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範祖禹在評價曆史人物時，僅著眼於道德的評價標準，然而他不知道，道德也是一種曆史的範疇，它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每種社會都有其各自的道德倫理體係，並不存在每個時代都完全一樣的道德。他將封建的綱常倫理提揚為與宇宙本體合一的“天理”，以靜態的道德標準來評價曆史人物，最終隻能得出背離曆史事實的結論，連朱熹都認為：“《唐鑒》議論，覺似迂緩不切。”
二程將涵攝綱常倫理的“天理”確認為普遍絕對的客觀形上本體，曆史的進程隻不過是這個形上本體的凸現與沉潛的交替變化而已。他們機械地把曆史劃分為“天理”流行的三代和人欲橫流的後世兩大時期。“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隻是以法把持天下。”在二程思想體係的序列裏，“道”與“理”具有十分相近的含義，所謂的“道”不僅為自然、社會的公理或法則，而且與“理”一樣，也就是道德倫理性的實體，它充塞宇宙，發育萬物，粹然至善。“先王之世”，所言所行無不契合於道，故人心歸於正而天下大治。而“以法把持天下”的時代，人心歸於邪，天下大亂。“三代之治，順理者也。兩漢以下，皆把持天下者也。”二程以是否“順理”作為劃分曆史時期的標準，故而對三代以下的王朝幾乎沒有一個加以肯定，尤其對漢、唐批判更多。出於道德評判的立場，他們對漢唐君臣也大加指責，如對李世民的態度：
唐太宗，後人隻知是英主，元不曾有人識其惡，至如殺兄取位。若以功業言，不過隻做得個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
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幹。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
在二程那裏，唐太宗的曆史地位被限定為“功臣”，無論他有多大的功勞，亦無論原來的儲皇是多麼的昏憒與無能，他都不能僭禮而行，自亂紀綱。二程以血緣宗法關係作為維係社會的感情紐帶和理性觀念，倫理價值觀是二程考察複雜的曆史人物的永恒不變的準則。在二程看來，“理”安排好一個合理的秩序、名分、名位，不能顛倒和逾越。判斷社會曆史的治與亂，曆史人物的善與惡就在於遵從還是破壞“理”的這種安排。他們對貞觀名臣魏征的看法同樣也遵循了這個原則：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在漢代，孝是最高道德，統治者標榜以孝治天下。到了宋代，隨著專製製度的強化，無條件地服從最高統治者的“忠”逐漸地替代無條件地服從長輩的“孝”成為最高道德。先秦的管仲去公子糾事公子小白（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孔子稱其仁。而到宋代，同樣的情況下出現的治世之能臣卻被貶為“無君臣之義”的卑劣小人。事實上，理學家們一麵把倫理政治化，一麵又把政治倫理化，道德就不再僅僅是一種社會行為規範和獨立的價值尺度，而且成為一種手段。政治永遠是講求功利的，道德則往往是超然於功利的，二者本不能完全分割，但也決不可搞得太緊。以道德律令苛求魏征，魏征不能立於太宗朝廷之上；以政治功利衡量魏征，則魏征當然應在唐初的政治舞台上大展宏圖，解民倒懸，致君堯舜。二程的誤區就在於一麵將政治與倫理糾纏在一起，一麵又立足於片麵的道德律令品評人物，陷於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二程曆史觀的矛盾還體現在苛責前代帝王、寬待本朝皇帝的態度上：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嚐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緡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禦臣之術。
連理學巨匠朱熹都認為：“漢高祖、本朝太祖有聖人之材。”二程卻認為漢高祖比不過宋太祖，因為太祖“仁愛”，又頗具“英雄禦臣之術”。仁愛固然為天下大化之根本，血緣倫理之核心，政治秩序之底蘊，故而無論如何褒揚均不為過，而所謂的“英雄禦臣之術”，卻源自戰國韓非子的那套中央集權的專製主義理論體係。韓非綜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建立了他的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照韓非看來，這三者都是實行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的必要工具，其中的“術”，就是君主駕馭群臣的權術，“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禦群臣者也。”這種“君人南麵之術”，主張君權絕對不可侵犯，甚至可以不擇手段地對待臣下，充分展示了其政治理論陰險狡詐的一麵。這種理論與儒家以“仁愛”為本的人性論與“德治”的政治觀勢同冰炭之不可同器，而程頤卻在頌揚太祖仁愛的同時又稱許他所具有的“禦臣之術”是如何地高明，給人留下幾分虛飾的印象。
楊時是上承二程洛學、下開朱氏閩學之先的南宋初最具影響的理學大師。他以統一本體論和倫理觀的手法，將“理”看作是一個以倫理道德為主要存在物的虛而不空、寂然不動、永恒的精神本體。這個精神本體被用來評價曆史演變是否合乎正道，即是否為理學的曆史價值觀所接受。在楊時看來，以倫理道德為主體結構的“天理”的最終彰顯對個人來說能使人達致與宇宙秩序合一之境界並參與宇宙之根本道德進程，對國家社稷而言，“天理”的彰顯過程是自上而下，由統治者本人發揚道德自律精神作為表率而達到的。楊時正是以是否合乎天理這個必然的、絕對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精神本體來褒貶曆代人物的。如他對戰國時代著名的商鞅變法的看法：
