是孟子（約公元前371-前289）。他說“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認為在當時的亂世，“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他也主張行周禮，認為“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因此要“率由舊章”。他認為在社會上“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他主張行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梁惠王問利國，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所以，文天祥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荀子（約前298-前238）是儒家的殿軍，也是戰國後期最重要的學者。他雖是儒家，但卻主張“法後王”。他的學說有融合法家的部分。他的兩個學生韓非和李斯都是法家，都成了秦始皇帝的功臣。荀子的主要思想是禮治。孔孟都沒有去秦。荀子去過秦國，所以專章論述，此不贅。
儒家的基本思想是宗周。周發跡於陝西西部岐山、扶風。秦人由東而西，居於隴東，後逐漸發展，到了汧渭之地。這裏也是周人發跡的地方，因此，秦人接受周文化就成為其必然。公元前770年即秦襄公八年，犬戎與申侯伐周，秦襄公將兵救周，護送平王東遷，一舉驚人。周王封秦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才建立了秦國，開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秦人才“祠上帝西□”，搞起了禮樂之製。
150年後，秦穆公即秦公位。秦穆公在位39年。他在位時，重用人才。百裏奚為虞國人。晉獻公滅虞、虢，虜百裏奚。百裏奚逃去楚國。秦穆公聞其賢，以五張羊皮贖回百裏奚，與之深談三日，授以國政，號五□大夫。百裏溪又推薦了蹇叔。穆公任蹇叔為上大夫。在這個時期，晉國遇旱災，請秦救濟些糧食。有的大臣主張不給晉糧，並可因此而伐之。百裏奚認為，“夷吾得罪於公，其百姓何罪？”於是穆公便與之粟，以船漕東轉，自雍相望至絳。另一件事是，岐下野人將秦穆公的一匹好馬殺掉吃了。秦國官員將這些人捉住要繩之以法。秦穆公說：“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不飲酒，傷人。”於是給這些人送了些酒，饒了他們。第三件事是穆公得到內部消息，於是派孟明視（百裏奚子）、西乞術（蹇叔子）及白乙丙三人率軍襲鄭，被晉軍大破於□，三人被俘。晉國將這三人放回。秦穆公並不怪罪三人，而作了自我檢討，並使三人官複原職。這些事可以看出，穆公是以人為本，頗有儒風。這明顯是受周文化的影響。而穆公給戎王的使者由餘說的話，更證明了這一點。他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秦穆公在位時，“益國十二，開地千裏，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此時，秦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穆公以後，康、共、桓、景諸公各有建樹。其政治思想仍是周公之禮。其後的《石鼓文》的內容，景公時的石磬銘文，也有著濃重的儒學色彩。這樣，我們對孔子對秦的評價也就釋然了。《史記·孔子世家》雲，孔子見齊景公時說：
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卑，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誌大；處雖僻，行中正。身舉五□，爵之大夫，起□絏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
魯昭公二十年為公元前522年，齊景公二十六年，秦哀公十五年，距秦穆公之死年（公元前621年）將近100年了。孔子雖然西行不到秦，但是對秦國的事態是十分了解的，可以說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是了然於心的。韓愈在《石鼓歌》中說“孔子西行不到秦”，以至於“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但是將《石鼓文》看作周宣王時的作品。由此也說明，石鼓文中的周味是濃的。但據今考證，石鼓文是秦襄公以後或秦文公時的作品。雖然韓愈錯批了孔子，但是他從文化承續上還是體察出了周秦文化的一脈相傳。
（二）秦獻公後的儒家
時序進入戰國以後，各國為了圖強，紛紛變法。秦國的變法是遲了半拍。這時的秦國內部因爭位而亂。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即位。秦獻公即是因國內爭權被排擠在外流離30年的公子連。這時東方六國魏、趙、楚的改革已經成功，韓、齊改革亦將開始。秦獻公便在秦國開始了改革。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商鞅便是在秦孝公的《求賢詔》的號召下，由魏入秦，經過秦孝公的麵試，於公元前360年（秦孝公二年）在秦實行變法。這便是秦國曆史上著名的“商鞅變法”。
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法家在先秦並非顯學。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盛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後來韓非也說：“世之顯學，儒墨也”。東方各國的變法，實際都是以儒、法的思想去進行的。在秦國則是法家思想在主導著變法。法家在中國曆史上登上政治舞台，是從秦開始的。
商鞅的基本思想是不師古而師今，主重農戰，反智反文化。他對儒家是堅決排斥的。下麵可以引述一些文句：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
《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惠，國有十者，上無使守戰。國以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
上段引文是不法古。下段引文中，商鞅認為有十種東西是使國家貧窮積弱的。這十種中，《詩》、《書》是儒家的經典，禮、樂、仁、善、廉也是儒家所提倡的，尤其是仁、禮、樂這幾種。看來，儒家的思想是商鞅的主要批判和打擊對象。
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害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虱害，必強。
禮、樂，淫佚之征也。
故，事《詩》、《書》、談說之士，則民遊而輕其君。
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孝弟，曰誠信、貞廉，曰仁、義，曰非兵、羞戰。
昔之能製天下者，必先製其民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製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
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民愚則易治也，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
說得再明白也不過了。儒家的《詩》、《書》、禮、樂等等都是人身上的虱子樣的寄生蟲，儒家所貴的民，法家要使之弱。民弱與國強成了對立麵。怎樣弱民呢？就是讓民愚蠢起來，這樣民才能像熔化了的金屬或像陶土一樣，任由擺布，倒入模子裏想做什麼就做什麼。這同孔子、孟子、荀子的民貴思想和教化行為是根本對立的。
商鞅以後，其法繼續執行。儒家的理論在秦處於消沉時期了。
（三）《呂氏春秋》與儒家瞬間抬頭
儒家作為戰國一大學派，其覆蓋麵很廣，人數眾多，影響也大，雖經商鞅的壓抑，但是它在秦國仍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戰國末期，天下定於一的形勢基本明朗以後，各學派的人物紛紛入秦，儒家學派的人物也自在入秦學者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