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一直派出退休的高級將領到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遊說這些國家和地區參與TMD計劃，與美國共同研製和發展TMD武器技術。並多次邀請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軍事官員參觀TMD中某些實驗階段的武器技術，如THAAD的“演示—說明會”。美國此舉，一方麵是為了找到更多的“合夥人”分擔TMD巨大的研製軍費；另一方麵，也是為了使得TMD在研製成功並投入部署後，可以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其他武器係統相匹配。TMD的研製，本身需要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武器係統相互兼容。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東亞對TMD反應冷淡。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都擔心參與TMD聯合研製花費太大，更擔心TMD關鍵性的技術短期內無法成功，故而一直采取觀望態度。199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朝鮮半島“導彈危機”在東北亞的出現，地區安全局勢自1994年朝鮮半島“核危機”之後再度出現了新的緊張。在美日宣布TMD聯合研製之後，TMD是否會擴展到中國台灣，成為中美關係乃至地區安全新的焦點。由導彈問題而引發的TMD爭論，有可能演變成東北亞安全局勢惡化，乃至造成新的地緣政治分裂的誘因。
TMD與東北亞“導彈危機”
自90年代以來，圍繞著導彈問題的爭論一直是困擾東北亞地區安全穩定的一個突出問題。東北亞的“導彈威脅”，在美日等國看來，主要是指朝鮮和中國。朝鮮在1993年向日本海試射了“蘆洞2號”中程導彈，射程達1000公裏，可以達到日本的部分地區。西方國家認為，朝鮮還向中東、非洲和南亞國家出口短程導彈，成為導彈技術擴散的主要國家之一。[16]關於中國的“導彈威脅論”則側重在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所謂“導彈威脅”，1995年9月—1996年3月中國在台灣海峽進行的導彈試射常被用來作為具體事例。此外，中美之間圍繞著“MTCR”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談判，美國一直試圖說服中國完全遵守西方標準，禁止出口導彈和導彈技術。目前，中國在海峽沿岸部署的“M族導彈”被認為是對“台灣安全”的最大威脅。導彈戰略和戰術也據稱是中國以武力強迫台灣實現統一的主要軍事手段。因此，東北亞的“導彈威脅”用美日等國的標準來看，是指朝鮮導彈試射而造成的對日韓的導彈威脅，以及中國為了“武力促統”而對台灣構成的“導彈威脅”。
1998年下半年以來，“導彈威脅”進一步上升到了“導彈危機”。8月31日，朝鮮報道說它發射了一顆名字為“光明星1號”的人造衛星，但西方國家普遍認為朝鮮進行的是“大埔洞1號”中遠程導彈試射。到1998年年底，西方國家又紛紛報道說，朝鮮正在準備進行射程更遠的“大埔洞2號”導彈試射。“大埔洞1號”的射程據稱達到2000公裏，可以打到美國的夏威夷。“大埔洞1號”標誌著朝鮮擁有了發展和裝備戰略性洲際導彈的能力，再加上西方及周邊國家對朝鮮是否在進行核武器開發的疑慮，以日本為代表一時紛紛作出強烈反應。日本政府除了對朝鮮提出強烈抗議之外，馬上停止了同朝鮮就援助問題所進行的外交接觸，並加大了對朝鮮的外交壓力，訴諸聯合國安理會希望對朝鮮進行經濟製裁。日本還提出如果朝鮮再次進行導彈試射，將停止對朝鮮半島和平利用核能的PKOD計劃提供它所承擔的近10億美元的援助。在這一輪新的東北亞“導彈危機”的鼓噪中，美日等國“明”的矛頭所指是對準了朝鮮，但“暗”的矛頭則對準了中國。美國和西方的媒體也報道說，中國在短時間內“迅速”增加在海峽地區的導彈部署，針對台灣的M族導彈已經擴大到了600枚，構成了所謂對台灣安全的“嚴重威脅”。[17]西方媒體甚至報道說，中國在1998年11—12月的軍事演習中，第一次以駐韓國和駐日本的美軍為假想敵進行模擬導彈攻擊，顯示了中國為了台灣問題可以不惜“與美國一戰”。[18]還有的西方媒體也煞有介事地稱，中國向朝鮮提供了空間技術，幫助朝鮮發展戰略導彈。日本的媒體也不斷報道中國的所謂“擴軍”和裝備新式武器的消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泰內特1999年2月在參議院一個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就提出中國的導彈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構成了“威脅”，並且表示：“中國有可能影響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態勢，但它的野心和日漸增強的能力是否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挑戰和威脅，仍是未定數”。[19]
