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國與美日之間的TMD爭議圈。
從海灣戰爭結束以後，美國就向日本表達了聯合進行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的意願。克林頓政府上台之後，有關美日TMD聯合研製一直也是日美防務合作探討的基本問題。中國從維護冷戰後區域安全、降低地區內有關國家間潛在安全衝突的角度出發，一貫主張應該以多渠道、多層次和多形式的安全對話來加強區域安全，推動有關國家間安全合作的發展。為此，中國強烈反對美日在冷戰後加強軍事同盟的努力，反對美日聯合TMD研製，認為這“違背了冷戰後國際安全發展的基本潮流”。
1996年4月克林頓總統訪問日本，與日本前首相橋本簽署了美日聯合安保宣言，進一步鞏固了美日之間的雙邊軍事同盟體製。1997年9月，實施美日新安保體製的中期防衛合作指針出台。1998年2月，橋本政府將日美中期防衛指針關聯法提交日本國會審議並要求通過。該法案分為“周邊事態法”、“自衛隊法修改案”和“日美物品勞役相互提供協定”。這三項法律是以日本國內法的形式，擴大了日本對日美軍事同盟所擔當的軍事義務，既是日本戰後和平憲法體製的大鬆動，也是日美在東亞密切軍事同盟關係的新進展。特別是“周邊事態法”的涵蓋範圍涉及台灣海峽和台灣地區。法案要求，一旦美國在東亞進行軍事幹涉，日本將提供後方支援。因此，該方案明確了美國可能軍事介入兩岸關係之際日本所擔當的角色問題，是日美軍事同盟針對中國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而作出的預防性軍事安排。對此，中國政府不得不表示嚴重關切，一再要求日本政府從兩國睦鄰友好關係的大局出發，澄清“周邊事態”的範圍，要求日本政府明確將台灣排除出日本將作出準軍事反應的“周邊事態”。然而，無論是橋本內閣還是小淵內閣，都以“周邊事態”不是地理概念而拒絕了中方的嚴正要求。
除此之外，日本在90年代以來的政治和軍事動向的發展，一直也使中方深為憂慮，擔心日本重新走上軍事大國的道路，更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複活。再加上日本右翼分子90年代以來頻頻在中日有爭議的釣魚島上挑起事端，中日兩國之間的安全摩擦在90年代以來公開化了。而日本自90年代以來，一直視中國為最大的“威脅”，“中國威脅論”在日本的市場不斷擴大。日本國內修改憲法第9條、改變防務安排上的自衛隊體製、要求做一個具有戰爭權的普通國家的呼聲不斷高漲，國內主張維護和平憲法體製的勢力不斷弱化。自70年代以來日本在防務問題上所奉行的“綜合安保”觀念正在日益為強調軍事實力的新觀念所取代。這也是同日本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發揮更大的國際影響、實現“政治大國”夢想一致的。[26]在台灣問題上，日本朝野都視維持台灣的現狀為遏止所謂“中國威脅”的重要步驟。美國對台灣維持現狀的支持是做在明處，而日本則更多是做在暗處。日本事實上是台灣分離主義勢力“挾洋自重”的第二大國際靠山。中日兩國安全關係的潛在緊張局勢近年來不斷地擴大。在這樣的背景下，美日TMD聯合研製就更為引人矚目。
1998年下半年之前，日本在美日TMD聯合研製問題上曾經有過猶豫，其原因是TMD聯合研製經費過大，日本擔心在國會難以獲得審議和通過。同時，對中國反對的立場也有所顧忌，認為該計劃將對東亞地區安全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因此采取了避免刺激中國的態度。1995—1998年，美日成立了TMD工作組就聯合研製問題舉行磋商。日本花費了5.5億日元進行TMD係統的可行性研究。[27]日本防衛廳在1998年6月得出結論，TMD對日本防衛強化具有重要作用。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因此而直接同意美日TMD聯合研製。1998年8月朝鮮的“大埔洞1號”試射，被日本政府視為參與美日TMD聯合研製的“絕佳機會”。日本政府趁機大肆宣傳所謂來自朝鮮的“導彈威脅”，為自己TMD決策鋪路。1998年9月22日，美日在華盛頓舉行的外交與國防部長級會議上，日本當時的防衛廳長官額賀當即表示日本願意參加TMD美日聯合研製計劃，並就如何具體合作研製開始磋商。
