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在這一時期所使用的筆名，就是“安托沙·契洪特”。
安托沙·契洪特所提供給《花絮》的種種“小零碎”，跟別的一些撰稿人所寫的那些稍有區別。以安托沙·契洪特的名義發表的許多小型短篇小說，有時也隻是把這些“小零碎”變成擴大了的一種形式，這一類小型小說基本上都是屬於笑談性質的。而《花絮》老板列伊金把這看做是《花絮》所適用的標準作品，他給契訶夫寫信說“給幽默刊物就是要寫這樣的小說”。而事實上，《藝術品》一文，實在是一篇誌趣並不高的笑談，雖然它也閃耀著契訶夫式的文采。《藝術品》的結構保持在《花絮》模式的幽默傳統之中，情節可以歸納為一個古銅燭台在各家手上輾轉旅行，最後可笑地回歸原主的故事，除了這樣一個滑稽可笑的去而複返的情節以外，別的什麼也沒有了。而列伊金本來也就不曾期望著契訶夫的稿子裏麵有點什麼別的東西，而且他自己也從來不願意再有什麼別的東西。
為了完全支配契訶夫，不但安托沙·契洪特給其他任何一家的刊物寫稿子，這位列伊金會吃醋，甚至在安托沙·契洪特的小型短篇小說中被看出點什麼新鮮的、古怪的東西，看出那種又像是《花絮》式的，可又總有點不大像或者特殊點的什麼，他也都要吃醋。為了支配契訶夫，列伊金始終想要阻止契訶夫的成長，始終隻想把這個年輕的撰稿人擠壓在《花絮》傳統的框子裏，希望這位以安托沙·契洪特為筆名的小夥子，就像醜小鴨故事裏的鴨子們所期望的那樣，“慢慢會跟別的鴨子一樣，變得小一些”，永遠隻是自己的造文機器。盡管列伊金的醋勁很大，盡管契訶夫從未間斷過地給列伊金的字號連續工作了5年之久，契訶夫也還是給別的許多家刊物寫稿子。後來，契訶夫又開始給報紙寫稿，為《彼得堡日報》采訪法院新聞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工作。他有著無窮無盡的精力，他的多產使得他自己都感到驚奇。
年輕的契訶夫還缺乏足夠的生活經驗和創作實踐，他更迫於生計，隻好在《花絮》的固定框子裏去迎合時尚，拚命去討好庸俗的讀者，追求速成多產。回過頭來一看，僅僅在他開始創作的頭三年間，安托沙·契洪特在各種幽默刊物上所發表出來的作品就有160多篇，在這創作數量驚人的作品之中，確切地說，其中的大多數都是沒有什麼思想藝術價值的詼諧小品，它僅僅是提供了一種笑料，讀者聽到的隻是無憂無慮的契洪特所發出的無關痛癢的笑聲。
“當年契洪特能夠寫出許多東西，而這些東西是後來契訶夫怎麼也不會寫的”，契訶夫自己直言不諱地如此說。而且他認為在他自己的創作初期“犯過一大堆錯誤”。安托沙·契洪特什麼體裁都嚐試過，“中篇小說啦、短篇小說啦、通俗喜劇啦、論文啦、幽默作品啦、種種荒唐東西啦……”他或者在多產中走向平庸，或者在喜怒與反抗中溺於時代的險惡，或者在不斷的探索、奮進中殺出一條走向光明的道路，許多的青年文學家都走向了平庸與頹廢，而安托沙·契訶夫的創作則成為了契訶夫探索的基礎，更使他“戰場比較廣闊、題材比較豐富”，從而產生出成熟的契訶夫。他自己總結說“凡是犯過錯誤的地方，也就積累了經驗”，而這個經驗，也隻有不懈的探索者才能夠體會到。
