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是在波恩過的。第二天，我去拜訪年事已高的莫裏茨·阿爾恩特。他後來變得對我們丹麥人很仇視。但當時，我隻知道他是個詩人，創作了優美而富有震撼力的歌曲《這就是德意誌》。
這位身材魁梧、麵色紅潤、滿頭銀發的老人，跟我說起了瑞典語。當年，他是為躲避拿破侖的迫害逃到瑞典，學會了瑞典話。這位身上還帶著一股年輕人朝氣的老人，對我並非一無所知。反而因為我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倒使他對我憑添了幾分興趣。我們談話時，有個陌生人不請自來。他們都沒聽清他叫什麼名字。他年輕英俊，臉型好看，皮膚曬得黝黑。他安靜地在門裏坐著，直到阿爾恩特要送我走，他才站起來。這下老人興奮得叫起來，“艾瑪努埃爾·格貝爾”。
就是他，來自呂貝克的年輕詩人，他那些生動鮮活的歌曲一時唱遍德國大地。像弗萊裏格雷斯一樣，他最近也獲得了普魯士國王頒發的津貼。格貝爾正打算到聖戈爾去看弗萊裏格雷斯，並在那兒住上幾個月。碰巧遇上一位新詩人，我就不急著走了。格貝爾英俊瀟灑、魁梧健壯、生氣勃勃，與這位精神矍鑠、老當益壯的老人站在一起，讓我看到了古老和年輕的詩歌，但它們又是一樣地充滿青春的活力。老人從地窖裏取出萊茵河葡萄酒，裏邊還漂著碧綠的香車葉草，這就是我們的“五月節美酒。”為紀念五月節，也為讚美春天，這位吟遊老詩人給我寫了首詩，讓我在路上帶著。
曾有位英國作家說我是個“幸運兒”，我也必須得充滿感激地承認，我這一生的所有幸福都是幸運得到的。我幸運地見到並結識了同時代那麼多最高貴、完美的人。當我講述這些的時候，同我在前麵講述我所經曆的貧苦、屈辱和壓製一樣，都是帶著感恩的心情。會有人把我在這兒談的喜悅和榮譽，說成是虛榮的自我炫耀。但我要告訴他們，他們這麼說是多麼荒謬啊。
我所談到的所有這些認可和榮譽全都來自國外，也許丹麥人會問，我在國外是否從來就沒受過攻擊。實話實說，“沒有”。我在國外從沒有聽說有人真正攻擊過我，國內也沒人跟我說過有這樣的事，那攻擊何來？倒是有一個例外，它源於丹麥，發生在德國，而當時我在巴黎。當時有個叫波阿斯的德國人正在斯堪的納維亞旅行，他為此寫了本書，捎帶談到了對丹麥文學的看法。丹麥的報紙把他涉及到我的那段登了出來，意思是說我不論作為一個詩人，還是一個人，都很糟糕。有幾個丹麥作家，其中有克裏斯蒂安·溫塞爾出於好心，對此提出抱怨。波阿斯的筆觸全落在描寫發生在哥本哈根的日常生活瑣事上。他的書在這裏引起了關注，可是沒有人承認向他提供過什麼信息。確實，拿詩人H。P。霍斯特來說，書裏說波阿斯和他一起到瑞典旅行，還在他哥本哈根的家裏得到接待。而霍斯特就此在《祖國》發表聲明說，他和波阿斯一點關係都沒有。我倒聽說，這個年輕人在哥本哈根時，在某個小集團的一些年輕人身上花了不少時間，跑到他們家裏。他書中寫的丹麥詩人的情況，全是從他們輕浮的神聊中聽來的。不過，書裏有些內容也確實是事實，比如他說，即使不是所有的丹麥人，至少丹麥的公眾是取笑我的。而且，在很多情形下，人們對我不論是作為一個詩人，還是一個人，都很冷淡和生硬。但具有典型意味的是，波阿斯所說引起了我在國外的第一個同鄉的注意。另一方麵，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蒂克根本不把這篇文章中提到的人們對我的壞印象放眼裏。我確信，我在德國擁有很多讀者，他們對我的印象都非常好，絲毫不受波阿斯這份哥本哈根報告的影響。我想說，如果波阿斯是在一年以後來的哥本哈根，人們對我的評價已經完全變了。僅僅一年工夫，就在第二年，局勢完全對我改變了。我的《新童話集》出版了，我終於在丹麥本土贏得了肯定和好感，並一直持續到今天。自此以後，我再沒有什麼可抱怨的了。我開始逐漸贏得我所應得到的所有的認可、讚揚和喜愛，或許得到的比這更多。
在丹麥，人們認為我創作的所有作品，最好的無疑是童話。因此，我得略微多交代幾句。其實，我的童話剛剛出現時，並不在太受歡迎，像我說過的，隻是到了後來，才得到真正的承認。
我第一篇真正意義上的童話是收入《哈茨山遊記》中的《不倫瑞克》[不倫瑞克原為德國一個州——譯注]，它既富戲劇性，有帶點反諷的意味。《海的女兒》也收在這本書中。1846年，有批評家注意並指出，《呂內堡荒原的小精靈》在表述方式上完全是童話風格。