然而事實上，美日聯合研製並在東亞部署TMD的事實，以及美、日等國將台灣問題不是視為中國的主權和統一問題，而是視為東亞區域安全問題，才是今天東北亞“導彈危機”的真正的重要根源。由於東北亞國家間所出現的廣泛的TMD衝突，特別是中美、中日之間的TMD爭論，導彈危機的範圍大大擴大了，對區域安全的消極影響也在不斷深化。TMD不僅使今天東北亞的“導彈危機”可能進一步升級，而且加劇了其惡化的可能性。東北亞目前的導彈危機絕對不是“狹義”的、而是廣義的。廣義的東北亞的導彈危機可以大體分成四個“爭議圈”：一是美日韓與朝鮮之間的導彈爭議；二是中美之間關於台灣問題的TMD爭議；三是中國與美、日之間的TMD爭議；四是中、俄與美國之間的、NMD和TMD爭議。
東北亞的“四個導彈爭議圈”
目前，東北亞圍繞著“導彈危機”所形成的四個爭議圈互有重疊，但基本上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側重，既反映了東北亞導彈爭議的四大問題點，也勾畫出了目前地區安全格局上力量配置的基本狀況。
（1）美日韓與朝鮮之間的導彈爭議圈。
1998年8月朝鮮的“導彈試射”飛越日本列島上空，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強烈反應。日本政府不僅指責朝鮮“軍事挑釁”，對朝鮮提出抗議，還威脅要終止對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所承擔的捐助。日本政府甚至準備訴諸聯合國安理會來采取行動。同時，日本政府大談日本安全的缺陷，認為日本已經裝備的“愛國者Ⅱ”和“宙斯盾”防空係統防禦能力的覆蓋範圍過於狹窄，整個日本列島從北起北海道、南到衝繩，都處於朝鮮“大埔洞”導彈的射程之內。作為軍事上所采取的防範措施，日本政府在1998年9月正式宣布與美國聯合研製TMD。在外交上，除了對朝鮮表現強硬之外，日韓兩國迅速接近，加強了雙方在朝鮮問題上的合作與協調。10月，韓國總統金大中訪問日本，雙方簽署了日韓聯合聲明，兩國關係獲得了二戰以來前所未有的發展。10月底進行的日韓總理鹿兒島工作會談上，韓方向日本提出正式邀請天皇訪韓。1999年1月1日，日本首相小淵在發表的新年祝詞中，特意提到了朝鮮的導彈問題，前所未有地強硬提出，如果朝鮮方麵再次發射跨越日本領空的導彈的話，日本將聯合美國與韓國，對朝鮮的導彈設施進行軍事打擊。1月6日，日本防衛廳長官野田芳呂訪問韓國，同韓國國防部長千容宅就兩國針對朝鮮的“導彈威脅”問題進行了磋商。日本向韓國提議建立“防衛熱線”，加強有關情報交換以及設立日韓防衛當局的“緊急聯絡體製”，共同應對朝鮮半島可能出現的緊急事件。這項建議得到了韓方的認同。日本和韓國雖分別和美國締結安保條約，但兩國並未有直接軍事同盟關係，因此建立防衛熱線交換情報是特殊例子。1998年12月18日，韓國在對馬海峽擊沉朝鮮小型潛艇後，隻通過一般的外交渠道向日本提供有關情報，兩國國防當局未有任何聯絡。日本媒體在評論野田芳呂訪韓成果時，提出已經在朝鮮的軍事動向問題上，“確認了日美韓連攜”機製。[20]3月19—21日，日本首相小淵訪問韓國，雙方再次強調將進一步加強合作、協調對朝鮮政策，包括軍事政策，強烈反對朝鮮有可能再次進行的導彈試射。
除了日韓接近之外，日本與韓國也分別同美國加強了針對朝鮮導彈問題的軍事聯係與合作。1998年11月中旬，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日韓，強調美日韓不會容忍朝鮮“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武器擴散的行為”，並警告朝鮮的導彈試射將會破壞美朝之間核問題談判。11月底，日本第一百四十四屆臨時國會召開，小淵發表政策演說，強調美日關係是日本外交的主軸，期待美日協防“日本周邊事態”的國內相關法案早日在國會通過。12月，美國朝鮮半島政策協調官佩裏訪問日韓，就可能對朝鮮采取的政策進一步交換了意見。1999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訪問日韓。在訪日期間，雙方一致表示，如果朝鮮再度試射飛彈，將聯合韓國提出強烈抗議。科恩還敦促日本“全麵地、不加修改地”通過美日中期防衛指針。