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家居生活，還是行為舉止，在我看來，法國詩人拉馬丁似乎都是他們當中的王子。我跟他抱歉說我的法語很糟糕，而他以法國式的禮貌令人愉快地回答，他應為自己不能理解北歐的語言而自責。他聽說，丹麥文學界湧現出很多新奇得令人振奮的文學作品，而且詩的土壤是如此富饒，以致遠古的金號角俯拾皆是。他向我了解“特爾哈塔運河”的情況，說他特別想經丹麥去斯德哥爾摩旅行。他對於丹麥民族和地理知識方麵了解的程度，在法國人裏讓我吃驚。他的妻子給人的印象親切、熱誠，個性堅貞，很快就讓人感到誠實可信。她的眼睛裏閃爍著忠誠和智慧的光芒。我離開巴黎以前，拉馬丁還給我寫了首詩。
拜訪快活的大仲馬，即便過了正午，他一般也是賴在床上。床邊放著紙、筆和墨水，他正在寫一部新戲。一天，我去看他，見他正這樣在床上寫作。他衝我親切地點點頭，招呼說，“坐等片刻，繆斯正在我這兒呢，一會就走了。”他一邊接著寫，一邊嘴裏大聲叨念著。過了一會兒，他大喊著“萬歲”從床上一躍而起，說“第三幕完成了。”他住在香榭利舍大街的王子飯店，他的妻子在佛羅倫薩，後來繼承了父親文學衣缽的兒子小仲馬住在自己的住處。大仲馬說，“看我過的完全是單身漢的日子，這就是真實的我。”
有天晚上，他帶我去了幾家不同的劇院，看看那裏舞台背後的生活。在皇家宮殿，我們和德亞澤特、阿納斯聊了會兒天，然後手拉手順著色彩繽紛的林蔭大道前往聖馬丁劇院。大仲馬說，“他們現在正一身短打扮，要上去嗎？”我們上去了，看到幕布後麵的場景簡直就像《一千零一夜》裏的海洋。後台擁擠著很多人，有舞台的機械操作師，有合唱團的姑娘們，還有芭蕾舞演員，等等。大仲馬領著我在人叢中穿行。回去時在林蔭道上遇到一個很沉穩的年輕人，他叫住我們。大仲馬介紹說，“這是我兒子，我是十八歲時生的他，他現在也十八了，但還沒有兒子。”他就是後來享譽文壇的小仲馬。
大仲馬還介紹我認識了女演員拉歇爾。在他問我是否想去拜訪她之前，我還從未看過她的演出。我當時最大的心願就是能看她的演出。一天晚上，法蘭西劇院上演她主演的《費德爾》，大仲馬帶我來到後台。在其他劇院，他總是毫不費力就帶我進了舞台側翼，而在這兒，他卻讓我略等片刻，然後才回轉身帶我去見舞台皇後。在一個用屏風隔出來的房間裏，放著一張桌子和幾隻凳子，桌子上放著一些供人恢複精力的食品、飲料。年輕的拉歇爾就坐在那兒。正如一位法國作家所說，她能把萊辛和高乃依大塊的大理石塑造成活生生的雕像。她身材輕盈、單薄而嬌好，看上去很年輕。無論在此時此地，還是後來在她家裏，我都覺得她好像是憂鬱、沉思的畫中人。她就像一個剛剛流過悲傷眼淚的年輕女孩，思緒還在往昔裏依稀回味。她和我們隨意交談。她的聲音透出深沉，有點男子氣。但她隻顧和大仲馬說話，忘了我的存在。當大仲馬向他介紹我時，她仿佛才注意到我，轉過身來。
大仲馬跟她說，“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也是你的狂熱崇拜者。你知道我們剛上樓時他怎麼說的嗎？他說，我的心狂跳不已，快暈過去了，因為我就要見到全法國講著最優美法語的那位女士了。”她聽了以後，笑著說了幾句客氣話。這也使我有足夠的勇氣加入他們的談話。我說，我耳聞目睹過許多世間的奇事妙聞，但沒見過拉歇爾。這次我花了我新近出版的作品的全部稿費來巴黎，主要就是為看她的演出。不過，我很抱歉，我的法語說的不好。她微笑著說，“無論何時，隻要你對一個法國女士說出剛才你說的那種充滿騎士風情的話，她都會說你的法語好極了。”我跟她說，她的名字在斯堪的納維亞無人不知。她說，“假如我有機會去聖彼得斯堡，到你們哥本哈根去，你可得作我的保護人，在那兒我隻認識你一個人。但我們彼此得多些了解，既然你說你來巴黎主要是為我而來，那我們得經常見麵才對。我歡迎你來我家做客，我總是在每周四招待朋友。當然，也不必拘泥。”她說完，向我們伸出手，衝我們親切地點了點頭，然後就出現在離我們僅幾步之隔的舞台上。此時，她的表情跟剛才有了很大的不同，判若兩人，好像一尊悲劇女神。耳邊傳來觀眾的歡呼和掌聲。
