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俄羅斯對NMD與ABM條約的基本態度(2 / 3)

3項協定之所以被統稱為“劃界”協議,是因為它明確劃分了什麼是不違反《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導彈防禦係統和什麼是違反該條約的導彈防禦係統之間的界限。該協議的簽署,事實上是美俄以諒解協定的形式對1972年達成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內容進行了修訂,雙方在TMD層次上的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的開發和部署取得了相對一致。盡管如此,該協議還是留下了“模糊點”,並沒有在真正意義上解決反導條約所禁止的導彈防禦武器係統的界限問題。協議也不可能真正限製美國的TMD研製與部署。早在該“劃界”協議簽署之前,美國就已經進行了7次THAAD係統的飛行試驗。

俄羅斯之所以在1997年接受“劃界”協議,同意美國部署TMD,主要是因為在美國的強硬態度下,俄羅斯還想保留《反彈道導彈條約》來約束美國繼續大規模發展可以針對俄羅斯洲際彈道導彈的導彈防禦係統,避免美國單方麵退出該條約。俄羅斯認為,既然無法阻擋美國研製和部署TMD,倒不如做一個“順水人情”。“劃界”協議既可以“允諾”美國合法研製TMD,又可以通過美國承諾不針對俄羅斯部署TMD,而換取美國不將TMD針對俄羅斯。同時,“劃界”協議對TMD研製的技術指標進行限製後,俄羅斯認為該武器係統並不會對俄羅斯的洲際彈道導彈構成本質威脅,相反,還能夠換取美國在START Ⅱ上的讓步,有助於國家杜馬批準START Ⅱ。在“劃界協議”的約束之下,美國的TMD係統將不會對俄美之間戰略力量的平衡產生太大的消極作用。俄羅斯所擁有的戰略進攻性洲際導彈在重返大氣層時的飛行速度均超過每秒5公裏,射程也在8000公裏以上。因此,俄羅斯認為TMD在通過“劃界”協議進行限製之後,不會損害俄羅斯所擁有的戰略威懾力,又能夠拉住美國繼續接受反導條約的限製。葉利欽也希望借助補充議定書向俄羅斯國家杜馬表明,政府依然在堅持強硬立場,並沒有在START Ⅱ問題上表現出“軟弱”。

但是,美俄兩國政府卻在國內政治上給予了“劃界協議”不同的解釋。白宮認為,該協議表明俄羅斯並不反對克林頓政府的整個“彈道導彈防禦計劃”。這就意味著NMD部署也將不受俄方作為反導條約當事國的反對,因為俄方將會繼續與美國就NMD如何修訂反導條約進行進一步的談判,不會因為俄方堅持遵守反導條約而構成對NMD部署的障礙。俄羅斯認為,俄方隻能在TMD問題上作出讓步,即便TMD的讓步也是有限的。“劃界協議”意味著俄羅斯不會同意,在1997年來說,至少不會輕易同意再對NMD作出讓步而繼續修改反導條約。⑧其結果,無論是美國國會還是俄羅斯國家杜馬,都沒有批準該協議。因此,“劃界協議”的簽署,為美俄在TMD研製和部署問題上的分歧確立了一個妥協性的框架,但並沒有全部解決美俄在彈道導彈防禦計劃發展上的矛盾。雙方還是存在著相當的不同意見,“劃界協議”實際上為美俄彈道導彈防禦問題設下了新的“僵局”。⑨

美俄的NMD爭執在很大程度上受製於克林頓政府的NMD政策以及白宮與國會在NMD問題上妥協與鬥爭這兩個方麵的發展。在1998年下半年之前,由於克林頓政府部署NMD的政策還沒有公開化,也沒有就NMD部署向俄羅斯明確提出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因此,雙方並沒有出現公開的NMD爭執。1998年下半年,白宮在NMD部署上基調開始發生重大轉變,將麵臨的所謂“流氓國家”導彈威脅說成是一種“即時”的威脅,NMD部署方案逐步露出水麵。同時,美國國內政策領域有關修改反導條約、甚至退出反導條約的聲音不斷增強。這不能不引起俄羅斯的高度警覺。如果說1997年俄羅斯願意以“劃界”協議的方式同意美國部署TMD,是為了顯示俄美在後冷戰時代的戰略合作,那麼,在NMD問題上,俄羅斯已經沒有退路了。按照美國所宣布的NMD部署構想,NMD武器係統從研製到投入實戰裝備,都是明顯地違背了《反彈道導彈條約》。如果俄方同意修改,不僅反導條約的戰略和軍控價值可能不存在了,而且俄羅斯的戰略力量將受到重大打擊。1998年10月,俄羅斯外交部長伊萬諾夫明確表示,俄羅斯無意於為了美國的NMD計劃修改反導條約。這意味著俄羅斯反對美國發展NMD,不願意以俄羅斯同意修改反導條約的形式配合美國的NMD的研製和部署,從而使得美國NMD計劃合法化。1998年11月23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訪間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舉行中俄首腦會晤。會後發表了題為《世紀之交的中俄關係》聯合聲明。聯合聲明指出,中俄兩國認為,維護和鞏固1972年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極為重要,它曾是、並仍將是維護世界戰略穩定的基石。⑩