年輕的契訶夫在創作之初，也顯示出他與眾多的滑稽刊物的撰稿者們並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他的作品表現出他觀察事物、觀察社會的目光比較敏銳，他的笑聲更為健康。他要對列伊金所規定的《花絮》風格進行反抗，他要反映各種各樣“小人物”的呼聲，他要為熱愛的俄羅斯人民盡到自己的義務和責任。他的道德標準畢竟不同於庸俗的撰稿人，因此，在他的眾多作品中，也寫出了不少有益的東西。
開始的時候，許多的讀者和文學批評家們都曾把安托沙·契洪特看成一個一般消遣讀物的普通撰稿人，列伊金所希望的也僅僅是這種一般的東西。然而，創作的潛力、追求真理的高度、民主的熱情引導著契訶夫更加前進。
盡管他初期的作品中多半是膚淺的滑稽，筆調常欠含蓄，時而使用粗俗的言語，但就在1880年他剛剛步入文學道路的時候，在《蜻蜓》雜誌上又出現了安托沙·契洪特的短篇小說《吃蘋果》（《為了幾隻小蘋果》），雖然這篇小說裏有一些寫法，例如單刀直入式的揭露傾向或作者對人物的過多幹涉等被契訶夫認為是必須避免的，但它的內容好像是對於某種特定論題的圖解，好像是為了證明農奴製殘餘的腐朽而特意挑選出來的材料，它清楚地流露出了年輕的契訶夫民主的、暴露的情緒，表現了他對於蔑視人們尊嚴的無比憤怒。它所顯示的是契訶夫對一切陳舊而又統治著人們的積習的反抗，已變成了社會情緒並走進了文學之中，這正是契訶夫的力量所在。在他另外的一些作品，如《太太》、《同時追兩兔，到頭一場空》以及《鄉村醫生》、《橫禍》等篇中，都表明他富於幽默感。他嘲笑了社會上一些庸俗、愚昧和落後的現象，暴露了地主、老爺們的凶狠和偽善，他同情小人物的痛苦遭遇，也批評了他們的軟弱。
安托沙·契洪特輕鬆的短篇小說越來越引起讀者們意想不到的深思了。人們常常體驗到一種奇怪的感覺，在完全一般化的幽默體裁中，在毫不越軌的消遣讀物中，這種小說發生了一種奇跡般的變化，比較敏銳的讀者已開始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擺在他們麵前的已是一種新的東西，隻是在外表上仍然同一般的幽默作品相像而已。
列伊金也有著驚人的敏感，他所不喜歡的那些東西，幾乎百無一例地恰恰就是安托沙·契洪特給《花絮》式體裁加進來的那點新的東西。他要向契訶夫施加壓力，他要盡力、盡快地將安托沙·契洪特嚴格控製在自己所需要的範圍之內，而他所能夠施加的壓力無疑是巨大的。
列伊金本人就曾經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人物。契訶夫早在塔幹羅格時代就曾迷戀列伊金動人的短篇小說，一心想要成為列伊金式的作家。至今契訶夫也仍然看重列伊金的觀察力和他在描寫日常生活方麵的獨到之處，從純文學的表麵形式來看，列伊金可稱得上契訶夫在小型短篇小說方麵的直接先驅者。反抗列伊金首先遇到的就是心理上的障礙，或許契訶夫在慕名應約來《花絮》的時候，並沒有想到會與列伊金作堅決的鬥爭。而列伊金又不僅僅以自己首都名人的威望來壓服這個倔強的青年契訶夫，他還用勸說的方式，試圖讓契訶夫相信，整個莫斯科的輿論界都看不上脫離了《花絮》路線的小說，他要用自己的寫作綱領來進一步約束契訶夫，在給契訶夫的信中，他要求要“狠揍那些放蕩的商人和蠻漢……狠揍那些演員……諷刺、漫畫、奇想、怪念在這裏都有用……把這些惡作劇寫得越蠢越好”。