在韓國期間，科恩發表了美國對朝鮮政策的四大原則，強調美方將在亞洲維持十萬兵力，並建立TMD，同時也不放棄以對話方式和平解決紛爭。科恩還重申，美國決心摧毀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承諾美國將對韓國提供核保護傘，允許韓國研製和部署遠程導彈。在這之前因為美國擔心導彈擴散，規定韓國不能研製射程超過180公裏的導彈。韓美兩國國防部長在聯合公報中提出了對朝鮮導彈問題的政策，就是朝鮮“立即中止對導彈的研發、試驗、部署及外銷”[21]。同時，科恩對金大中政府所推行的朝鮮政策的三大原則——決不容許武力挑釁、不以吞並的方式尋求統一與追求和解合作，以及采取“政經分離”的“包容政策”——表示支持。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除了原來的美日、美韓雙邊同盟關係外，值得注意的是美日韓三邊軍事合作、共同行動的新機製已經初步形成。這一機製目前對朝鮮的政策是：先談判，後武力。
1999年5月，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裏作為克林頓總統任命的朝鮮問題特使訪問了平壤，並隨即訪問了漢城和東京。佩裏此行是要評估美國對朝鮮的政策。1999年9月25日，佩裏發表了長達20頁的“朝鮮政策建議書”，即“佩裏報告”。該報告代表了美國對朝鮮近期內的基本政策。報告的前提是，雖然目前朝鮮存在著嚴重的糧食和經濟困難，但金正日政權並沒有崩潰的跡象。美國對朝鮮的政策不能建立在試圖等待金正日政權瓦解或者促成其瓦解的基礎上，韓國所奉行的“陽光政策”應該是美國對朝鮮政策的基礎。因此，美國政府必須同金正日政府保持關係，以外交談判、適當的援助措施以及軍事壓力來促成朝鮮半島局勢的改善。“佩裏報告”還為美國對朝鮮的政策列出了短期、中長期和終期這三個目標。短期目標是：美國放寬部分對朝鮮的經濟製裁，以換取朝鮮停止“大埔洞”導彈試射；中長期是繼續確保朝鮮凍結其核計劃，並停止彈道導彈的研發計劃。終期目標則是與韓國、日本等國合作，終結朝鮮半島的冷戰結構。[22]1999年9月7—13日，美國與朝鮮代表在德國柏林舉行了導彈問題談判。談判最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雙方簽署了柏林協議。在協議中，朝鮮承諾暫時停止導彈試射計劃，而美國則表示願意取消部分對朝鮮的經濟製裁。但是，柏林協議隻是暫時緩和了朝鮮半島的導彈危機問題。
（2）中美之間關於台灣問題的TMD爭議圈。
中國政府一貫堅決反對美國研製並在東亞部署TMD，特別是反對美國將台灣納入TMD。中國政府的理由是TMD不利於區域穩定、不利於台灣海峽地區安全以及有可能助長軍備競賽，並可能給台獨勢力一種安全的錯覺，促使他們采取魯莽的舉動。這些都會導致台灣海峽甚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局勢的進一步動蕩。海協會副會長孫亞夫1999年1月在華盛頓提出，如果美方最終要求台灣參與戰區導彈仿禦係統（TMD），就意味著中美之間的“八·一七公報”不存在了。他警告說，美國此舉“將傷害中國主權完整，並且阻礙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安全與穩定也將造成極大的損害”。[23]
美國一直試圖以《與台灣關係法》高於中美“八·一七公報”為借口，以美國對台灣安全負有義務為理由，將台灣拉人東亞·TMD武器係統。在遭到中國的強烈反對之後，美國仍然強調TMD的所謂“防禦”性質，並以台灣遭受著中國大陸的“導彈威脅”為由，不僅拒絕就不將台灣納入TNID向中方作出任何承諾，而且故意不將TMD列為雙邊關係中的一個正式議程。1999年1月12日，美國助理國務卿陸士達針對美國在東亞部署戰區導彈防禦係統的問題表示，東亞國家確實麵對導彈威脅，也有自衛的權利，但美國尚未就台灣參與這個係統的事達成決定；並表示，TMD發展和部署是個複雜的議題，它的效果、造價、對外交和台海兩岸關係的衝擊都要納入考量，目前美國尚無決定，特別是在對台灣轉移的問題上。“問題在於是要設法消除威脅，或者設法防禦，或者雙管齊下。”[24]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在1月15日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與中國大陸之間有戰略對話，互相在對話中表達自身的關切，“但我們不認為TMD是我們正式談判的一個題目”[25]。在這種情況下，中方不得不就TMD入台問題與美國進行嚴正交涉，向美國方麵數度表示，美台TMD聯合研製或者美國將台灣納入TMD係統，都不是簡單的軍售問題。如果將台灣納入TMD係統，中美關係無疑將會發生嚴重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