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明中葉的著名哲學家和教育家。官至江西巡撫，南京兵部尚書等職，並受封“新建伯”。死後諡“文成公”，從祀孔廟。
王守仁生活的年代是明王朝由穩定開始進入衰敗的轉變時期，也是程朱理學日趨僵化和空虛的時期。王守仁認為造成明王朝危機的原因是：“士風之衰薄”和“學術之不明”，因而主張“明學術”和“變士風”。所謂“明學術”就是明人倫。所謂“變士風”就是改變“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的士風。他要培養一批以學聖賢為誌的豪傑之士，以期振興封建道德，維護封建統治。所以王守仁於從政之餘，力行教學活動。其所到之處，皆建學校，創書院，立社學，並親自講學，開創了明代書院之風。他在鎮壓農民起義的過程中，深刻體會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明白表示“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是“大丈夫不世之偉績”。
王守仁哲學思想的形成有一個曲折過程。開始學習時為應科舉，泛濫於詞章。18歲那年，在江西廣信謁見理學家婁一齋，聽其講述朱熹之學，於是遍讀朱熹遺書，還與友人按“格物窮理”說去格竹之理，以體認派生萬物的“天理”。先是友人對竹子苦心格了三天，一無所得，且勞神成疾。自己又去格了九天，同樣毫無結果，亦勞思成疾。從此對朱熹的“物理”與“吾心”分開的說法產生懷疑。失望之餘，又轉向佛學、道學，曾隱居陽明洞按道家的導引術進行修養。久之，又感到超脫塵世的佛道之學對治國無濟於事。在被謫到貴州龍場期間，麵對荒涼艱苦的環境，王守仁“日夜端坐澄默，以求靜一”。據說一天“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王守仁的學說繼承和發揮了孟子“萬物皆備於我”，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心即理”的思想。他認為：“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就是說，心是世界萬物的本質，天地萬物及其規律都是由心派生出來的。有一天，王守仁與友人同遊南鎮。一友指岩中花樹問道，“天下無心外之物，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王守仁答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他對自己的哲學思想簡明概括為：“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所以，人們又稱其學說為“心學”。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就是建築在這一哲學基礎之上的。
“致良知”的學習論。
王守仁說：“吾平生講學，隻是：‘致良知’三字。”在王守仁的學說中，良知既是宇宙的本體，又是認識的本體，是道德修養的本體。“致”就是教育。就是通過教育，使失去的“良知”在人們的思想和行動上加以恢複。
“良知”說來源於孟子。王守仁的發展在於把“良知”與“天理”聯係起來了。他說：“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這樣，把天理看作為人心之固有。所以認識不是外求，而是體驗“吾心之良知”。這就和朱熹的“格物窮理”的認識論截然不同了。在王守仁看來，良知才是認識的本體。隻有求得心正了，一切言行自然會符合封建規範。所以良知又是道德的本體。這樣，“致良知”就是認識的過程，也是道德修養的功夫。他說：“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聖人之學，惟是致良知而已”。
如何“致良知”？從積極方麵講，這個“致”就是“存其心”、“求其心”、“守其心”。就是說，對先天固有的良知，要保存它，培養它，不可使它喪失。他反對朱熹把“格物致知”解釋為“即物窮理”，認為這是沒有抓住學習的根本。學習的根本在於體認自己心中的良知，並將此良知推及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符合良知。所以，要把學習的功夫化在心中的良知上，做到“反身而誠”。從消極方麵講，這個“致”就是“去人欲”，“去蔽與害”。王守仁認為，“良知”往往被物欲所蒙蔽。隻有教人放棄物欲之念，排除去昏蔽，才能恢複其良知。所以他的學習論，不是擴充知識，而是“日減人欲”。“減得一分人欲，便複得一分天理”。由此看來，王守仁的“致良知”實質上就是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翻版，就是要人們束縛於封建倫理道德之下。所不同的是，朱熹主張通過讀聖賢書來達到這一目的，而王守仁則強調通過自我體驗來達到這一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王守仁的“致良知”說是以內心的直覺體驗來代替對客觀事物的認識，否定了人們向外界學習的重要性。這是一種主觀唯心主義的學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