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作為“形而上”者，總是以無形的手左右著社會活動，翻譯作為跨語言跨文化的社會活動自然也不例外。例如在源語待譯作者和待譯作品的選擇、譯者翻譯策略的考慮和翻譯技巧的選擇、翻譯作品的評論與接受上，意識形態都起著巨大的後台製約作用。嚴複作為我國近代最著名的翻譯家，他不是選擇與自己所學專業有關的船舶駕駛、兵工製造書籍來譯，而是在甲午戰敗後民心思變的年代先後翻譯了介紹進化論的《天演論》，論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民權的《群己權界說》、《群學肆言》、《社會通詮》等政治書籍。嚴複雖然在《天演論?譯例言》中提出被後人奉為翻譯標準的“信、達、雅”，但他的翻譯雖“達”且“雅”但卻不“信”，而是在譯文中做了不少的刪減並加進了不少自己的評論。嚴複作為嚴肅的學者並非言行不一，而是將翻譯作為喚起民眾、救國圖存的武器。
（四）譯者的語言功底、文化素養、文化意識、前結構
譯者是翻譯活動的主體，他既不是無所不通的理想的化身，也不是在“真空”中從事翻譯活動，他的個人因素和社會因素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翻譯過程。影響譯者的社會因素主要是前麵所提到的文化因素和意識形態。影響翻譯的譯者個人因素雖然形形色色，但最主要的是譯者的語言功底、文化素養、文化意識以及譯者的前結構。翻譯既是跨語言的，也是跨文化的，因此譯者必須有深厚的雙語功底，必須熟悉兩種文化，即要有較好的語言和文化素養。熟悉兩種文化是進行翻譯的基礎，強烈的文化意識是溝通兩種文化的關鍵。我們從小生活在母語文化中，母語文化對我們的影響是全麵而深遠的，但是正因為母語文化的熏陶，我們生活在母語文化中卻很難感受到它的存在，就像水中的魚兒感受不到水的存在一樣。在翻譯這種跨文化的交際中譯者強烈的文化意識就顯得重要。此外，由譯者的世界觀、價值觀、意識形態等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對翻譯的影響也不能忽視。人們對信息的解讀並非基於零起點，而總是以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意識形態、已獲信息等為基礎進行的。這些幫助並製約著信息解讀的基礎部分就構成了人們理解的前結構。缺乏這個前結構理解就無法進行，但前結構畢竟是一副“有色眼鏡”，它使我們看到的一切都帶上了前結構的“色彩”，使我們對信息的解讀有時難免失之偏頗。不過內容龐大、結構合理的前結構總是有助於譯者充分、準確地從原文獲取信息，為高質量地完成翻譯任務提供保障，那也就是為什麼人們常說翻譯工作者必須是個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