臀高肩聳目無斜，大似鞠躬敬有加。
噶叭一聲人急避，後邊來了自行車。
詩後尚有注說：“拱其臀，聳其肩，鞠其躬，兩目直前，不暇作左右顧，一聲噶叭，辟易行人，人每遇之，急避兩旁，而騎車遂得意洋洋飛行如鳥而去。”形容逼真，很可看出自行車初風行時的情況了。
大馬車
北京舊時人們喜歡說“繞口令”玩，比如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求說者越說越快，但越快就越說不清楚，說到後來，便不知咕嚕咕嚕說的是什麼了。如能說得又非常快，又非常清楚，便可得勝，這是很不容易的一種遊戲。繞口令中，有一則雲：“門口有四輛四輪大馬車，你愛拉哪兩輛，你就拉哪兩輛。”
我小時候常說這個繞口令玩，但很難說好，四聲咬清，本來說出來就很慢，一快，便聽不清了。我想起這繞口令中的四輪大馬車來，這玩藝現在在北京恐怕很難找到了吧。要注意，這是“四輪”大馬車，是西洋玩藝，在本世紀，曾在北京出過短時期的風頭，但不到二十年，便為汽車所代替，在二十年代之後，便身價大落，隻成為大出殯時送葬行列中的車輛了。
北京舊時畜力車輛，有三種叫法：即大車、轎車（也叫騾車）、馬車，前二種是“國粹”，後一種是舶來品，專指西式馬車。西方的華麗馬車，什麼時候傳到北京，那是很早的。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吉利使臣馬戛爾尼入覲，其禮品中，就有英皇喬治第三送給乾隆皇帝的兩輛華麗四輪馬車，這是十八世紀末的事，但是後來乾隆並未坐此車，一直陳列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上，直到一八六○年火燒圓明園時，還光彩如新，後來大概也一齊化為灰燼了。
自此，直到庚子之後，西式馬車才在北京時興起來。皇家親貴如慶親王奕劻、貝子載振，權臣大僚如袁世凱，名優名妓如譚叫天、賽金花等，都坐起西式大馬車了。最出風頭是雙馬的，一般是單馬的。雙馬的非常少，自然都是特別大的官了。袁世凱在武昌起義之後，再度出山，進宮見光緒女人隆裕，坐的就是雙馬大馬車了。走到東安門大街，為隱藏在三義茶館的革命誌士所刺，可惜未中，隻把他衛隊長袁金鏢打死了。
前引孫寶瑄日記所說：“坐慕兄馬車，赴頤和園。”就是這種西式大馬車，“慕兄”是其胞兄孫寶琦，字慕韓，即仰慕宋代名臣韓琦之意。其時光緒三十二年，孫慕韓是順天府尹，孫寶瑄在郵傳部當差。其時大概各部尚書、侍郎及王公等都已坐馬車了。
辛亥後，袁做了總統，出入坐的是金漆、朱輪、飾以黃緞車墊的雙馬車，拉車的是兩匹高大的阿拉伯種棗騮馬。北京習慣叫“大洋馬”，不同於中國種的蒙古馬、川馬。大馬車一定要洋馬才能拉。中國馬不夠高，駕不起轅。在我小時候，馬車早已衰落了，熟識者，隻有做過禦醫的韓一齋家中，還有輛破馬車，顯示點落日餘暉。其衰落的原因，就是馬車要養馬、有馬號、要車夫，開銷並不省，但沒有汽車快，沒有汽車舒服，所以馬車很快被新興的汽車代替了。
私人家的舊馬車，都賣給營業性的馬車行了。這種馬車行同出租汽車一樣，按鍾點或全天出租給人家。有的人家全家出遊，擺老譜，包輛馬車，去萬牲園、去頤和園，可以多坐人，車廂中麵對麵可坐四人。後麵倒座行李架，還可坐一人。一路走來，晃晃悠悠，十分有趣。二是辦白事接三出殯時，女眷送殯，步行太遠，走不動，都坐馬車，跟在大殯後慢慢走，有時闊人大殯，送殯馬車，四五十輛，甚至上百輛。馬車由本世紀初匆匆一放光輝，很快便落伍了，至三十年代，則也不免盛衰之感了。
小汽車在北京辛亥以前已有了，但極少。到了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時期，在闊人中已相當普遍，也有不少出租車行，但不如馬車行多，因價錢貴，相差四五倍。到了三十年代政府南遷，北京改稱北平，市麵蕭條，汽車價格降低不少。這裏引用一段劉半農先生的文章，先生在《北舊》一文中道：
自從首都南遷，從前的大闊人、小闊人、大官僚、小官僚，都不免攜著妻妾兒女，帶著整捆整箱的金銀細軟，紛紛的往別處去另謀生路，但汽車之為物，既不細，又不軟，帶走既不能，擱著又要鏽爛，不得不出於廉價賣去之一途。於是乎北平市麵上，自那時起以至於今日，舊汽車之廉價，決非他處人所能夢想。隻須你通聲風兒說是要買汽車，保管一天之內有十輛八輛開來給你看，請你試坐，價值最高不過一千元，六七百元普通，三四百元的也有，真要廉之又廉。據說還有一百元或八十元的！在這種狀況之下，自然大家都要過過汽車癮（特別聲明：我並沒有說過過闊人癮）。我們朋友中，從前同是兩輪階級，現在升做四輪階級的也不少，有時同上什麼地方去，承他們的情邀我同坐，我也就樂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有數百元的資本就可以買一兩輛舊車開個汽車行，所以小汽車行日見其多了。車價也日廉：普通是一元四一點鍾，有幾家隻須一元一一點鍾，第二點鍾以後還可以便宜些。……