美國采取說服俄羅斯接受NMD以及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的方針,是為了防止俄羅斯再度與美國進行新的戰略武器發展競爭,避免圍繞導彈防禦計劃出現美俄爭執從而阻礙美俄削減戰略武器進程的深入。推動俄羅斯按照《美俄第一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規定削減、銷毀戰略武器,全麵和實質性地降低前蘇聯龐大的戰略武器對美國的威脅,防止其擴散、流失或者無法妥善保存,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對俄羅斯政策的關鍵內容。以與俄方談判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來換取NMD部署合法性,也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後對於推動美俄軍控合作的基本政策。特別是1993年5月俄羅斯與美國達成《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後,卻遲遲得不到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批準,俄羅斯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以及俄羅斯在國際軍控和裁軍進程的發展中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都使得美國顧及俄方的反應,而不想單方麵貿然取消反導條約的價值和作用。如果美國單方麵宣布廢約,或退出該條約,俄羅斯國內強烈的反對意見很可能導致美俄核裁軍和美國力圖推動的軍控與裁軍進程陷入倒退的困境。[11]

美俄圍繞NMD鬥爭的公開化

到1998年年底,克林頓政府在NMD與反導條的乏間關係上的立場出現了新的變化。具體來說,一是美國已經決心部署NMD,但是,美國又不願意以退出反導條約這樣的“大震蕩”來影響它在美俄核裁軍、反擴散等問題上的政策,因此,決定“以某種形式”繼續保留反導條約。二是發動對俄羅斯的外交攻勢,力爭說服俄羅斯同意修改反導條約,以便實現反導條約與,NMD係統部署相互兼容:其具體策格強調NMD不是對付俄羅斯的,不會削弱俄羅斯的進攻性戰略威懾能力,但也不放棄強硬立場,以不惜退出反導條約來進要挾。三是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必須將計劃中的NMD方案定位在“對付有限的彈道導彈攻擊”這一層次上。在與國會之間所班行的NMD鬥爭中,繼續堅持NMD部署的“克林頓方案”。999年1月上旬,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訪問俄羅斯,首次正式向俄方提出了有關ABM條約修改的問題,但遭到了俄羅斯的拒絕。奧爾布賴特在離開俄羅斯時表示,即使俄方不同意修改ABM條約,美國也不會動搖研製和部署NMD的決心。[12]這是克林頓第一次直接表示有可能以廢除ABM條約的形式來為自己的NMD計劃尋我出路。

1999年1月20日,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在五角大樓進行了專場NMD計劃記者招待會。在會場上,科恩除了聲明將NMD的研製和部署由“3+3”變更為“3+5”方案之外,宣布克林頓總統將在2000年夏天作出NMD的部署決定。科恩同時還表示,美國將繼續與俄羅斯就修改ABM條約進行會談,強調該條約是國際戰略穩定的基石。但是,如果會談不成功,俄方繼續抵製ABM條約修改的話,美國將轉而尋求其他途徑來實現NMD的“合法部署”。科恩在講話中還暗示,美國有可能以退出反導條約來部署NMD。[13]科恩的講話意味著美國已經決定不再將俄美ABM條約視為是繼續執行NMD研製和部署工作的主要障礙,而不惜以廢除反導條約的方式,繼續推進其NMD計劃。

美國的一意孤行,激起了俄羅斯的堅決反對,美俄兩國在NMD和《反彈道導彈條約》問題上的對立開始公開化。俄羅斯國內也對美國NMD部署計劃提出了一係列尖銳批評。美國《華盛頓郵報》引述俄羅斯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尼古拉·米凱洛夫的話說:“如果美國膽敢部署一套國家導彈防禦係統的話,那麼俄羅斯將部署更多的可以摧毀美國導彈防禦係統的核彈頭。如果美國人真的非逼我們這麼做不可,那麼我們的這一技術從武器庫裏拉出來就可以派上用場,然後直接瞄準美國人的這些國家導彈防禦係統。”[14]奧爾布賴特為此稱俄方反應過敏。

俄羅斯反對NMD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擔心NMD破壞美俄之間已有的戰略平衡,使得俄羅斯在失去常規力量優勢的同時,在戰略核力量上進一步受到實質性削弱,從而進一步打擊俄羅斯的國家安全。

麵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家實力急劇下降的局麵,從1992年之後,俄羅斯就開始強調其仍然一流的戰略核力量在俄羅斯對外關係和保持大國地位中的作用。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俄羅斯放棄了蘇聯一向堅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1955年,蘇聯首先在聯合國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倡議,之後,蘇聯就一直表示各核大國應該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1982年,蘇聯政府單方麵表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隻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做過這樣的承諾。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在1992年俄羅斯獨立後的第一次國家安全問題演說中提到,俄羅斯將繼續堅持這一承諾。但很快俄羅斯的選擇就發生了新的變化。1992年5月,俄羅斯所公布的軍事準則文件中就提到,要以核武器來平衡精確武器的力量。換句話來說,俄羅斯已經意識到在常規軍事力量下降的時候,對核力量的關注必須上升。這一準則暗示,有限核衝突以及用核武器來回應對俄羅斯的安全威脅的可能性增強了。[15]1993年11月所公布的俄羅斯新軍事準則中,莫斯科則間接地放棄了以往一直堅持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根據這項新標準,“俄羅斯不會使用核武器攻擊不擁有核武器的核不擴散條約的簽字國,除了下述兩種情況例外:一是俄羅斯遭受到有核國家、或者有核國家的同盟的攻擊;二是有核國家的聯合攻擊,或者有核國家所支持的對俄羅斯本土、軍隊及其盟邦的攻擊”[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