作為一個斯堪的納維亞人，我並不習慣法國式的悲劇表演。但經拉歇爾一演，就顯得特別自然天成，好像其他人都隻是在模仿她。她是法蘭西的悲劇女神，其他人隻是塵世間的肉體凡胎。看拉歇爾表演時，我們就覺得，所有的悲劇表演表揚都應該跟她一樣。她的表演裏包含著現實，蘊藉著真理，隻是與我們熟知的北歐方式有所不同。
我發現她家的一切裝飾、擺設都是那麼金貴、豪華，隻是在整體布局上人工的痕跡略微重了點。外間是藍綠相間的色調，光線柔和，擺著幾尊不大的法國作家雕像。實際上作為沙龍的客廳，桌布、窗簾和書櫃的主色調是深紅色。英國人曾為她做過一尊鋼雕的塑像，非常有名，她穿在身上的黑衣服就好像是雕刻上的。來參加沙龍聚會的都是紳士，大多是藝術家和學者，聽說也有一些有爵位的。衣著華麗的仆人們殷勤接待，招呼著客人的名字，並送上茶點。這更像是德國式而非法國式的接待。我聽見拉歇爾在講德語。還是維克多·雨果告訴我的，說曾聽見她跟羅斯柴爾德講德語。我問她是否會講德語，她用德語回答，“閱讀沒問題。我是在洛林出生的。你看，我這兒還有些德文書。”她指給我看格裏爾帕策的《薩福》。說完她就又恢複用法語聊天了。她說到席勒的《瑪麗·斯圖爾特》，她扮演那位蘇格蘭皇後瑪麗。我看過她的這一表演，她顯露出來的那種帝王的威儀、神采令我難忘。在她和伊麗莎白一起出場的那幕，她顯得更偉大，更有尊嚴。
當她說出“伊麗莎白”這個名字的時候，從表情中透露出來的那種蔑視比冗長的詩句來得更強烈。但最讓我驚歎不已的還是她在最後一幕的表演。像北歐或德國的真正藝術家一樣，她的表演真實而平靜。但法國人恰恰最不喜歡這一幕。她說，“我的同胞不喜歡我這種表演，但我覺得隻有這樣才能演到位。一個人在他悲痛欲絕，即將和朋友說永別的時候，是不可能發出暴風雨般的咆哮的。”
書籍成了她沙龍裏的重要裝飾，那些裝潢精美的書，都擺放在裝飾華麗的玻璃書櫃裏。牆上掛著的一幅畫，描繪的是倫敦劇院的內景：她站在舞台的前麵，觀眾正朝她拋擲鮮花和花環。在這幅畫的下麵，有個精致靈巧的小書櫃，裏麵放的都是我稱之為“詩人中的貴族”的作品，有歌德、席勒、卡爾德龍、莎士比亞，等等。她問了許多關於德國和丹麥的問題，問及那裏的藝術和劇院。她嚴肅的唇間掛著一絲親切的笑意，不時點點頭，鼓勵我說下去。因為我的法語說得結結巴巴，常要為搜羅詞彙或尋找準確的表達而停頓。“沒事兒，接著說，”她說，“你的法語說得不夠好，但很多法語說得比你好的外國人，他們說的又不如你說的讓我感興趣。你所說的話我都能理解，這是最重要的，同時也是我真正對你有興趣的原因。”我們最後一次告別，她在我的紀念冊上留了言。
阿爾弗雷德·德·維尼是法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一種迷人的個性。他和一位英國女士結婚，倆人身上，各自凸顯出本民族的優點。那是我在巴黎的最後一個夜晚，快子夜了，這位靠著學界地位和豐厚收入可以經常出入貴族沙龍的人，爬了無數樓梯的台階，登上了我在瓦盧瓦飯店的頂樓房間。他抱給我他所有的作品作為分別的紀念，讓我記住他。他那飽含深情的話語，眼神中流露出來的誠摯的情誼，讓我不禁潸然淚下。
與法國雕塑家大衛經常見麵、聊天，他那種自然爽真的性情讓我想起托瓦爾森和比森。其實，我們是在我逗留巴黎的最後幾天時間裏，才真正開始了解，有相見恨晚之感。他問我能否再多呆一段時間，他想把我的胸像刻在大紀念章上。我說，“可作為詩人的我你並不了解，也不知道我是否配的上這樣的榮譽。”他直視著我，拍拍我的肩膀，麵帶微笑地說，“在讀你的書之前，我已經先閱讀了你本人。你是詩人。”
