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契訶夫來講，體裁已經屈從於天才的意誌，從而把這個“下等人的”體裁納入了高尚的文學之中，消除了它原有的資產階級庸俗氣息。這種成功，證明了小型短篇小說不僅可以嘲笑醉酒的商人，而且在它狹小的篇幅裏也可以裝進豐富詩意的內容，它所表現的深度並不亞於中篇小說、長篇小說甚至於長詩。契訶夫已經開始把列伊金的體裁轉化成了契訶夫的體裁，從而創造出了新型的文學，開始並且最終完成了一場徹底的文學體裁的革命。
自1883年起，經過了短短的兩年然而卻是十分艱辛的探索過程之後，依然還是“安托沙·契洪特”，卻創作出了不少優秀的幽默短篇小說。這些作品已經與當年流行於市的專供市儈們消遣的眾多滑稽的故事截然不同。它們已經有了比較豐富的內容和較為完美的形式。安托沙·契洪特把形式的容量空前地擴大了，在簡短的風景、細節的描寫、輕描淡寫的幾句對話或獨白裏，讀者已可以捉摸到作者沒有明白說出來的、然而卻是真正深刻的生活的底蘊。他也學會了把龐大的內容裝進短短的小說裏去，把它們盡量“壓縮”，使它們變得特別飽滿，特別具有容納量；他也學會並善於使時間變得特別具有容納量。這一切使他最大限度地縮短了、壓縮了自己從新手到成熟的巨匠之間的路程。
對人民的責任感、對獨立自由的渴望、對自由思想的熱愛，使契訶夫在短短的三四年間發展成為了一個成熟的、卓越的文學大師，從藝術早熟這一點來說，隻有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才能跟契訶夫相媲美。
需要說明的是，“他過去簡直是另外一個人。在頭一個時期，也就是他少年得誌、節節勝利的那個時期，契訶夫曾‘偶爾’暴露出一些令人惋惜的特征——一種大學生式的輕浮自大，甚至可以說是粗暴……”而契訶夫與眾不同的可貴之處，則在於他總是在不懈地追求和不斷地完善道德。很早他就開始克服自己的不足，首先揚棄了開始寫作時“信筆作書”的習慣，並以艱苦的勞動為代價，進一步來完善自己的人格和才能。
在他從事寫作的頭幾年，直接圍繞著他的人都是些小報的記者、靠刊物糊口的文人等等，契訶夫寫信給哥哥亞曆山大，很傷心自己落入了寫報屁股文章的一夥人中，而且還不得不同他們握手言歡。他曾鬱鬱不樂地開玩笑說：“有人說，我從遠處看來也有點像騙子手了。”他同時也表達了自己堅定的信念：“我早晚會自拔的。……我是一個記者，因為我寫得多，不過這是暫時現象……我不會到死都是這樣的。”
這是一個庸俗的海洋。在這一群人中的一些優秀者，一些聰明、正直的人，因為沒有真正堅強的意誌而不能自拔的人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就連契訶夫的好朋友、有才華的詩人巴爾明也沒有能夠衝出濁障，發揮出自己的才能，實現他自己的抱負。
當初契訶夫絲毫也沒有去想過在文學裏進行革命的，他隻是在為一些幽默刊物老老實實地寫一些日常生活小故事，完全遵守“低級”體裁的一切規定。然而他要自拔，他要鬥爭。雖然在他創作的初期，他還不曾想到文學會成為他一生的主要事業，但他已經深切地意識到了自己對讀者的責任。責任使他的短篇小說越來越豐富，有了生活的色彩。在他的短篇小說裏，他早已是“小人物們”的藝術代表者、朋友和保護人。他是普通的、常見的生活的描繪者，即使普通日常生活中最黑暗、最可怕的情形他也是用非常樸實、非常“一般”的語氣來敘述，使人感覺這一切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小人物”們渴望有自己的文學來講述他們困苦的生活，而契訶夫則越來越成為“小人物”親切的代言人。
