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之前，此門中門是禦道正路，不能隨便開。在庚子亂中，這個禦道所經的中門，便成為侵略軍車馬出入的要道了。庚子議和之後，訂立辛醜條約，成立外交部，其所訂“各國公使覲見儀注”，有一條規定“公使坐肩輿，由大清門入，至景運門降輿”。從此，這個過去隻準給皇帝及“三鼎甲”開的“中門”，便經常為坐著綠呢大轎、頭戴外國帽、口銜雪茄煙的東西洋各國公使等人開放了。
辛亥之後，亦因此關係，很快就先將此門改名為“中華門”，主其事者，是當時內城巡警總監王治馨，門額也是王所書，書體有小篆風格，“門”字右下無“勾”，當時還為此引起爭論。王是袁世凱紅人，後來升任“京兆尹”，但因受賄五千元，為袁世凱所槍決，不幸做了大奸沽名的犧牲品了。
國子監
春明舊事，可說者實在太多，不過有些地方，雖然十分重要，名氣很大，可過去沒有仔細遊覽過，有時就想不到，忽略了。比如國子監就是一個例子。兒童時、青少年時，長期住在西城，東城、南城熱鬧的地方常去，冷落的地方，因順路便也去過若幹次，就熟了。獨有東北城，用現在話說，似乎是“死角”，不用說去了，有時想也很難想到。如東直門北麵，俄國東正教總會，占了好大一片地方，快要有半個天壇大了。那還是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俄國哥薩克兵偷渡黑龍江，建城阿拉巴金，康熙派兵去剿，三百五十名俄兵投降，四十五名入華籍，其餘遣派。入籍俄兵，在神甫帶領下來到北京，康熙給東直門北三百畝地建立東正教堂。三百年中，卻很少有人經過那裏，也很少知者。不過這是外國教堂，至於中國自己的國子監、文廟，那是供奉孔聖人的地方。在封建科舉時代，是極為重要的。而在民國，則也很少人光顧了。年輕時我騎車經過它門口，卻未進去過。直到大了，陪著外地朋友去參觀遊覽，才進去仔細看了幾次，自然不是當年的規模了。不過基本上還是老樣子，連門外滿漢文“官員人等到此下馬”的碑還在，也不容易了。
雍和宮在北京內城東北角，在雍和宮西麵，隔開一條大街，對著便是成賢街，那就是國子監所在地，不但是封建時代最高的學術機構，而且是北京的孔廟，是春秋二季“祀孔”的地方，各代皇帝要親自到這裏來行禮，所謂“方澤之事”，自乾隆而後，每次祭孔事畢，皇帝、大臣都要到雍和宮花園中休息、更衣、吃飯，這是清代皇家的慣例，所以在一個時期中，雍和宮和國子監是有密切關係的。
在明、清二代，各縣、各府都有孔廟、有“太學”，北京的孔廟是最高級的，是“國學”，名“國子監”，長官有管理監事大臣一人、祭酒二人、司業三人。清初有名的詩人吳梅村就做過國子監祭酒。
這是很大的一片宮殿型建築，都是明代初年建造的，後來幾經修繕，一直保存到現代。東麵是孔廟，西麵是國學。孔廟正殿，全國各地一律都叫“大成殿”，因為孔子封作“大成至聖文宣王”。這裏的大成殿，在乾隆二年，全部改為黃琉璃瓦。仿照山東曲阜孔廟規模，祭祀大案陳列十種青銅“彝器”，封建時代，春、秋兩季，都由皇帝帶領群臣親自來祭孔，這種禮節是從古曆代繼承下來的，所謂“歲仲春、秋，上丁，釋奠，釋菜，綜典禮儀”。這套禮節是很隆重而複雜的。不但都是三跪九叩的大禮，而且大祭時人員也很多，有主祀、獻牲、讚禮等許許多多職稱。辛亥後一樣舉行春、秋兩祀，歸教育部主祀，不過禮節改為“鞠躬禮”。民國二年秋祀，汪大燮任教育總長，又叫部員行跪拜禮，行禮時嘩然大笑，有站有跪，有旁立而笑，演過一出鬧劇。這事在《魯迅日記》中有清楚的記載。
國子監中存有重要的國寶，那就是刻有“石鼓文”的“石鼓”。另外舊時還有不少石刻，有《蘭亭》、《樂毅論》、《爭座位帖》、《四百字丁香花》詩，在光緒年間，國子監中看守人員從“敬一亭”中覓到宋刻“蘭亭”等石，在《天咫偶聞》中曾有記載。清代新考中的進士，都要到國子監來，坐在“彝倫堂”上舉行拜謁、簪花的典禮，行完這個禮節之後，才算“釋褐”，意思就是不再穿平民百姓的葛布衣服，而是穿絲綢官服了。同時“進士題名碑”也在這裏，新進士的姓名都要刻在碑上，像唐代長安的大雁塔一樣。國子監中檜樹、柏樹很多，“辟雍亭”前一座黃綠相間的琉璃牌樓，上麵的匾一麵是“圜橋教澤”，一麵是“學海節觀”，也是十分精美的。
我有一次參觀，朋友們進去各處看去了，我一個人在外院仔細看進士題名碑，尤其是近代、晚近我知道的，甚至見過本人的，都一一在上麵找，如劉春霖、商衍鎏諸老，俞平伯先生家中就有二人，一是曲園老人俞樾，一是平老尊人階青先生，至於林則徐、曾國藩等大名人那就更多了。深感明、清兩朝，五六百年中，其教育文化、政治、經濟是一脈相承，源遠流長，渾然一體的。這似乎不隻是某些個人的事，是關係到國家民族的曆史的。如今自然這條河的水源早已斷了。新源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