我在博卡爾梅伯爵夫人家見到了巴爾紮克。在一位年老的夫人臉上看到一種深情的表情，對我還是第一次。我被這種表情吸引了。她渾身充滿了活力和激情。而且，盧浮宮裏有她的肖像，這一點也引起了我的關注。大家都聚在伯爵夫人周圍，她介紹我們一一認識。其中有位竟是《奴隸》的作者雷博夫人，我的《摩拉托》就是借用了她那篇小說裏的故事。我跟她說了這事兒，並說演出很成功。她聽了極感興趣。從那個晚上起，她就變成了我的一位特別的女保護人。一天晚上，我們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寫作體會。她時不時糾正一下我的法語發音，有聽起來不對的地方，就叫我重複發音。她對我就像母親般充滿了柔情和慈愛。她是一位很有天賦才華的女性，觀察世界極具銳敏的洞察力。
剛說過，我在博卡爾梅伯爵夫人家見到了巴爾紮克。他是一位風度優雅、穿著考究的紳士。牙齒潔白得在兩片紅唇間晶瑩發亮。盡管至少是在這個圈子裏話不並多，但他看起來很快樂。一位寫詩的女士把巴爾紮克和我拉到沙發那兒，她坐在我們中間，想通過表示她在我們麵前感到多麼微不足道來保持自己的地位。我轉過頭，在她背後，看到巴爾紮克布滿嘲諷的笑臉。他半張著嘴，故意做出一副很誇張的表情。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麵時的情景。
一天，我正在盧浮宮裏轉悠，遇到一個人，從體型、布態和相貌上看，像極了巴爾紮克。隻是穿的衣服藍縷不堪，而且很髒，鞋也沒刷，褲子上還帶著泥嘎巴兒，戴的帽子又癟又破。我嚇了一跳。他衝我笑笑。我從他身邊走過去，邊走邊想，怎麼和巴爾紮克這麼像呢。我回轉身，又追上他問，“您不是巴爾紮克先生，對嗎？”他一笑，露出了潔白的牙齒。他說，“巴爾紮克先生明天要去聖彼得斯堡。”他用力按了按我的手，衝我點點頭，走了。他的手細密而柔軟。我想，他肯定是巴爾紮克。也許他是為了寫作喬裝出來探訪巴黎的神秘，或者這人根本就不是巴爾紮克，隻是因為長得太像，勾起了陌生人的神秘感，此時正覺得好玩心裏偷著樂呢。幾天後，我跟博卡爾梅伯爵夫人談起這事兒，她說巴爾紮克向我致意，他已經去聖彼得斯堡了。
我還再次見到了海涅。我上次在巴黎見到他時，他已經結婚。我發現他身體很虛弱，精力倒還好。他對我很熱情，也很自然，所以這次跟他在一起，心裏也不再忐忑。有一天，他曾用法語跟他妻子講過我的童話故事《堅強的錫兵》。他帶我見他時說，我就是那個作者。海涅先問我，“你打算出版你的遊記嗎？”我說不會。他接著說，“那好，我帶你去見我的夫人。”她是一位活潑可愛、嬌小玲瓏的巴黎小姐。房間裏有一群孩子在玩耍。海涅說，“我們自己沒有孩子，這些孩子都是我們從鄰居家借來玩的。”我和海涅的妻子與孩子們一起玩著的工夫，他在隔壁的屋裏為我寫好了一首詩。
以上我已經提到了很多朋友，我還能再在名單中補充上一些名字，例如作曲家加爾克布雷納，《音樂報》的編輯蓋斯，以及旅行過丹麥、挪威、瑞典的物理學家安培。我的巴黎之旅因這些朋友而充滿樂趣，也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在巴黎，我沒覺得自己是個陌生人。在這些偉大的、完美的人的家裏，我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他們好像相信我能寫出他們所期待的作品，而且，他們仿佛已經從那些作品中看到，他們並沒有看錯我。除此之外，我還常和我那些極富才華的同鄉們在一起，他們是後來在伊斯特德之戰中死掉的萊索、奧拉·萊赫曼、克裏格、邦特恩、希恩，還有在家時每天都能見到的狄奧多爾·科林。
