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目前已經建立起了亞洲最強大的戰區導彈防禦能力。1998年，日本向美國訂購的PAC-2反導彈係統開始在日本投入部署。目前，日本已經完成了24套PAC-2係統的部署，組成了6個PAC-2反導彈戰鬥團。日本航空自衛隊所轄的6個防空導彈聯隊每一個都配備了一個PAC-2反導彈戰鬥團。[59]2001—2005年的日本中期防衛大綱決定使用最新式的PAC-3來增強日本的導彈防禦能力。目前，日本向美國提出的PAC-3係統訂購計劃仍然是按照24套PAC-2愛國者係統來部署所需的攔截導彈。按照每套部署16枚攔截導彈計算，日本訂購的PAC-3導彈總數將達到384枚。包括對已有PAC-2係統的硬件和軟件的更新費用，這一筆PAC-3導彈裝備的訂購總額將達到17億—23億美元。[60]而按照美國現任BMDO局長卡迪什（Robert Kadish）在2000年2月所提出的美軍的PAC-3采購目標，美國也隻是希望在PAC-3攔截導彈的單枚造價下降到170萬美元後，多增加500枚左右的PAC-3軍事采購。[61]除了美日聯合研製的戰區高空層TMD係統之外，美國“宙斯盾武器係統”（Aegis Weapons System，AWS）更新之後，將為日本4艘“金剛”級導彈驅逐艦改裝更新後的AWS，使之具備低空層戰區導彈防禦係統（NAW）能力。[62]加上日本月前已經開始服役、在性能上超過“金剛”級的“村雨”級導彈驅逐艦，日本的海上自衛隊將擁有全世界除了美國海軍之外、性能最好的海軍低空層戰區導彈攔截能力。按照現有時間表，TMD係統中高空層戰區導彈防禦係統研製成功的時間是2005年，部署完畢能夠進入實戰狀態要到2007年。從2008年起，日本將建立起亞洲最強大的戰區導彈攔截網絡，甚至具有對戰略導彈的攔截能力。
日本參加TMD，其關鍵是要加強日本自身的軍事實力，來對付日本認為來自中國這個最大的“威脅”。同時，通過加強美日防務交流與協調，來不斷提高日本軍事力量和軍事技術的獨立裝備和行動能力。隻是羞於中日睦鄰友好關係、日本對華經貿利益以及中國不斷走向強大的事實，日本政府難以在言辭上公開挑戰中國而已。朝鮮的導彈發射隻不過給日本近年來一直希望以中國為最大防範對手的軍事擴張行動和國內的政治與社會動員提供了一個借口。聯合TMD研製和在日本本土部署TMD，可以大大提高日本在早期預警、情報搜集、軍事行動的快速反應等方麵的能力。[63]日本1999年度的軍費開支為450億美元，在世界各國中僅次於美國列第二位。加入TMD將使日本在軍事情報搜集、早期預警、軍事力量的反應速度、對導彈的防禦能力等方麵都有突破性進展，日本軍事力量在整體上邁上一個新的台階，從而給中日兩國軍事力量的對比和雙邊的安全態勢帶來微妙的變化。目前，雖然日本“專守防衛”的軍事體製基本還存在，可一旦日本完成修憲，自衛隊體製被徹底拋棄，那時候的日本在東亞“超強”的軍事力量和其戰略動向，將會成為東亞安全中一個新的不確定因素。[64]屆時，應該說感到威脅的不是日本，而是中國。
令人注意的是，日本軍方在導彈防禦問題上的“熱情”有擴大化的趨勢。2000年以來日本防衛廳將美日目前聯合研製的TMD係統稱之為“彈道導彈防禦”（BMD）。在日本參與導彈防禦係統研製的目的上，也不是簡單地談到朝鮮的導彈威脅問題，而是將它擴展到了全球範圍，認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導彈技術擴散，是國際社會需要緊急研究對付的課題；為此，日本應該采取國際性的各種努力，對主要國家大量的“破壞兵器等的威脅采取對應措施，並以此來強化防衛能力”[65]。聯係到2000年7月日本防衛白皮書有關中國對日本“導彈威脅”的公開宣示，不難發現，日本導彈防禦所設計的目的，已經從針對朝鮮明確擴大為針對中國以及其他的國際“導彈威脅”。一旦日本防務發展戰略以中國的導彈攻擊能力作為導彈防禦計劃的直接對象，一係列的對應戰略性舉動還將陸續出台，日本甚至可能在某個時間參與美國的NMD計劃。目前，美國已經邀請北約，的歐盟成員國以及加拿大參加NMD計劃。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國，不會被排除在NMD係統之外。從1999年下半年以來，歐盟國家表示了對美國部署NMD係統的強烈擔憂，但日本政府從來沒有就NMD問題發表過任何批評意見。如果日本將美日導彈防禦合作從TMD跨越到NMD，無疑將會構成對東亞安全新的沉重打擊。