日本的TMD部署構想是利用海上自衛隊的“宙斯盾”軍艦建立高空層TMD防禦能力，即TMD中的海軍高空層戰區導彈防禦係統（NTWD）。而日本在美日TMD研製中承擔的研究任務有四項：TMD攔截導彈的鼻錐體、動能攔截彈頭、紅外線傳感器以及攔截導彈的助推器。[28]在美日同意就TMD進行聯合研製之後，美國對日本希望擁有軍事偵察衛星不再持否定態度。1998年12月，日本政府決定，將在2002年發射4顆軍事偵察衛星，以提高日本軍事情報的搜集能力。此舉，也是配合TMD今後在日本部署的具體舉措。這4顆衛星中，兩顆是可以拍攝精密情報圖像的光學間諜衛星，兩顆是用於監視和追蹤導彈目標的雷達衛星。12月25日，日本安全保障會議上正式決定，1999年度開始同美國合作研究開發戰區導彈防禦係統。1999年度財政預算為此撥款9.6億日元。同一天，日本官房長官野中廣務在政府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談話，提出日本政府麵對冷戰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決定與美國聯合開發海基高空層戰區導彈防禦係統（NTWD）；此項聯合開發是日本“專守防衛”為主體的國防政策的重要課題，對日本防務能力的結構調整具有必要性。同時，日本政府的這項決定也是考慮到了積極推動日美安保體製的發展、促進日美合作的需要；該項決定完全屬於防禦性質，是在就導彈威脅“無法找到”替代性辦法的情況下作出的決定；最後，野中表示，目前的美日TMD聯合研製隻是技術上的聯合研究，至於向開發階段以及裝備階段轉移的問題，還需要通過另外的方式再加以研判；TMD是否在日本進入裝備階段，要視其技術的可靠性和將來日本的防務需要來決定。[29]野中官房長官的談話，是日本政府迄今在美日聯合TMD研製問題上所作出的最詳細的、公開性的立場陳述。日本防衛廳認為，在今後的5—6年間，將為美日聯合研製TMD投入200億至300億日元的研究費用。[30]1999年8月16日，日本和美國正式簽署了有關TMD聯合研製的諒解備忘錄（MOU）。
為了避免進一步惡化中日關係，日本明確表示沒有與台灣地區聯合研製TMD的任何設想，1998年12月3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彥表示日本未考慮把和美國進行的TMD構想的合作架構擴大至第三國或地區；即日本無意於讓台灣參加這項構想。[31]但是，日美TMD聯合研製作為加強日美雙邊軍事同盟和日本軍事力量發展的重要舉措，是日本單方麵擴充軍備的又一明顯標誌。1999年7月發表的日本國防白皮書強調TMD的防禦性質，認為日本在遭受其他國家的導彈襲擊或侵略時，有權自衛或者發動先發製人的打擊；為此，日本將發射軍事衛星加強預警和情報搜集，爭取獲得戰鬥機空中加油技術，並參與美國的TMD計劃，這些都是要“喚起日本人民注意加強日美安保和自我防衛的重要性”[32]。但日本參與並部署TMD，將會大大加強日本軍備實力，加強日本軍事戰鬥力的獨立作戰能力和攻擊態勢。導彈和反導彈武器在技術上具有關聯性，美國對東亞區域內其他國家或地區轉移TMD，或與其他國家聯合發展TMD，隻會加劇導彈技術的擴散，帶來安全問題上區域內有關國家間不信任關係的進一步擴大。這也是中國強烈反對美國與日本合作發展TMD或對台灣地區轉移TMD係統的原因之一。“如果一個國家在攻擊武力之外，試圖發展先進TMD或甚至NMD，，以期達到絕對安全和片麵的戰略優勢，其他國家將被迫發展更進步的攻擊性導彈。”[33]
（4）中、俄與美國之間的TMD、NMD爭議圈。
中國從維護全球穩定與和平的立場出要，認為ABM對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保持核裁軍進程的勢頭具有重要意義，應該予以嚴格遵守；因而支持俄羅斯的選擇，反對美國部署NMD。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先進的核武器與常規。武器庫，現在又在大力發展NMD和TMD，這些決定有違時代潮流，不利於國際軍控與裁軍努力，將對21世紀的全球和地區戰略平衡與穩定產生廣泛和深遠的消極影響。“中國認為，發展、部署和轉讓具有戰略防禦潛力的反導彈係統，不僅不能增進安全，製止導彈擴散，相反，會損害安全，刺激導彈擴散，而且違反反彈道導彈條約。”