半農先生所寫，正是半世紀前北京的小汽車情況，先生當時月薪，大約在三四百元之間，以人力車改坐小汽車看來還是困難的了。因說大馬車，附帶說一聲小汽車，以見半世紀前北京交通情況吧。
“祥子”朋友
過去我說過“祥子”，再說說祥子的朋友。
《駱駝祥子》搬上銀幕了，這是非常值得慶幸的事。幾十年前，好萊塢著名華裔攝影家黃宗霑先生就想把“祥子”拍成電影，可是幾經周折，未獲成功。現在終於拍攝成功了，對於電影觀眾來說，認識曆史的苦難很有價值，“祥子”的攝成是值得慶幸的。
我從小生長在北京，有過不少類似祥子這樣的朋友，同胡同街坊中，就有一個。他母親擺茶攤，自己拉洋車，母子二人住在一個大宅門封閉的門洞中，三十大幾了還成不了親，力氣很強壯，也給人拉“包月”，但隻能混個“肚兒圓”，其他一無所有，遭遇雖然不像祥子那樣曲折淒慘，但也是艱難到了極點的。
我最早在《宇宙風》上讀一回回刊出的《駱駝祥子》，還正是同前麵說的那位朋友天天見麵的時候。我每天背著書包上學，第一個經過的就是他作為“家”的那個破大門。說破也並不真破，原本是個很好的磨磚對縫的大紅門，那是“盛宮保”（即盛宣懷）宅子的邊門，一直不開，所以他們母子二人就在門洞中定居了。門洞沒有門窗，他們就用破木板、洋鐵皮，釘成一個大方片，擋在前麵，又不像門，又不像窗，晚上關緊，白天掩成一條縫，加以門前就是髒土堆，所以更顯得破了。他們和祥子是同一個階層的人，所不同的，祥子是從鄉間流落到古城的漢子，而他們母子都是北京城裏土生土長的，不但是土生土長，而且還是八旗後裔，往上推幾代，說不定還戴過雙眼花翎，掛過朝珠呢。清代八旗子弟，到了晚季，繁衍日多，沒有那麼些官給他們做，隻靠那一份錢糧又不夠生活，他們不會種田，不能做買賣，於是形成了一個特殊集團，很多人去“趕車”，這就是孔子說的：“富若可求焉，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過這不是求富，隻是求飽肚耳。可是沒有多久，老式的騾車隨著時代的推移沒有了。辛亥之後，旗人的架子更一落千丈，市麵上又大量時興起四輪大馬車、東洋車，於是靠趕車過日子的在旗的爺們兒、哥們兒，便紛紛轉入“膠皮團”中，靠拉洋車過日子了。
我這個朋友叫德祿，就是這樣爺們的後裔，三十年代末，他也不過二十歲，他是出生在辛亥之後，在他出生時，愛新覺羅的繁華早已隨著曆史的煙塵消失了。
北京人過去非常重視禮貌，我早上背書包經過他門口，他在擦車，我照例要叫一聲：“德祿哥，您擦車。”他照例也招呼道：“上學去，啊——我送您去吧！”我也要回敬一句：“不用啦，不敢勞您駕！”這樣客氣一番，我就走開了，因為我當時已是中學生，能在《宇宙風》上讀《駱駝祥子》了。
我搬進那所房子時，他正給我們房東拉“包月”，房東的車是自己的，並不太新，車箱後麵釘一塊銅牌子：“某宅自用。”管他吃飯，一個月十六塊工錢，還有零星賞錢。按理說，他也能剩幾個錢，但他要還他父親去世時欠下的一屁股債，賺幾個錢，都讓他舅父要了去了。他舅父住的也不遠，當時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兒，也拉車，自己有一輛很新、很漂亮的車，洋車車箱有黑漆、桔黃漆兩種，大多是黑漆的，而他那輛卻是桔黃漆的。老在門口擦車，要不就是托著鳥籠子上茶館鬥黃鳥，卻很少拉坐，日子過得頗為悠閑。有一次，正是冬天，我記得遇到他穿著黑布麵大羊皮襖，黑大絨“老頭樂”毛窩（棉鞋），拉著車不跑，卻慢慢踱方步。他是定時接送某家小少爺上學的。所以同樣拉洋車，也有三六九等，像這樣拉車，自然是特殊的了。現在想來，很明顯，他似乎是拿他的外甥當奶牛、拿了外甥的錢過悠閑日子的。
德祿伺候的主人在一家銀行當主任，他主要的活兒，就是早晚和中午送接大爺上下班，和送接小姐、少爺上小學，小學離家不過二裏來地，但路上要經過單牌樓，而單牌樓附近，車輛行人都是很多的，所以要他拉車接送。有一天早上我上學時，正遇上房東小姐、少爺上車，當時都是一起玩的小朋友，他們要我也坐上去，我不肯坐，因為我比他們大一些，而且洋車車箱很小，三個小孩如何坐法呢？雖然我這一次沒有坐車，但我和他們卻結下很好的友誼。後來房東全家離開北京，他也七拚八湊買了輛八成新的車拉散座了，我也慢慢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