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way of defining a D-E translation is to describe it as“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This type of definition contains three essential termsequivalent,which points toward the source-language，natural，which points toward the receptor language，and closest，which binds the two orientations together on the basis of the highest degree of approximation”。奈達定義中的D-E translation指dynamic-equivalence translation，即“動態對等翻譯”。正如奈達在翻譯定義中所強調的那樣，翻譯首先要做到對源語信息的對等，其次是譯文語言自然流暢，最後是信息和語言風格上達到最大程度的接近。與第一個定義相比，奈達的定義除包含源語、目的語和信息三個因素外，還對譯文的自然程度和譯文的風格提出要求。這些要求既考慮到譯文讀者的接受程度，也考慮到譯文的審美取向。雖然奈達的定義比第一個定義更進了一步，但並非十全十美，因為這個定義關注的隻是翻譯的客體（源語文本和目標語文本），而沒有顧及影響譯者決策的諸多非語言因素，如翻譯所涉及的兩種文化、翻譯的目的、意識形態等。許鈞在《翻譯論》一書中認為：翻譯是以符號轉換為手段，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項跨文化的交際活動。顯然，許鈞並非立足於語言學，而是以符號學、文化學這些更“形而上”的學科為基礎來揭示翻譯的本質。上述三個定義雖然一個比一個深刻全麵，但它們都在不同層麵、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翻譯的實質，為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翻譯實踐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則。對於大學生，無論是英語專業還是非英語專業，達到奈達提出的“對等”、“自然”和“切近”雖然不易，但也算是基本完成了翻譯的任務。然而遇到成語、諺語等文化負載大的語言現象時，語言上的“對等”難以企及，即便勉強做到語言上的“對等”，譯文的意義卻早已相去十萬八千裏，因為這類文化負載詞沉澱該語言厚重的民族文化，抽去語言的文化內核，語言就變成了徒有符號的木乃伊了。對翻譯定義的比較分析使我們對翻譯的本質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為了認清翻譯“這棵樹”，有必要環顧一下整片林子，從更大的範圍看一看它的“廬山真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