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瓜
糖瓜祭灶，新年來到，媳婦要花，孩子要炮，老漢要頂新氈帽，老婆婆要塊手帕罩。
此數十年前吾鄉臘盡春回時之兒歌也。
糖瓜是麥芽糖拉白吹成瓜形的。北京叫“關東糖”，鄉間叫“麻糖”，江南叫“餳糖”，又叫“膠牙糖”。範成大《吳郡誌》雲：“二十四日祀灶，用膠牙餳，謂膠其口，使不得言。”可見江南冀北，是一樣的。
北京過年吃食，說得範圍廣一些，應由臘八粥說到來年二月的龍須菜，或說到元宵。範圍小些，則由糖瓜說到煮餑餑了。不知是誰想出來的主意，灶王爺上天去見玉皇大帝，要說長道短，臨走小小地賄賂他一下，弄個糖瓜把他的嘴一粘，即使粘不住，這一點小小的甜頭，亦足可以把他的嘴堵上，便不敢再說百姓的壞話了。這種風俗，在今天現實生活中，是隨處可見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現在的灶王爺太多了，而在新的衛道之士看來，自然認為這是十分迷信的舉動，但如從另外一個方麵去想，卻又覺得這是十分帶有諷刺意味、而又很有生活情趣的一種風俗，而且所費無幾。祭灶的供品最簡單：一盤糖瓜、一方豆腐、一點兒馬料豆、一點兒幹草便可以了。即以現在的物價計算，這也是十分便宜的。“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的對子，亦隻有一小張紅紙便可了事，言辭卻帶有調笑的意思。這副對聯，亦不知是出自哪位名家的手筆，應該說是很有才情的作品。可惜當年沒有人給他登記版權，多麼遺憾呢？
祭灶最重要的是糖瓜。北京叫“關東糖”，因為在清代這大部分是東北販運來的。“關東糖”實際就是麥芽糖，亦就是飴糖，是用大麥發芽上鍋熬成漿，逐漸加熱濃縮成為飴糖的。熬糖的作坊在北方稱為“糖坊”，這同做粉條的叫作“粉坊”、榨油的叫作“油坊”、燒酒的叫作“缸坊”一樣，都是舊時著名的食品加工作坊。所不同的，“糖坊”一般隻是冬天才熬糖，天氣熱了，因氣溫和濕度都無法熬了。
糖瓜是麥芽糖做的，麥芽糖剛剛熬成時，是咖啡色的濃漿，從鍋中盛出，倒在灑滿麵粉的石板上，冷卻，變成一大塊，好像瀝青一樣的東西，不過是褐色的。做糖瓜時，把這大塊的麥芽糖坯敲下一大塊，放在灑了幹粉的案板上加熱揉搓，使之變軟，慢慢軟得像嚼過的口香糖一樣了。然後把它弄成一個圈，套在一個抹了油的木樁上，再用一根小木棍套上來拉，拉長了，再折一轉，絞成麻花狀再拉，反複多次，說亦奇怪，褐色變成白色了。拉到這種程度時，取下，把粗長糖條，用手一段段勒細，成葫蘆腰狀，稍冷，把細腰處快刀切斷，便成倭瓜樣的糖瓜了，多好玩呢？
麥芽糖揉軟後，壓平包炒過的黃豆粉或炒過的碎芝麻，反複包，反複壓，壓成層數很多的形狀，就可作成豆酥糖或麻酥糖了，種類很多，留待後麵說“雜拌兒”時再細說。另外吹糖人的、做石版糖畫的，用的都是沒有拉白的麥芽糖為原料，麥芽糖甜度不及蔗糖，但營養價值很高。不過祭灶的糖瓜並不好吃，小時拿來吃，又硬又韌，咬也咬不動，弄不好，會把牙齒崩掉，可是做孩子時，還要啃它，也真怪！
雜拌兒
俞平伯先生過去有一本文集，起了一個很好玩的名字，叫作《雜拌兒》。這個書名，外地人看了，感覺不到十分親切，甚至還有些不理解，而北京人看了，卻感到特別親熱。俞先生十六歲由蘇州去到北京，後來雖然曾回過南方，並且在上海中國公學教過書，但那都是短時期的，其餘時間則都在北京，可以說是以南方人而久居春明，成為完全京朝化的學者了。所以書名亦起的是富有京朝風味、春明鄉土氣息的《雜拌兒》。
什麼叫“雜拌兒”呢？這是北京舊時過大年時，無論貧富，家家都要預備的一種食品。對於過年最感興趣的就是一幫孩子們，他們除了穿新衣、戴新帽、給長輩拜年磕頭、拿壓歲錢而外，更重要的就是有好東西吃。而在零食中，瓜子、花生而外，最普通的就是“雜拌兒”了，雜七雜八樣樣都有。那些比較講究的家庭，有高貴的客人來，就端上果盤來，細細吃茶，像《紅樓夢》中襲人家裏招待寶玉一樣。那亦是正月裏接待客人的時候，有的是細果盤，而襲人還認為沒有什麼可吃的，給寶玉拿了幾粒鬆子仁，吹去細皮，給他吃。至於對待焙茗呢，那就不會這麼細致了，最方便的，就是捧一大捧“雜拌兒”放在他衣袋兒裏，讓他自己摸著吃。
“雜拌兒”簡言之就是把一些甜的幹果、芝麻糖之類的東西混合在一起。大體上有這樣一些東西：瓜條、青梅、蜜棗、山楂糕、花生粘、核桃粘、麻片、寸金糖、豆沙餡芝麻糖、雪花餡芝麻糖、油棗、枇杷條、小開口笑、糖蓮子、米花糖、虎皮花生、虎皮杏仁等等。過去沒有西式糖果，一直到清末才有進口的瓶裝“摩而登糖”，至於什麼太妃、牛軋、朱古力等等，當年老北京是很少聽到的。因而同“雜拌兒”近似的是“什錦南糖”，就是把麻片、寸金糖、黑白芝麻糖、各種灌餡芝麻糖混雜在一起，就叫“什錦南糖”，而再加上瓜條、青梅、蜜棗等就成了“雜拌兒”了。新年新歲，要喜氣洋洋，“雜拌兒”在色彩上顯示了這點，紅的是山楂糕，綠的是青梅，金黃的是開口笑、油棗，粉紅的是染了色的花生粘、核桃粘，不但色彩鮮嫩，而且吃起來亦又香、又甜、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