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曾指出：“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以朱熹為代表的兩宋理學與康德哲學確有實質意義上的可比之處，它們的基本特征就是，將倫理提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建構以人為中心的學說。朱熹異常自覺地以建構融攝倫理意蘊的天理來作為宇宙的最高實體，將人間的綱常倫理視作為形上的宇宙終極本體，那就是“天理”在邏輯上優先於、高邁於、超越於萬事萬物的現象世界，它構成了世間萬物的本體存在，“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行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宇宙本體的理既是自然性的，又是社會性的、倫理性的形上實存。對個體來說，這個作為形上實存的“理”是他所必須遵循、服從、執行的絕對律令：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人們通過對“絕對律令”的深切肯認，方能使形上的宇宙本體落實到形下的人性秉賦，“理”的世界方能與“性”的世界相溝通，“絕對律令”的強大感召力，綱常倫理的崇高性質隻有當人們拋棄一切個體的功利追求與感性快樂之後方能彰顯出來。就本質而言，“絕對律令”是超越於一切經驗現象世界的具有無比崇高意義與強大感召力量的道德理性本體。朱熹思想的最大特點就在於確立了這個道德理性本體的不可移易的地位。朱熹不但把道德理想懸設為宇宙間一切事物存在的最後依據，而且將這種道德理想確認為客觀曆史發展的終極動力，將儒家人倫的倫理邏輯加之於曆史進程的客觀規律，從而以先驗至上的倫理本體的天理為人類曆史進程惟一可以肯定的價值準則。人類社會的發展絕對應當以人的理性之中的道德理想為歸宿而日臻於“至善”之境地，人類的曆史絕對不應屈從於“惡”的力量的驅使，如此，人類曆史的進程就被置於天理的超越時間的永恒視野之中，曆史就被提煉為一個有規則的、合目的的發展過程。曆史不應該是無意義和非道德的，而曆史演進行程中任何一種“惡”的力量的滲入都會影響曆史向“至善”境地的演進，隻有粹然至善的天理方才是曆史發展的惟一動力，任何形式的“惡”都隻能是阻礙曆史發展的負麵力量。在朱熹看來，曆史中的人對“絕對律令”的漠視與背叛就是最大的“惡”，這種“惡”通常借“人欲”的形式體現出來：
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既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既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