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學術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著重要的位置。它上承先秦諸子下啟漢代經學，甚至對漢以後中國古代學術的走向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春秋戰國諸子在秦的發展和遭遇、秦學術的特點、秦學術在秦國秦朝各個時期的升降、秦學術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作品的深入研究，會使我們了解秦以後中國學術發展的轉變及變化的內在因子，也有利於認識秦王朝之失以及秦社會的社會心理和社會風尚。
（一）什麼是學術
說起秦學術，那麼什麼是學術？這個問題意會可以，而用文字作一個科學的定義似乎不易。梁啟超將學與術分開來講疏。他說，“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用者也”。這是將學與術分開來講的，學是理性認知上的學理性論述，術則是應用。當然，梁先生既反對將二者混淆，也反對分離。但近世以來，學術二字已經成了一個名詞而行世。查《辭源》解釋學術，意即學問、道術。用學問來釋學術似乎淺了些，雖然何遜的《贈族人秣陵兄弟詩》：“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中將學術指學問，但與近世至今所說的學術是有較大距離的。說學術是道術，這個說法由來已久。《莊子·天下篇》中多次說到道術：“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將為天下裂。”《漢書·藝文誌》中也有“方今去聖久遠，道術廢缺，無所更索”。莊子所說的道術，有時也指方術。《漢書·藝文誌》中講的道術，與學術倒有相近似的地方，但也不很恰切。那麼，學術究竟怎樣定義呢？我想，是否可以這樣來表述：學術便是對人類社會各層麵的係統的具有學理性的專門研究的學問。這個定義當然不盡恰當，姑且言之，以待賢者更訂。我這樣定義的原因在於，從學術的觀念來看，無論古今中外的學者的學說，其研究的出發點都關乎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麵，有哲學的，有政治的，有軍事的，有經濟的，有文學的，有倫理的，有道德的，有禮製的，有藝術的，有邏輯的，等等。這一點，從春秋戰國諸子論述的涵蓋麵來看便是如此。這些學者從學者的獨立人格、獨立思考方麵對社會人生的命運規劃著藍圖和準則，冀圖建立有序的社會規範。這些藍圖是學者為政治家作的。所以，學術本身是入世的。陳獨秀在談到學術與國粹的區別時說：“學術何以可貴？曰：以牖吾德慧，厚吾生；文明之別於野蠻，人類之別於其他動物也，以此。學術為吾人類公有之利器，無古今中外之別，此學術之要旨也。必明乎此，始可與言學術”。這便是說，學術是屬於精神領域的，是人類特有的思辨思維活動，是社會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誌之一。學術的功能在於思辨，通過思辨而使思想升華，啟迪智慧，潤澤德性，有益於世道人心。這也便是學術入世的切入點。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上表現在學術的發達與否。而從事學術研究者，應該以獨立人格精神獨立地思考，保持學術本身相對的獨立精神，而不受其他非學術因素的幹擾和影響。
（二）秦學術史及其研究
學術本身又是一個比較廣泛的概念。從大的學說分類來劃分便是有自然科學的學術、社會科學的學術兩大類（這裏，我將人文學科歸之於社會科學之中）。這兩大類中，各自又有自己的許多分支的係統。我們研究問題，自然要廓清所研究的論題的類別和範圍。那麼，秦學術屬於哪一類，對它的研究又有多大的範圍呢？我在這裏所想討論的秦學術，是屬於社會科學的範疇中學術史的秦的部分。也就是說是秦學術史的範疇。具體一些，從空間來說是在中國古代先活動於中國西部最後統一六國而活動於整個華夏的秦國、秦王朝；從時間來說大約在公元前九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末的秦國、秦王朝。