[34]1999年以來，中俄雙方鑒於美國在區域與世界安全局勢中的霸權行徑，從彼此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立場出發，加強了兩國在TMD與NMD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1999年1月22日，俄羅斯外交部長伊萬諾夫堅定地否定了俄羅斯願意修改1972年簽訂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可能性，並得到了俄羅斯國防部的響應。俄國防部發言人表示：“俄羅斯反對對1972年簽訂的反彈道導彈條約進行任何修改。重新審查這一條約有違俄羅斯的利益。”[35]俄方的觀點很明確，簽訂ABM，就是為了禁止發展大規模導彈防禦力量，從而單方麵增強自己擁有的核威懾力，或單方麵打破核均衡。2月初，奧爾布賴特訪俄，力圖說服俄羅斯修改或放棄ABM條約，遭到了俄方的拒絕。2000年以來，俄羅斯更是堅定地表達了反對NMD的立場。
中國政府堅決支持俄羅斯維護反導條約、反對美國部署NMD的立場。1999年4月14日中俄兩國政府就反導條約等問題磋商後發表新聞公報。公報提出：“中國雖然不是反導條約的締約方，但基於對維護戰略穩定和鞏固國際安全的一貫關注，對俄羅斯為防止破壞或繞開此條約所作的努力表示支持。俄方則全力支持中國為鞏固國際和地區穩定所作的努力。雙方認為，亞太地區一些國家實施建立和部署反導彈係統計劃，可能加劇本地區衝突熱點的緊張局勢，雙方對此表示憂慮。”[36]江澤民主席1999年3月18日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研製、部署和擴散先進的反導係統，修改甚至退出已達成的維係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的軍控條約，勢必對國際安全與穩定產生廣泛的消極影響，在新的領域引發新一輪軍備競賽，從而嚴重阻礙或抵消國際核裁軍和防擴散的努力。國際社會對此應予以嚴重關注，並采取必要的措施製止這一消極事態的發展。”[37]999年10月末，中、俄與白俄羅斯在聯合國大會聯名提出了維護反導條約的決議案，並在11月1日獲得聯大表決通過。2000年以來，中俄在維護反導條約和反對美國的導彈防禦計劃方麵進一步加強了合作。2000年7月18日，首度訪問北京的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江澤民主席簽署了《中俄反導聲明》，重申了中、俄兩國反對美國部署NMD的原則立場。
TMD可以解決東北亞的“導彈危機”嗎？
從上述存在著的四個明顯的“導彈爭議圈”來說，東亞今天確實發生著嚴重的導彈危機。這是自1997年7月東亞爆發金融危機以後，在安全領域所出現的一場新的危機。如何化解這場安全危機，不是靠TMD，而是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權基礎上的接觸、對話和談判。
美日等國隻是站在單純的自我利益甚至是霸權利益的角度，從所謂“狹義”的定義來思考這場危機的，他們把中國和朝鮮視為區域最大的“導彈威脅源”。但是，即便是狹義的“導彈危機”，中國和朝鮮是不是就構成了區域穩定最大的軍事威脅呢？答案同樣是否定的。狹義的“導彈危機”背後也有深刻的外交和政治考慮。1999年8月朝鮮“導彈試射”後，美國也表示，朝鮮挑釁性的軍事態度，隻是為了增加同美國就核設施問題雙邊談判、中美韓朝“四方會談”以及有關國際人道援助等問題上的談判“籌碼”。以目前駐東亞美軍的實力和日本自衛隊“世界級”的裝備水準，即便是中國都不可能構成對美日安保體製的威脅，更何況朝鮮。如果說到朝鮮的“威脅”，韓國的體會肯定要比日本迫切得多。但1999年8月後，韓國並沒有像日本那樣“動作誇張”，金大中政府的朝鮮政策中放在首位的還是“陽光政策”，即以對朝鮮安全保障和經濟援助為主，同時再輔之於武力威懾。中國1996年的導彈試射也是為了威懾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中國統一政策的中心是“一國兩製、和平統一”，軍事力量隻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同時，緊緊圍繞經濟建設中心和積極防禦的國防戰略，在自我克製和有限度地進行現代化。中國目前每年的軍費開支隻有日本的五分之一左右，裝備水準總體上比日本差不多落後15—20年，在部分裝備上，也落後於中國台灣。認為中國對東亞區域構成“導彈威脅”，隻能是一個片麵的觀察角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