1835年，《即興詩人》剛出版幾個月，我就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童話集。人們認為這樣的作品沒什麼價值。確實，正如我在前麵提到過的，人們甚至對此表現出遺憾，認為我的《即興詩人》好不容易在寫作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又馬上退回去寫童話這樣的幼稚之作。原本想，我的創造性才華打開了一個嶄新的寫作視野，理應獲得讚揚和認可，結果除了譴責什麼也沒得到。連幾個對我有很好評價的好友，都建議我以後再也別寫什麼童話了。人們都覺得我在童話寫作上沒有天賦，而且童話寫作與我們生活的時代也不相符。還有人說，如果我非寫不可，那必須得先學習法國的童話。《文學月評》對我的童話隻字不提，即便今天仍然對我的童話視而不見。由約翰尼斯·尼科萊·霍斯特編輯發表的針對批評和“反批評”的《丹諾拉》，是1836年對我童話的惟一一篇評論。這篇評論現在看起來極為可笑了，可當時卻折騰得我心煩意亂。
他評論說，“這些童話也許能逗逗孩子，但不會對孩子有什麼教益，而且，當今評論界也不能保證這些童話對孩子不構成傷害。至少沒有人會斷言，當孩子讀到後麵這個情景，將使他們的感覺變得敏銳——一位公主在睡夢中騎著一隻狗，到了一個士兵那兒，士兵吻了她。醒來以後，她把這個奇怪的夢當成一段迷人的插曲講給別人聽。”在這位批評家眼裏，《豌豆上的公主》缺乏情趣，“不僅談不上文雅，甚至是不可原諒的。因為孩子們看完童話以後得出一個錯誤印象，即像公主這樣高貴女士一定都非常脆弱，容易悲傷。”批評家最後希望我這位童話作者，以後別再把時間浪費在“獻給孩子的童話”寫作上。然而，那些鮮活清晰、生動逼真的童話影象，就是硬刻在我的腦子裏，使我不能把筆停下來。我的第一本童話集，隻是像瑪薩烏斯那樣，把我孩提時代聽到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複述出來。那是最自然不過的敘述語言，它發出的悅耳音調至盡仍在我的耳邊回響。當然，我很清楚，這位批評家也會責難我使用這樣的語言。因此，為了讓人們有心理準備，我把這些我原本既是寫給孩子，也是寫給大人看的童話，稱為《講給孩子們聽的童話》。我第一本童話集的最後一篇，是我原創的童話《小伊達的鮮花》。但也有人挑出小毛病，說這個故事和德國作家霍夫曼的某篇作品太貼近了，而且，我自己在《步行記》裏這麼說過。
我寫童話的欲望愈發強烈，根本停不下筆來。有些人還對我上邊提到的童話表示很喜愛，這友誼的星火之光促使我盡可能施展才華，寫出更多的這類童話。第二年，我的第二本童話集出版了。隨後不久，我又推出了第三本，裏邊就有我寫的最長的一篇童話《海的女兒》。這篇童話頗為引人注目，人們也開始對我隨後出版的童話集增添了興趣。後來，每逢聖誕節，我就出版一本新的童話集。很快就形成了一個慣例，每年的聖誕樹上不能沒有我的童話集。費斯特先生和約根森小姐甚至試著在舞台上講了我一篇新奇有趣的童話故事。我這些童話和那些人們聽膩了的徒有華麗辭藻的童話可不一樣，講出來它是那麼的新鮮，富有變化。這種講童話的方式獲得成功，雖然人們最初還不太接受，但尤其最近幾個月，人們對這種方式已非常癡迷。德國一位十分著名的美學家，曾跟我談起關於在舞台上講童話故事的事，他評價極高，還補充說，丹麥的公眾一定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和鑒賞品位，能不受閃閃發光的外殼的誘惑，而直接領略童話的內核精髓。我本來想告訴他，觀眾幾乎沒有為我的童話鼓掌的，而是為那些講故事的著名的男女演員。但我沒說出來。
前邊剛說了，為一開始就給讀者一個正確的印象，我把第一本童話集叫《講給孩子們的童話》。我的文字，完全是我跟小孩子講故事時的表述口吻，我漸漸得出結論，每個年齡段的人都喜歡這樣的文字風格。孩子們最喜歡童話裏描寫的那些花裏胡哨的裝飾，而另一方麵，成人則對隱藏在故事背後的深刻寓意更感興趣。把童話變成孩子和成人都能看的讀物，我相信，這也是今天任何一位童話作家的寫作目標。他們找到了開啟童話的大門，領悟了童話的精神。因此，我在出版第三本新童話集時，刪除了那句話“講給孩子們聽的童話”。這些我精心構思寫作的童話，得到了人們真心的喜愛和承認。我不能奢望更多，倒真有點擔心、害怕，以後每一本新書還能否得到這樣的激勵。