秦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具有裏程碑性的時代。學者雲：“秦結三代之局”。秦結三代之局，使中國古代社會在政治製度、社會生活以及文化等諸方麵均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宣告了中國古代貴族政治的結束和君主政治的開局。李卓吾說秦始皇帝“掀翻一個世界”，誠哉斯言。隨著貴族政治大廈的坍塌，君主政治華屋之建基，社會的各個方麵均發生了具有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作為精神領域中的學術活動也自然地或被動地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國古代自秦以後的學術也產生著明顯的影響。因此，對秦學術的研究，便具有特殊的意義。第一，可察三代尤其是春秋戰國諸子學說的活躍之結局。春秋戰國，諸子百家，學者林立，學說競放。學者們均以獨立的人格在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尋求治國安民之道，構建新的人倫道德的規範，暢所欲言，展現出絕代風華。他們思想敏銳，語言多姿，大師級的人物一時如滿天繁星，燦然可觀。他們或在齊，或在楚，或在三晉，或在秦，均卓然獨立。秦統一以後，這些學說時長時消，不絕如縷。其最後的結局，最充分地顯示了中國古代第一次文化整合的信息。第二，各種學說在秦的消長，對秦以後的學術具有深刻的影響。各種學說在秦的消長是文化整合過程中的必然反映。這個整合（integration）從秦開始而到漢武完成。其結果對中國後來的學術思想、學者活動、學術形式、學術內容都有極大的影響。因此，對秦學術的研究便是考察從秦國開國到秦王朝滅亡這近千年過程中，學術的興衰、學者的學術活動、學說的演變及影響。
對秦學術史的論述，最早應推班、馬。司馬遷在《史記》中列有孔子、商君、張儀、白起、王翦、蒙恬、荀子、呂不韋、李斯、韓非等兵家、道家、儒家、法家、雜家的世家或列傳，可視之為學者或學派的傳記。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從目錄學的角度列出了秦學人的著述。《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一文，不啻一篇重要的學術批判文字。他引用《易》中的天下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便簡潔而深刻地提出了學術產生與發展的規律。自漢而後，學者論及中國古代的學術時，遇秦則略焉而無書。許多以秦漢為題的著作與論文也是詳漢而略秦。這種情況的出現，其原因約有：其一是資料的缺乏，文獻不足徵，而要專門爬梳秦的學術資料，比較費功需時；其二是秦王朝短祚，學者注目於十餘年的秦王朝而將秦國這一大段時間忽略不計，無形中無意間割斷了秦的曆史；其三是學術史的研究相對滯後。時序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秦代重要的文物遺址如睡虎地秦墓及竹簡、湖南龍山裏耶的簡牘、天水放馬灘秦墓及竹簡、秦始皇帝陵兵馬俑及其他從葬坑的驚人文物和遺址（主要有兵馬俑坑、石甲胄坑、百戲俑坑、銅禽類坑、修陵人墓地等）以及甘肅禮縣、寶雞益門村等地的先秦及秦朝遺址和文物的發現，讓學者眼前一亮，開始關注秦的曆史和文化的研究。關於秦學術史方麵的研究也有學者開始著墨奮筆了。首先散見的是關於秦學術史的單篇論文，較早出版的秦學術史研究的專著則是台灣學者餘宗發的《先秦諸子學說在秦地之發展》。這部20餘萬字的著作論述了諸子學說在秦的傳播以及文化融合。秦學術的研究也就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躍上了學術研究的舞台的。
（三）秦學術史概況
學術是有傳承的。秦之學術是對三代尤其是春秋戰國諸子學術的繼承。春秋戰國是重要時期。雖然戰爭頻仍，但是人們的思想活躍。儒墨道法陰陽兵農縱橫名家，各派學者獨立思考，學說紛呈。這些學說集中起來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便是為轉型期的後戰國時代的社會開藥方。這些藥方便是如何治理後戰國時代的社會，內容涉及政治製度、軍事方略、經濟發展、文化建設乃至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與天（自然）與地（生產）與人（製度、倫理）的關係如何規範與和諧。因此，這個時期的學術包容萬事萬物，宏闊而廣泛。學者們在論述的過程中，獨立思考，上窮碧落，下究地利，中論人事，論由己出，無察言觀色之思，有追求真知之意。在當時各國中，學者自由來往，抱學以售，合則留不合則去。
秦國當時鄙在西域，早期不與東方通音問，所以被東方經濟、文化發達且軍事強盛各國以夷狄遇之。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70年），襄公護送周平王東遷，建立殊功，秦國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從此，流行於東方的學術思想與學說便隨著秦與東方交流的頻繁而傳至秦國，與秦地的學說互相交流和融合。