當年的社會條件也都在把安托沙·契洪特這樣的幽默小說家竭力地推向所謂的正確軌道，文學權威們對他所選擇的寫法提出的種種建議，都在起著阻礙契訶夫走向進步的作用。因而在創作的初期，契訶夫隻好常常竭力去逗笑讀者，甚至不惜代價、漫無節製。盡管他已經流露出痛苦的情緒，已經感覺到了自己的創作必須依賴於純粹物質的條件和完全取決於讀者的需求與愛好這一不良傾向，但在初期，在一定的時間內，他仍然必須去為無法克服的問題，即家庭的義務與責任而去寫作。要知道，他還必須去擠出時間做許許多多的事情，因為除去為《花絮》、《蜻蜓》、《鬧鍾》一類的幽默刊物撰稿以外，他還要為家庭的經濟和道德、兄長的草率與隨便盡到自己的義務與責任，而最主要的還有學習，在莫斯科大學醫學係學習當一名醫生，“這次寄上的東西都寫得不好，幾則簡訊都很蒼白，一處短篇小說琢磨不夠，很膚淺。較好一些的題材是有的，而且我也可以寫得更加好一些……但命運這次和我作對！我是在十分惡劣的條件下寫這些作品的。在我麵前放著我的非文學工作，它在狠狠地敲打著我的良心；來我們家作客的親戚的孩子在隔壁房間裏吵鬧；而在另一個房間裏父親正在給母親朗讀《好天使》……不知是誰打開了留聲機，於是在我的耳際又響起了樂曲《美麗的葉蓮娜》……”
列伊金還會使用許多的過譽之詞來使契訶夫迷失方向，他在說“這是真正的諷刺”的時候，小說的內容卻未必符合這個評價。在《祖國紀事》被查封以後，列伊金帶給了契訶夫政治上的壓力：“會發生什麼事情嗎？要約束一下自己，要收斂一些，否則恐怕會發生什麼事情的……”
在亞曆山大三世統治的黑暗、恐怖的年代裏，到處都充斥著秘密指示、非法取締、暗中行凶以及處處可見的殺人陷阱、圈套、夜襲和各種各樣的強迫手段，有人說，這時的沙皇俄國，就連中世紀意大利的凶殺者也不會想到的種種手段，在這裏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盡管《花絮》是一本最時髦的雜誌，它的文章常常被引用，盡管這本雜誌裏有時會出現一些即使在不受書報檢查的出版物中也屬少見的東西，列伊金卻仍然寧願他的雜誌“多談談丈母娘和軍需官”。“他對一切都過於冷漠，他才不會去譏笑什麼。他不過是在嘲弄一個廚娘，就好像商店裏的小夥計嘲弄一些過路人一樣，既不必擔心他們會反擊，也不必擔心他們會訓斥”。列伊金是一個與社會現實緊密相結合的人。不僅人們覺得幽默刊物的體裁是根本不可能裝進任何一點嚴肅內容的，而且為報紙及淺薄的幽默雜誌撰稿的周圍環境，也不利於培養堅強的性格、堅持原則的態度和創造性勞動的習慣。現實生活就是想用各種頑固的、保守的、不近人情的要求來埋沒掉契訶夫的才能，而列伊金本人則是這種頑固勢力的代表者。
契訶夫隻能在“列伊金式”要求的重壓之下來忍受痛苦的折磨，他必須割舍掉他的短篇小說中最本質的東西，因而冒著泯滅自己才能的種種危險。但是，具有頑強探索精神和崇高道德的契訶夫，不可能總是俯首聽從列伊金，因為他胸中裝著俄羅斯的人民，他不僅要為幽默刊物的讀者負責，更要對廣大的俄羅斯人民負平民作家的責任。鬥爭的結果，不僅成功地把泯滅才能的危險化解成有利於自己的東西，而且也使探索中的安托沙·契洪特成長為真正的契訶夫。