《祖國》是全丹麥媒體中對我的《新童話集》給予完全讚揚和肯定的第一家。《新童話集》的第一冊中收錄了《醜小鴨》和《夜鶯》等篇。後來，也是《祖國》報道了我在國外獲得的極高聲譽。這已經是1846年的報道：“英國文學界頗富盛名的評論刊物《雅典娜》對安徒生童話的英文譯本作了如下評論：‘這本童話集富於想像，對它最適合的評論，應該說它一個小精靈發出的陣陣悅耳的音樂，就像韋伯在《奧伯龍》[中世紀民間傳說中的小鬼之王，亦即小仙女王後泰坦尼亞的丈夫——譯注]裏編織出的美人魚，或者是李斯特低語般輕柔的即興彈奏。寫到普通的奇普薩德[英國倫敦的一個區和大街名——譯注]的那些段落，太直截了當、鋒芒畢露了，而且談不上文雅，以致不能讓高雅的讀者來讀這如此充滿魅力的描寫。世界能老嗎？像有些人抱怨的，詩人會退化成神經錯亂的造物，把生命浪費在到祖先的墳墓中去尋找那些保存的仍然精美絕倫，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遲早都要見天日的寶物？’”
在同一份刊物上，國內和國外的評論形成了對照。在丹麥，對我的童話第一個給予肯定評價的，是那位富瞻才華的P。L。穆勒。事實上，他是當時惟一一個敢於寫文章，對我作為一個詩人進行評論的人。《丹麥的諸神》中的大部分傳記都出自他手，他給予我極高的評價。但他的評論在整體上，特別是對我的評論，並不為丹麥的公眾所接受。人們反對他的觀點，認為他的觀點在很多方麵都不夠時尚。然而，他是公眾中升起的惟一稱讚我，而不是反對我的聲音！國內外對我的童話好評如潮，這也使我變得越來越堅強，能夠承受可能招致的任何侮辱。我腳下的大地異常堅實。我的心靈重新透進一縷燦爛的眼光。我感到精神愉快，信心十足，我要在童話的寫作上執著地走下去，去發掘童話最本質的精華所在，當然還需要更多地關注那能給我帶來滋養的自然的豐富泉源。如果人們探究過我童話寫作的軌跡，我相信他們能覺出我的進步。我的童話寫作主題愈發明晰，也越來越懂得節製，假如可以這麼說的話，更健康、更自然了。
就像一個人攀登懸崖峭壁要披荊斬棘，我在混沌模糊中也開拓出了一條路，現在我已經在丹麥本土的文學界獲得承認，牢牢地占有了一席之地。能在自己的祖國獲得承認、得到尊重，它對我的影響，比任何一種冷酷無情的批評要深遠得多。我的內心晴空萬裏，一片澄碧。心情歸於平靜之後意識到，其實我所經曆的一切，甚至包括生活中的苦難曆程，對於今天的發展和幸福來說，都是必要的。
我的童話被翻譯成歐洲的許多語種，僅德國就有許多個版本，並多次印刷。英國和法國也是，甚至今天還在繼續出新的版本。還被翻譯成了瑞典文、荷蘭文和佛蘭芒語[比利時官方語言之一，日耳曼語族的一種方言——譯注]等。這足以顯示出，跟隨上帝對我的啟示之路，比盲聽盲信那些評論家諸如“學習法國童話”之類的建議強多了。在一個法文本中，拉·芳丹寫有一篇《虛構的不凋花》，對我的童話給予極高評價。我的成功至少在寫作路徑上，並沒對本土文學產生什麼影響，我也希望如此。但國外的讀者認為我的作品對他們國家的文學有很大的價值。這讓我主要想起了才華出眾的評論家朱利安·舒密特1853年在萊比錫對我童話的評論中，特別提到尤其喜歡我的《童話集》和《未帶圖片的畫冊》。他說，就現代的寫作嚐試來看，詩人應該著手到幻想中去發現自然的美質，並描畫出一個富有吸引力的真實的世界。它帶給人們精神的享受，那裏有許多細節都是我們要了解的，而且，其中的許多事物是自然和我們人類所缺少了。
從1835年到1852年，我相繼寫了很多童話，一版再版，還出版了插圖版的童話合集。我把後來出版的童話叫《故事》，這可不是隨意起的，而是我覺得我後來寫的稱“故事”比“童話”更合適。
早在1846年，K。A。梅耶博士就表現出對我童話的極大興趣。隻是他那篇無論如何能給丹麥文壇贏得榮譽的文章，似乎並沒有引起國內的關注，不為人知。他為我的童話在德國文學中找到了一席之地。
這位評論家對我童話意味深長的評價，實在讓我感到一種巨大的榮譽。但願我能用時間來證明這種評價的建立是實實在在名至如歸的。我也敢於相信，人們將始終認為，我正在他為我指示的方向努力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