儒家思想學說在秦的影響應該早一些。唐時雍州出土了十麵石鼓。按其詩歌內容與形式，均與孔子所編《詩經》有較多的相似之處。韓愈直認為是周宣王時器，並且作了《石鼓歌》，對《詩經》不收《石鼓文》不滿意，說“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原因在於“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石鼓發現以後，唐人多認為是周器，韋應物以為是周文王之鼓，周宣王刻詩。韓愈則斷之於宣王，現代學者已定讞為秦器。唐人所說雖然不確，但也說明周秦文化本身的傳承關係。秦人東來西來說雖然聚訟，但秦人文化傳承東方殷周文化似無問題，已成公論共識。所謂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實際是周文化的傳繼。孔夫子對周的膜拜即是明證。孔子又是因為久不夢見周公而悵惘，又以“周鑒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起於西方，秦緒周而興，接受周的文化典章正是其宜。早於孔子近百年的秦穆公與由餘的對話以及穆公的行事，已可見儒學的影響。這說明早期秦是奉儒學的。獻公、孝公以後具有排儒傾向。所以秦昭王時，後期儒家的巨擘荀子到了秦國，雖多所譽美，但認為“秦之所短”在於“無儒”。所謂“無儒”，是不用儒也，直到始皇帝的坑儒。可以說，儒家學術在秦國前期處於指導思想地位，後期則被排斥，最後幾乎被鎮壓殆盡。這便是儒學學說在秦的長——弱——消的過程。當然不是絕跡，秦末還有儒者正先。
法家入秦約在公元前4世紀初。公元前385年，秦獻公在危難之中任秦公。明年即獻公元年（公元前384年），開始實行改革。這是受了東方各國改革的影響而行動起來的。十年中，僅僅作了禁止殉葬、遷都櫟陽、置縣、設市、戶籍相伍等改革，獻公即棄世。公元前361年，獻公之子孝公繼位，詔天下能幫助他富國強兵的人來秦國。公元前359年，衛鞅入秦。這是一位法家學說的巨子。他的著作也基本寫於秦國。他的基本思想是尊君崇法重農尚武愚民。他說：“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事，法製明則民畏刑”。他繼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成為集大成者，又有發展。他主張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君如果是明主，應該按法律辦事。“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製者，罪死不赦”。他以自己的學說施行於秦國，結果民富國強，“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法家學說在秦國閃亮登場後，取得輝煌成就。以後，秦王政看到法家學說的晚一代的優秀學者韓非的作品，將韓非搞到秦國。韓非未展宏圖，而其師弟李斯繼承韓非衣缽，協助秦王政實現了統一大業。以後，李斯實際上掌了秦朝的大權。始皇帝對李斯言聽計從，行郡縣，設三公，隨遊幸，進而焚書坑儒。李斯以後趙高相二世，實際是末流法家，隻會玩弄小權術，結果玩掉了秦王朝，也玩掉了自己的小命。法家的學術，在秦國的行法，在始皇帝時是立勢，在二世時則是玩術。法家學說的法勢術思想在秦國及後來的秦朝走完了自己的路。
道家學說是由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親自布道的。《史記·老子列傳》說：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去，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老子入秦，莊子也曾記載。“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郭慶藩注雲，“老子去周，西度流沙”雲雲。今陝西西安市南的樓觀台，傳為老子著書之地。可見老子是在秦國受其追星者關尹喜之請，在秦地傳經布道的。老子約當春秋晚期，與孔子先後，在秦應當襄公後。道家在秦，到秦王政時，呂不韋著《呂氏春秋》，則“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道家學說在該書中成為指導思想。後來，呂不韋失勢，《呂覽》不用，但末流道家的方術之學反得始皇帝之青睞。始皇帝不但讓他們去求不死之藥，而且自稱“真人”不稱朕。這就是說，道家學說到了秦國，在學術上並未得到重用，但是其方仙道的思想卻備受垂青與推崇。漢代初期的黃老之治，應該與老子在秦地區布道有很大關係。商山四皓實即道家者流。