小型短篇小說原本是列伊金的體裁。列伊金的作品是自然主義素材的文學，他沒有能夠把生活素材提高到類似於詩的境界，隻是從可笑的角度照相式地攝取現實而已。他的成功在於真正的專業技能，擅長於敏銳的觀察和細節描寫，因此而成為很受歡迎的作家。他的成功可以說是契訶夫最好的例證，契訶夫就曾經是列伊金最狂熱的崇拜者之一，並曾為列伊金的作品而“哽咽”了起來。而列伊金所固定的《花絮》模式，卻是庸俗與平庸的代名詞，而他本人也蛻化成了最庸俗的老板。
在契訶夫看透了列伊金以後，在他懂得了列伊金善良的外表之下所隱藏著的一個“徹頭徹尾的市儈”麵貌以後，他要衝破列伊金所強加於其身的束縛。而契訶夫的反抗則是強迫自己屈服於列伊金風格的體裁要求，首先給自己戴上了沉重的腳鐐，而正是在這種表麵的屈從之中，他卻要達到從容指揮材料、深化內涵的鬥爭目標。在這種屈從之中，契訶夫漸漸地開始從體裁的內部細心鑽研小型短篇小說的規律，找出它隱藏內容的可能性。“契訶夫並不是一個馬到成功的幸運的寵兒，他的成功是通過緩慢的、艱苦的勞動取得的，這幾乎是一種‘苦役般’的勞動。像彼得堡的一位比我先認識契訶夫的雜誌人員，《花絮》的秘書比裏賓在給我的一封信裏所談到契訶夫的勞動時所說的那樣。”（拉查列夫——格魯津斯基：《安·巴·契訶夫》）有的時候，敏感的列伊金便很可笑地受到了這種屈從的蒙蔽。他開始把契訶夫改變了《花絮》或體裁的那些短篇小說當作是《花絮》式的東西，因為從表麵上看，這些小型短篇小說很像是普普通通的、名望不高的那種文字遊戲。列伊金就曾以高高在上的編輯與名人的口氣，誇獎了契訶夫的短篇小說《疏忽》，稱它為“非常可愛的小玩藝兒”。這篇小說卻是很有特色，凡是一般的《花絮》式的短篇小說裏能夠遇到的東西，包括像一般的幽默小說中愛吵架的主婦和喝得稀裏糊塗、什麼笑話都鬧得出來的醉鬼，在這裏都是應有盡有。而在《疏忽》這個作品裏，所有這一切庸俗，都由於一種對於單身漢生活悲喜劇的輕嘲而變了樣子。列伊金的眼裏隻看到了熱情的人物，看到了逗樂，看到了可笑的情節，隻注意到了那些不值錢的生活中的“花絮”，而沒有察覺到作品中所塑造的達申卡的形象是一個經典性的形象，她那瘋子般狹窄的心胸，她那死死盯著一點的眼光，她那完全陷在生活瑣事裏的可怕的形象、可怕的情形，全都具有經典性的意義。在這裏，列伊金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或者說他也“疏忽”了。而對於被書報檢查官抽出的小說《普裏希別耶夫中士》，列伊金則更加發出驚人的評語：“究竟書報檢查官在這個作品中發現了什麼可怕的東西？我真是莫名其妙。莫非他把您描寫的中士當作了農村密探？但這可一點也不像啊？”他認為這篇短篇小說，已經“被瑣碎化”到了極點，應當是很規範的幽默體裁。然而他卻犯了可笑的錯誤，這部作品令人難以置信地、成功地克服了那種強加於諷刺文學和幽默文學之上的瑣碎形式和“花絮”式的“描寫現實的傾向”，這裏的“瑣碎”在事實上已經是一種能夠清晰地再現宏觀世界規律的特殊的微觀世界。它表明，契訶夫已經漸漸學會了在小型短篇小說裏傳達出人的整個一生和生活本身的演變了。材料已不是簡單的再現，而是變成了得心應手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