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區域安全一直未能形成一個可以長期穩定和建設性的架構。容易引起地區衝突的一係列潛在因素，如領土紛爭、國家間製度衝突、民族問題、缺乏安全信心保障措施所形成的潛在敵意和“安全困境”所導致的軍事互信程度低等等，在東亞地區都可以找到。解決東亞區域安全問題的惟一出路是平等、坦誠和公正的對話和磋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基礎上的區域安全合作機製，而不是借助於軍事同盟、發展新的武器技術，甚至謀求實力優勢之下的“霸權和平”目前美日等國在東亞聯合研製和部署TMD，恰恰是違背了東亞區域安全發展的客觀方向，勢必人為地挑起區域安全局勢新的緊張。不能不遭到中國等區域內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對。韓國外交與通商部長李廷彬2000年6月29日明確表示，從韓國所處的地緣政治位置來看，美國製定的戰區導彈防禦係統對韓國來說是“無效的”，因此漢城沒有必要參與這一計劃。他指出，在實施戰區導彈防禦計劃時，“必須首先考慮到確保東北亞和平與安全的利益”[66]。
TMD問題對於今天的大國關係，特別是中、美、日之間的大國協調，無疑是一個人為附加上去的、沉重的政治包袱。由於TMD問題，中美、中日關係目前麵臨著複雜的政治壓力，成為這些國家安全關係中既敏感又棘手的“老問題、新焦點”。無論是對於中美關係還是中日關係而言，TMD問題都暴露了這些關係中存在著的脆弱的一麵。能否化解這些關係中的脆弱因素，是東亞區域安全穩定必須解決的基本問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美日研製和部署TMD，絕非化解之道。從軍事技術的角度來說，TMD在東亞部署，即使能夠對導彈防禦產生一定效果，但其作用也並非是絕對的。TMD的導彈防禦能力也可以被許多手段所克服和突破。[67]最重要的問題是，美日聯合研製和部署TMD所產生的對區域內有關國家安全認識的巨大消極影響。這將促使各有關國家被迫加大發展進攻性武器的力度，增加彼此安全關係中的不信任因素，延緩中、美、日三國之間應該推進的安全合作進程，人為地加深東亞地區安全格局中已有的分裂。
發展東亞地區安全的基本道路是如何重新穩定區域內的大國協調的問題，並在大國間形成基本的安全諒解和協調機製的基礎上推動地區安全對話和合作的發展。在這方麵，東盟地區論壇（ARF）的建立已經樹立了很好的樣板。但是如果中、美、日三大國在安全問題上的對立增加，任何地區性安全組織的作用都將受到人為的抑製。多邊安全對話和磋商也將難以形成製度化的結果。客觀上來說，從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地區安全構造再建過程中一直未能解決的問題除了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這兩大“熱點”之外，就是大國間的安全互信與合作不僅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還呈現出了惡化的趨勢。[68]2000年6月朝鮮半島首腦會晤後，東亞地區安全局勢出現了可喜的變化。但是，美日等國對於此次首腦會晤後的朝鮮政策並沒有多少積極的變化。美國國防部長科恩針對提出的撤軍要求，在6月22日表示，在可預見的時間內，美軍從朝鮮半島撤軍完全沒有可能性。6月28日，克林頓總統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他雖然沒有決定是否開始建造國家導彈防禦係統，但未來來自朝鮮導彈襲擊的威脅役有消除。[69]2000年7月10—12日，美國與朝鮮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恢複了導彈問題談判。這是自1999年3月以來首次這一類型的談判。雖然此次談判沒有取得什麼樣的進展，但整個朝鮮半島局勢自從2000年6月中旬北南首腦會晤以來已經出現了非常具有建設性的變化。7月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朝鮮後，也傳出了朝鮮願意以和平太空開發的國際援助來換取停止導彈開發計劃的積極消息。為此，美國主導朝鮮半島局勢解決方案的進程可能會被改變。在整個朝鮮半島局勢出現如此可喜變化的情況下，朝鮮的導彈威脅已經大幅度下降，美國和日本應該考慮積極推進外交解決朝鮮導彈問題的建設性方案，並同時重新考慮其聯合TMD研製以及在東亞的TMD部署計劃。
中、美、日三國之間有關TMD的爭執，是中國與美日兩國當前在東亞區域安全問題上的矛盾和衝突故繼續。這些矛盾和衝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