墨家學派是諸子中的大學派之一。孟子說：“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墨子的學說中重要的一點是尊君。“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一切以上之所是而是之，所非而非之，較之法家的尊君更有過之而不及。墨子也主張尚賢，要求“量功而分祿”，“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也符合法家的思想，所以墨家的思想學說在秦國還是有市場的。秦惠文王時，商鞅被殺，墨家的徒眾有不少人便到了秦國，見之記載的有腹□及其子、謝子、唐姑果等人。而墨子又是一個鬼信仰者，見其所著《明鬼》。墨子的攻城守城也有一套。墨學在秦，也應用於技術，未見理論的發展，即使信鬼一點，也在形而下的技術上。秦簡中多《日書》，似乎與此有關。
陰陽家產生於齊。它的代表人物是鄒衍。鄒衍的代表作是《終始五德之運》。他的基本觀點是兩部分。一是大九州思想。他認為“天下乃八十一分”，中國為赤縣神州，為八十一分之一。中國內部又分為九州。這是早期中國哲人對世界的認識，應該是早期人們對世界區域及中國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認識，具有合理的睿智的成分。二是對社會政治的論述，對有國者的警告。有國者應該“必止乎仁義節儉”，這便是“守德”。因為“五德終始，治各有宜”，不能守德，便會使德轉移而失德。他將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的互相生克，列為五德相勝，即火勝金，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然後又是火勝金……周而複始。每個朝代都代表一德，循環往複，實際是一種曆史循環論。鄒衍的學說由齊而傳至燕、趙，盛極一時。後來又傳至秦國。《呂氏春秋》中《有始覽·應同篇》中便有五德相勝的論述。到秦始皇帝統一以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說：“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他將鄒衍的終始五德之論，作為自己王朝建設的理論基礎，改年、朝賀、衣服、節旗、符、法冠、車軌、步、乘馬、河名等都改為符合水德的顏色和數字。顏色尚黑，數以六為紀。陰陽家的學說在秦是受到了重視，規格也很高。但是，鄒衍學說的精髓：對世界地理的勇敢探索，為政的“仁愛節儉”不見了，留下的便是有利於秦統治的水勝火的五德相勝了。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不少關於五行相勝的簡文。也說明五行相勝學說的次要方麵確實在秦國及秦王朝流行得相當廣泛。
縱橫家之流是戰國的特殊時代產生的一批靠口舌之辯而起的一批人物，主要代表是蘇秦、張儀。活躍於秦國的人物主要有張儀、犀首（公孫衍）、陳軫、範雎、蔡澤等人。張儀出現於秦惠王時，以連橫之說為秦效力，並任秦相。他在秦國起的作用不小。李斯在《諫逐客書》中對張儀等的功勞有如下評論：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製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麵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範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
縱橫家之流本是以口舌求功名的，所以他們善測風向，會察言觀色，對孝公以後的秦國，他們是準確地判斷出了“利好”的，所以投靠秦國，作連橫之說。他們在推動秦國的統一事業中確實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秦始皇帝完成統一大業以後，縱橫家這一學派便也就日見式微，不容於世，也沒有了繼承其術的人了。
名家是先秦學者中專門講論辯技術的人物。其代表人物有惠施、鄧析、公孫龍等。當然，先秦諸子在論辯過程中都是要講究技巧的，也就是語言的邏輯性、藝術性，以加強論辯的說服力、感召力。但是這些人專門地提出了名的問題。如鄧析說“循名責實”，尹文子提出“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不可差”，公孫龍則提出了著名的“白馬非馬”，並加以論證。他們便是用這種方法辯論。鄧析曾難倒了子產，因之後被駟□殺掉。名家學說入秦後，呂不韋著《呂氏春秋》便注意了名家的學說。《呂氏春秋》中設有《審分》、《察名》各篇，專門論述。《離謂篇》中摘錄了《鄧析子》的文句，並記述鄧析子難倒子產的事。不過文中說鄧析被子產所殺則誤。秦王朝以後，名家之徒未見有所作為。歸根結底，務實和求功利的政治使這些研究邏輯學以逞辯才的“蔽於辭而不知實”的名家學說理所當然不受重視。他們也隻得改行另行謀生了。但是他們對中國邏輯學的開創之功是無人可替代的。