我還在巴黎看到，我有好幾本書被翻譯成了德文，而且賣得很好。我當然高興，這說明讀者對作為詩人的我很有興趣，對我是極大的鼓勵。有一個我所知道最有教養，又最富有魅力的德國家庭，帶著極大的喜悅看了我的書的德文譯本，還在一本書的導言中看了關於我的短短的傳略，對我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們給我寫信，表達謝意和閱讀了我作品以後的興奮心情，並邀請我在歸國途中到他們家中做客，如果不見外，就在他們家住上一段日子，他們會給予熱情款待。像這樣誠摯、自然表達情感的信，這次旅行我還是第一次接到，而且這信是在我剛到巴黎時就到了手上。這與我1833年接到的那第一封來自家鄉的問候信相比，真是天壤之別。這事兒他們在信裏也提到了。他們知道我第一次接到的信是一種什麼樣的問候，因此說，“現在，我們希望，這封寄自德國大地，誠摯親切、充滿善意的信，將帶給您更多愉快的問候。”我接受了邀請，並把這寫進了我的作品。在德國，我被這樣一個我樂於訪問的家庭所接納，現在想想，是因為他們喜歡我，不僅僅是把我當成一個詩人，而是一個人。
在國外，我還收到很多類似的信息。我現在講一件十分特別的事：在薩克森州，有一戶家境富有、思想高尚的人家，女主人在讀了我的小說《不過一個提琴手》以後表示，這書給她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她因此允諾，在她有生之年，要是遇到一個極具音樂天賦的窮孩子，她將不惜財力讓他成材。克拉拉·舒曼的父親、音樂家維克聽她這麼說完，不一會就給她領來一個，不，是兩個窮孩子。他們是一對兒兄弟。他說他們都是極有音樂天賦才華的，讓她兌現諾言。她和丈夫商量以後，果然實踐了諾言。兄弟倆住到她家裏來，接受最好的教育，還被送進音樂管理委員會。弟弟為我演奏時，我見他臉上帶著幸福、快樂的表情。我相信，他們現在一定在德國某一個大城市劇院的管弦樂隊。也許有人會說，無論我的書是否存在，那位夫人是否讀過，像這樣的孩子遇到這樣善良的夫人，這樣的事就會發生。但這件事真的發生了，與我的書有關聯也畢竟是事實，我為此感到高興。
從巴黎回丹麥，我是順著萊茵河往下走的。我知道詩人弗萊裏格雷斯住在那裏的一個小鎮，他剛剛獲得普魯士國王頒發的一筆津貼。他有繪畫的本事，能為自己的詩配畫，這點很吸引我，希望有機會跟他當麵聊聊。我在萊茵河邊的幾個小鎮四處打聽他的住處，有人指著聖戈爾的一所房子，說我可以在那兒找到他。我進了屋，見他正伏案寫作。無故被一個陌生人打擾，他似乎感到不快。我沒做自我介紹，隻說我不能途經聖戈爾而不來向弗萊裏格雷斯表達敬意。“你真是太好了，”他冷冰冰地說，然後問我是誰。我說，“查密索是我們共同的朋友。”他一聽，大喜過望，激動地跳了起來，“安徒生！一定是你。”他使勁兒勾住我的脖子，擁抱了我，誠實的眼睛裏透出興奮的神采。他問我，“你會留下來跟這兒住幾天嗎？”我說我隻能呆兩個小時，因為我的另一個同鄉夥伴還要急著趕路。“你在聖戈爾有很多朋友，因為最近我剛向很多人朗讀了你的《奧·特》。至少這兒就有一個，你得見見我的夫人。當然，你可能還不知道，我們結婚還有你一半功勞呢。”他接著告訴我，是我的小說《不過一個提琴手》促成他們倆個鴻雁往來，最後喜結良緣。他把夫人叫出來，介紹了我是誰。真是一見如故。臨走時，他拿出一份手稿。“這次見麵前，我就為你寫好了這首詩。本想寄給你，聽說你出門旅遊，就擱下了。現在給你。”我接過這首寫在一張紙上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