（1）區域安全格局是“多極化”還是“一極化”之間的矛盾。中國主張冷戰後的國際秩序應該建立在多極化的基礎上，反對霸權主義和幹涉行徑。有關東亞區域安全，更是主張通過多邊或雙邊的平等對話和協商來解決各種問題。為此，中國反對美日加強雙邊軍事同盟的做法，認為這是“冷戰思維”的繼續，違背了冷戰後地區安全局勢發展的客觀趨勢。美國研製並將在東亞部署TMD，進一步助長了美國軍事實力在東亞的超強勢地位。美國在東亞所推行的霸權和平，隻是美國軍事力量“一極”之下的強製“和平”。東亞的安全架構完全倒向美國及其盟國，不能解決深層次的東亞安全問題，相反，還會激發新的問題。
（2）中國有限度的國防力量現代化與中國未來政策“不確定論”之間的矛盾。
中國目前軍事裝備和武器技術水準，不僅大大落後於美、日，甚至在部分武器係統上落後於東南亞有關國家。這不僅同中國如此遼闊的國土麵積所需要的國防需求不符，而且，也同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建設對國家安全所提出的新要求存在著較大差距。中國目前在經濟能力允許的範圍內，在軍隊建設必須服從於經濟建設這一基本方針下，根據積極防禦的國防戰略，有限度地推進國防力量現代化進程。這證明，中國是維護東亞區域穩定和繁榮的建設性力量。但是，美國認為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是東亞地區安全最大的潛在威脅，在推行接觸政策之餘力圖以前沿軍事部署、美日軍事協調和強大的反導彈武器TMD來“防範”中國。TMD恰恰顯示了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兩麵性”。中國依然是美國東亞地區最大的假想敵。事實上，今後的中國根本無法構成對於美日的軍事威脅。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就曾提出，中國要萬事順利，到2005年才會好不容易擁有80年代初期北約成員國所擁有的“一般軍力”而已。[70]
（3）接受中國在區域內有限度的戰略力量發展還是削弱中國戰略力量之間的矛盾。
中國目前確實是東亞綜合導彈實力最強的國家，但是，中國的導彈部隊隻是中國執行積極防禦國防政策的單位，並非以導彈來建立在東亞支配性的戰略優勢，更談不上擁有明確的以導彈為中心的“威脅性”軍事戰略。即使中國的導彈具有一定的戰略威懾力，今天世界上哪個軍事強國的國防戰略不是建立在“威懾”基礎上的？中國在近百年的曆史上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負，直到當代，才好不容易自力更生建立了大體可以適應國防要求的威懾力。為什麼中國就一定是在“威脅：他國了呢？TMD在東亞部署，一個沒有在台麵上說、卻是所有國家心知肚明的問題是，中國現有的、有限的威懾力將在客觀上被大大削弱。美國學者挑明了這一點，認為TMD將使中國的威懾力”中立化[70]TMD在客觀上將削弱和傷害中國負責任的國防建設。
（4）海峽兩岸關係到底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還是東亞區域安全問題之間的矛盾。
美國在談到中國所謂的“導彈威脅”時，所舉的最大證據是1996年3月中國在台灣海峽所進行的導彈試射，以及目前正在台灣海峽沿岸進行的導彈部署。為此，美日等國把這些視為是中國通過導彈對東亞區域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TMD擴大到台灣，也是為了保護台灣免受“中國威脅”。但是，台灣海峽局勢以及兩岸關係，從廣義上說是東亞安全問題，但從狹義上說，根本隻是中國的內政和主權範圍內的事。中國政府充分顧及到東亞整個區域的穩定以及台灣人民的民生，在兩岸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是“一國兩製、和平統一”。之所以不放棄必要時使用武力，是因為台灣存在著嚴重的對抗統一的分離主義傾向。台海和平與東亞安全本身並無衝突。但問題是，美國極力要把中國的對台政策同東亞安全按照美國的方式聯係起來，置東亞安全於兩岸關係之上，突出台灣維持現狀是東亞安全的重大需要。其實，這是無視中國渴望統一的強烈意願，幹涉中國內政，力圖阻撓海峽兩岸局勢出現美國所不希望看到的變化，以強權來維係美國所主導的“東亞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