秦居西戎後，欲名顯諸侯。襄公、穆公，蓽路藍縷，建立基業。孝公以後，國勢日昌，欲雄霸諸侯、統一神州，兵家是不可少的，也是最要的人才。著名將領白起、王翦、蒙氏家族，無不顯赫於曆史。而作為兵家學者在《漢書·藝文誌》中，出於秦列於權謀者中有《公孫鞅》二十七篇，列於形勢者中有《尉繚子》三十一篇。尉繚也曾為秦王政國尉。尉繚、頓弱向秦王政出謀劃策，製訂統一六國的戰略思想，一為遠交近攻，一為重金收買敵國重臣，在秦統一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公孫鞅即商鞅，其重農尚武，製訂爵級，嚴明獎罰，嚴於治軍，為秦培養必死之武士，使秦軍成為戰國時各國望之膽寒的一支鐵軍。荀子評論秦的軍隊時說：由於“功賞相長”，所以“最為眾強長久”。各國之兵相比較：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製；桓文之節製，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
桓文、湯武是已經過去的事了，與戰國已無可比性。即是在戰國時，秦之銳士已可謂天下無敵了。秦之重軍兵，至始皇帝死後，其陵墓以東仍有7000餘車步騎大軍作陶人從葬，更有大量石質的甲胄從葬，已可見其一斑了。秦統一以後兵家的活動仍有北防匈奴的蒙恬及南戍五嶺平南越的活動，最後則是攻打周文及對乘機而起的六國貴族的戰爭了。國家存在，兵家便存在，由秦而後，中國曆史上的兵家及名將，代不絕書。他們的軍事理論著作也成為後代繼承的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了。
除了諸子所代表的秦的學術以外，史學、文學等，在秦的發展雖然不甚顯著，但也有其特點。史學有《秦紀》，司馬遷著《史記》亦多所引用，睡虎地出土的竹簡中有《編年紀》，簡文共53支，記述了秦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帝三十年（公元前217年）的秦的史事。文學則有《詩經·秦風》、《石鼓文》等詩歌，反映了秦國的社會生活，又有秦王朝時的歌謠如《長城之歌》等，對秦的暴政的控訴。散文有李斯的《諫逐客書》，以及始皇帝東遊的立碑刻辭的頌詞。
（四）秦學術史分期
通過第三節我們對秦學術發展的概要的敘述，可以看到秦學術的大要軌跡及其特點。
從秦國到秦王朝滅亡，秦的學術發展大體有五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秦人居西垂到秦襄公立國這一段時間，是秦學術的孕育時期；第二個時期，從秦襄公立國到秦獻公這段時間，是秦學術的探索時期；第三個時期，從秦孝公到《呂氏春秋》成書前這段時間，是法家學術稱尊，其他學說附庸時期；第四個時期，是呂不韋為相到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這段時間，是秦學術的第一次整合時期；第五個時期，從秦始皇帝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到秦亡（公元前206年）這段時間，是秦學術的沒落時期。現分述如下。
秦學術的孕育時期（公元前12世紀-公元前770年）。這段時間，秦人服事於殷、周，接受著由黃帝以來乃至殷周的文化。公元前897年，秦人一支由東向西長途跋涉後，其先祖非子居於犬丘養馬，有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生產生活空間。以後又受周封為秦侯、大夫等，周圍群戎雜居，其文化駁雜，既有殷周文化影響（相對而言周文化影響較大一些），也有羌戎文化的影響。學術談不上，但正在孕育著新的學術思想。
秦學術的探索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385年）。這段時間，秦人突圍東進，經秦襄公、秦穆公的經營，開地滅國，秦人由天水而汧渭之會，後定居於鳳翔。居鳳翔曆時280餘年，曆德公、宣公、成公、穆公等20公。這個時期，秦人接受周文化，學習儒術，但又受戎人的影響。從秦穆公與由餘的對話，可以看出其對儒學的欣賞。從穆公的愛民也可以說明他在行為上是行儒家的愛人之道的，具有仁愛之心。但同時，由餘的反詰，和他的深思，也說明穆公並不是一位儒家的堅定信徒，而是在選擇治國理論。在文學上則有《石鼓文》、《詩經·秦風》、石磬銘文。由襄公以後立□，反映了對天神（上帝）的崇拜。總之，在這一段，秦學術思想已經出現，但在探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