商鞅挾持浮說，以帝王之道幹孝公，其術蓋本於變詐，尚何禮義廉恥成民之有哉？謂其失不在於變詐，蓋亦不究其本矣。
與其他理學家一樣，楊時對曆史人物的評價也出於單一的道德標準，認為商鞅僅是一位挾持“帝王之道”，崇尚權術、居心叵測的小人，既抹殺商鞅變法的動機在於富國強兵，又無視變法導致的社會生產力和社會財富的空前增長，隻根據商鞅不符合粹然至善的儒家倫理方式行事。無“禮義廉恥”，就將其人貶入深淵。對於項羽也是一樣：
夫秦人齠皐其民，天下皆而去之，莫肯反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饑者之嗜食，不必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閭閻匹夫之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製天下，所過燒夷殘滅，是以秦攻秦也。
在這裏，楊時對項羽最大的批評就在於他以暴易暴，“所過燒夷殘滅”，而未能依照儒家的主流政治思想，即德治主義行事，所謂的“為政以德”就是要求執政者以自己內外如一的規範性行為來從事於政治，自覺地限製自己的權力，尤其要自覺地克製使用暴力性權力的機會。以德治國，即是以寬裕仁愛之心待民，為政與為德不應分開，為政而不以德，即是“以力製天下”，終究命祚不長。同樣地，是否遵循於天理所要求的君臣父子之義也是楊時用來評價曆史人物的一個基本標準，其對曹操謀士荀彧的看法：
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令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間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誌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跡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觀其臨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是猶汪瀾潰堤以成滔天之勢，而後徐以一葦障之，尚可得乎？
楊時認為，荀彧懷抱解民倒懸之宏誌，具有“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之謀猷，襄讚曹操，輔成霸業，雖其初衷在於“扶義”，但卻不顧曹操之為人包藏禍心，挾天子以令諸侯，是目中無君的卑縱小人，待曹氏勢力坐大，欲漢獻帝加九錫以尊顯榮譽，荀彧才如夢方醒，欲“潛杜其不軌”，為時已晚，慘遭殺身之禍。所有這一切，均因荀彧其初未正視曹操的個人品質，所以荀彧本人也不是沒有應該指責的地方。與其他理學家一樣，楊時在評價曆史人物時，提出了太高的道德標準，結果發現曆史上沒有幾個人物能完全與這個崇高的道德標準相吻合。事實上，道德規範是具有實踐性的，當人們能夠實踐自己的道德信念時，他們才會感到內心的充實。就理學家的道德標準考察曆史人物會發現，情況是那麼地不盡人意，人們就會自然地感到，有那麼多的英雄豪傑、仁人誌士都不能實現自己的道德信念，又暇論如同自己一般的尋常百姓？人們就會失卻心理平衡，就會失去不斷完善自己的信心，道德本身也會因此而失去尊嚴。所以提出過於崇高的道德標準往往最不利於道德的進步。
與北宋張載之忽視曆史學的價值不同，朱熹認為，曆史學是“格物致知”的儒者最宜從中得到感想的一門學問。曆史上的是非論爭，應求之於“天理之正，人心之安”。意思是說，應該適應格物致知的需求，從天理的高度來審視曆史。天理，作為道德的形上實體，是裁斷曆史的最高準則，潛心曆史，就是出於對天理“盡其纖悉而一以貫之”的目的，反過來，又以這個天理的標準陶鎔曆史。朱熹對曆史人物的評論，與他的三代、漢唐分論是相互發明的，在他看來，秦統一中國是中國曆史的分水嶺，“自秦、漢以下，須用作兩節看。”三代與秦漢以下之所以成為曆史發展的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是因為三代的政治統治者大多是仁人，所言所行都是從“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有救民之心，愛民之意，而秦、漢以下大一統帝國形成之後的所謂名君賢相則不過是一些功利之徒，他們大多私心自用，殊不足道。基於這種認識，朱熹對專製體製確立以來一千年內的政治人物的評價還是負麵性的居多，如其對漢唐開國之君的看法：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漢高祖取天下卻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群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隻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在朱熹心目中，三代的君主皆心存大公之道，純順天理而行，秦漢以下的君主則心存私利，放任人欲橫流。但漢、唐之開國君主相比較而言，“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未甚熾”，具體表現他在群雄逐鹿的過程中，目標直接，手段高明，沒有口唱仁義，身行暴虐，動機雖不純正，安國利民的成效卻甚卓著。而“（唐）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動機既駁雜，成效亦纖小。這樣，以雍容盛世光耀史冊的大唐帝國的開創者，以“貞觀之治”的不朽政績為傳統史家所頌揚的“千古一帝”李世民，在朱熹的眼中不過是一個存心不正，無一念不出於私欲的政治投機分子。雄才大略的開國之君尚且如此，而僅有中人之資質的守成之主更不足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