契訶夫對待自己的幽默文學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是與他的人格具有一致性的，他曆來不管這種工作的意義多麼渺小、多麼有限，隻要是有益於他人、有益於人民，他都會勤勤懇懇、一絲不苟地完成。因此，他終於能夠自拔，能夠前進。
1883年他寫了短篇小說《瑪麗雅·伊凡諾夫娜》，出人意料地改變了他絕不在作品中抒發己見、添加警語的一貫特點，說出了自己對幽默作家的責任所應持的態度：
我們大家，在幽默文學方麵從事寫作的人，不管在俄國像我們這種人有多少，全都是人類的一員，這跟你們，跟你們的兄弟，跟你們的大姨子小姨子沒有什麼分別。我們也有同樣的神經，同樣的肝髒和脾髒。我們的背上同樣會有螞蟻爬的感覺，同你們的一樣。我們感到苦惱的，也是你們感到苦惱的。你們可以設想一下，比方說，莫斯科關閉了兒童醫院，或是有人雖然也讀了果戈理的作品，卻還是照樣貪汙受賄，——見到這種種情形，我們大家，在幽默文學方麵從事寫作的人，就會陷進苦惱。我們假定，這苦惱廣大、深切，簡直滲透到靈魂裏。於是我們……全都被苦惱征服了，停止寫作了，隻等開辦新的醫院——假如是這樣的話，那就等於取消全部現存的幽默文學了！可是它是不能取消的，讀者諸公。雖然它又小，又平淡，它還是在做著它自己的事情。沒有它是不行的……如果我們離開了我們的戰場，哪怕隻離開一分鍾，那麼立刻就會有戴著尖尖帽、掛著一圈響鈴的小醜來代替我們，立刻就會有按照“一！二！一！”的口令描寫自己的荒誕的戀愛冒險故事的士官生來代替我們了。所以說，盡管我的老婆跟人跑了，盡管我在發瘧疾，我也必須寫作。我必須盡我所能，盡我所會。甚至在前麵所說的這種種不堪的情況湊到一起的時候，我也必須寫作，不能停筆。
可見，契訶夫已經把他給幽默刊物寫稿的事業看做是反對他所憎惡的謊言和庸俗的戰場，他要戰鬥。因為他感覺到了自己對讀者、對接近他心靈的“小人物”所負的責任，意識到了自己還有責任使幽默文學真正轉變成為一種高尚的體裁。在契訶夫的心目中，已經開始形成了這樣一個明確的概念，這就是：作家應當是負有責任的人。
就在1883年，契訶夫的幽默短篇小說《在釘子上》、《勝利者的勝利》、《優柔寡斷的人》等作品發表了，署名依然是安托沙·契洪特。這些小說講的全都是強者如何淩辱弱者，而弱者又如何忍氣吞聲的故事。
《在釘子上》中的主人公，是幾個低聲下氣、不知自重的小官吏，通過他們，安托沙·契洪特嘲笑了官場中的醜惡現象，而在笑聲中，又使人感受到了辛酸和鬱悶。這種寓辛酸於笑聲之中的含蓄的筆法，正好是短篇小說大師契訶夫的特色之一，而用構思新穎獨特的藝術細節以刻畫人物性格和反映社會生活，則是契訶夫的又一大特色，在這篇小說中都已產生了萌芽。
在《勝利者的勝利》一文中，安托沙·契洪特描寫了一位洋洋得意的“勝利者”柯祖林，結尾時又落下了含蓄的、耐人尋味的一筆，處處凝聚了作家因“小人物”不知自重而產生的鬱悶之情，字裏行間都可以看到安托沙·契洪特背後契訶夫的影子。
《喜事》的情節基礎仍然是一個可笑的事情，但它已不再著眼於製造更多的“噱頭”，而是注重於透過可笑的情景來展示人物的性格，其中又蘊含著濃厚的辛酸氣氛，而這篇小說中所采用的“客觀”筆法，已經包含了未來的抒情心理，以及短篇小說家契訶夫評價生活和人物的風格的雛形。
《一個官員之死》側重於展示“小人物”在官場中所處的可悲境地，深刻揭露了當年小官吏的奴性，它表明在安托沙·契洪特的幽默作品中，已經具有巨大的藝術概括力，這也得到了成名以後契訶夫本人的欣賞。在這篇小說中，安托沙·契洪特還初次嚐試了在心理描寫方麵不用“俗套”的方法，而是“盡力使得人物的精神狀態能夠從他的行動中看明白”。
短篇小說《英國女子》，描寫了“腦滿腸肥的老爺無恥嘲弄一個孤苦伶仃的外國女人”的故事。契訶夫十分關心的人格問題是這部作品的題材，但是，他已經不再像三年前寫類似題材《吃蘋果》時那樣，用宣言式地聲稱地主特利豐·謝敏諾維奇是“地道的畜生”來直接表達自己對醜惡現實的憤怒了。
他已經能夠把自己對人物的態度具體地融化在作品的形象體係之中，仿佛用純粹客觀的態度，毫無傾向地描繪出來的生活的變態和醜惡卻更能引起人們憤怒，從而使契洪特向著契訶夫式的客觀、含蓄筆法邁進了一大步。正如給哥哥亞曆山大的信中所談到的觀點一樣：“要完全撇開自己，不要把自己硬塞到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去，哪怕隻把自己丟開半個鍾頭也好。……主觀態度是一種可怕的東西。它所以不好，是因為它把可憐的作者連胳膊帶腿都暴露出來了。”
在契訶夫看來，作者應該有自己的態度，但藝術家在反映生活的時候，應該讓形象說話，在表達作者態度的時候要做到“不讓人看出來”是自己強加給人物的才好。這是一條便於施展契訶夫式的才能，形成他的藝術特點的必由之路。
1883年，契洪特還寫了《在海上》一文，其中暴露了金錢的腐蝕作用以及上層社會的道德敗壞。從作品的形式上看，已經有了初步的景致描寫。
總之，從1883年開始，安托沙·契洪特的一些作品，反映了19世紀的俄國人在人格上受到的百般踐踏的現象，他嘲諷了奴才心理，從而維護了人的尊嚴，這無疑是現實主義文學在反動的80年代所取得的一種勝利。這些仍具有笑話性質的情節的主要目的，是通過可笑的情景來揭露生活中的庸俗和無聊，它在讀者心中所喚起的已不僅僅是輕鬆和愉快，更主要的是辛酸和沉悶，在引起人們的深沉思考，而且也標誌著它已向抒情心理短篇小說體裁邁出了第一步。正如偉大的文學家高爾基所說：
敬愛的公眾讀著《阿爾比昂的女兒》，往往會啞然失笑，他們未必會看到這篇小說裏一個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老爺，正在醜惡至極地戲弄一個和一切事、一切人都失去了聯係的孤苦伶仃的女人。在安東·巴甫洛維奇的每篇小說裏，我都聽到一顆純潔的真正是人的心的輕微深沉的歎息，這是一個對那些不善於尊重自己人格的人們寄予滿懷同情的人所表露的失望和歎息。……沒有誰能夠像安東·契訶夫這樣清楚細致地了解人生瑣事的悲劇，在他以前也沒有一個人能夠這樣無情、這樣真實地把人們的平庸、暗淡、雜亂的小市民生活的可恥可悲的情景描寫給人們看。
在安托沙·契洪特的笑聲中飽含著憂鬱的情緒和辛酸的眼淚，幽默和滑稽已難於表達這種比較複雜的思想感情。“講老實話，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難的！你有時隻顧追求幽默，胡亂寫出一些東西，連自己看著都惡心，你就不由自主地要鑽進嚴肅的領域裏去。”於是，在安托沙·契洪特的優秀幽默作品中，就出現了深思、抒情以及憂鬱的音調，和“在那些可笑的話語和情景的背後，作家難過地看到了，羞怯地隱藏了許多殘酷和可惡的東西。”（高爾基）幽默雜誌編輯們的條條框框，《花絮》的體係，已經不可能再束縛住契訶夫，他正在探索新的、區別於幽默小品的表現手法，開始了逐漸形成抒情心理短篇小說的探索、積累過程，也開始了幽默小說家安托沙·契洪特向偉大的平民民主主義大師契訶夫發展轉化的曆史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