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在動用核武器問題上變得“謹慎”起來時，與此相對應的是，隨著美國介入地區衝突的擴大，為了抵抗美國的威懾，地區性國家有可能利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來威懾美國，以便阻遏美國的軍事卷入。為此，美國認為自己在後冷戰時代同樣麵臨著其他國家上升了的戰略威懾。因此，美國的威懾戰略必須解決“威懾來自敵人的威懾力量”（deter adversarys deterrence）問題。[22]美國要想卷入地區衝突，“雙重威懾”是不可避免的，即美國要按照自己的意誌實行區域問題的解決辦法就必須去威懾某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為了對抗美國的強權意誌就必須尋求擁有戰略力量或者發展戰略力量來威懾美國的幹涉。美國要解決這樣的“雙重威懾”問題，就需要部署導彈防禦計劃中的各種武器係統，以TMD解決前沿軍事力量的安全，以NMD保證美國本土安全。換句話說，導彈防禦係統的部署，就隻有美國威懾別國，而沒有別國威懾美國的份了。
為此，美國軍方強調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必須保持足夠的進攻性戰略核武器，從而保證進攻性威懾；同時，美國又應該發展和部署導彈防禦計劃，以戰略防禦彌補美俄削減戰略武器之後留下的戰略力量不足，同時進一步改進單純進攻性戰略威懾的結構缺陷。美國軍方有相當一部分人懷疑美國與俄羅斯削減戰略核武器的目標問題。1997年初，在評估1981年裏根政府的核力量指導原則時，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約翰·沙利卡什維利（John Shalikashvili）就向克林頓總統提出，美國不能將戰略核力量削減到擬議中的第三階段美俄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所提出的2000—2500枚的水平。相當一部分裏根政府時期的官員對克林頓政府有可能拋棄裏根時代能夠打一場“延長性核戰爭”的核力量原則持懷疑態度。迫於冷戰已經結束7年的事實以及美俄裁軍進程發展的需要，美國軍方和白宮都認為，1981年的裏根原則是冷戰高峰時期的產物，美國不應該再繼續堅持這一原則。為此，軍方和白宮都麵臨著美國如何維持戰略核力量的一個新困境：冷戰的結束，美國必須調整核力量指導原則，繼續推進美俄核裁軍；但美國如何在核力量削減和核原則變更的基礎上繼續維持戰略安全的需要，以及解決核力量降低之後的新的戰略威懾力的“空缺”問題。為此，美國目前的主流意見是，美國建立起導彈防禦能力，這將是對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戰略核力量的必要補充，也是按照“防禦—進攻組合”（Defense-Offense Mix）鞏固美國威懾戰略的需要。
1997年5月19日，國防部長科恩向國會提交了經克林頓總統批準的中期防務評估報告（the Quadrennial DefenseReview）。這份報告評估了到2015年美國防務戰略和防務需求的各方麵問題，被稱為“全麵戰略規劃文件”。在當前美國的戰略力量政策部分，報告強調一旦俄羅斯批準START Ⅱ，美國將按照條約要求將核力量減少到所規定的3500枚核彈頭的水平。在俄羅斯沒有批準START Ⅱ之前，美國將核力量維持在START Ⅰ規定的水平，這也是1996年1月美國參議院批準START Ⅱ時所規定的條件。科恩在報告中要求國會增加23億美元經費投入來加強NMD武器係統的研製，以便從技術上保證2000年作出“3+3”的部署決定。同時，由美國國會成立的“國家導彈防禦計劃評估委員會”（the NMD Panel）則要求美國提前部署NMD。這樣，美國可以不等俄羅斯批準START Ⅱ就能將戰略核力量的削減在START Ⅱ的框架內繼續進行。[23]正是根據這樣的原則，2000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拒絕普京總統所提出的在START Ⅲ，美俄將各自擁有的核彈頭削減到1500枚的目標。
在美國，主張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這兩大力量集合於一身的努力，並不是在克林頓時代才開始的。在政策上，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雖然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最後未能實現，但“星球大戰”計劃的出台與實施帶動美國核軍事戰略的革命性變革，那就是戰略防禦力量的發展應該在美國的軍事戰略中占據重要位置。它明顯地違背了60年代美國在戰略力量建設問題上的“麥克納馬拉路線”，也背離了尼克鬆政府著力推動的以軍控穩定美蘇戰略環境的基本方針。其突出變化是，相信實力，而不是相信軍控；強調戰略進攻和戰略防禦力量應該相互平衡，對核武器的戰略防禦同樣是促成核威懾或者戰略威懾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徑。在穩定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的同時增強戰略防禦力量，從而全麵提高美國實力的威懾力，提高美國的軍事幹預和行動能力。美國當前NMD部署計劃，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要恢複到裏根時代。追求不受挑戰的實力地位和行動能力，在後冷戰時代已經成為美國政府威懾戰略的重要內容。
而在國內政治上，後冷戰時代美國沒有突出的“顧忌者”，因而部署導彈防禦計劃、落實戰略防禦以及根本解決美國國家安全中的“脆弱性”問題，成為共和黨和民主黨在安全議題上的重大爭論，也成為共和黨在安全議題上抓住不放的政治資本，以此來打擊民主黨的軍控路線。發展有限度的導彈防禦以便加強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威懾戰略，確保美國的安全利益，就成為共和與民主兩黨都接受的安全政策。
美國有相當一部分人相信，隨著冷戰的結束，以及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利益發展，傳統核威懾理論的基礎——相互確保摧毀——對美國來說已經過時了。在後冷戰時代，美國清楚地認識到，已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足夠的力量可以挑戰美國的勢力，也沒有任何一個單一國家足以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重大的挑戰。對美國來說，“單極世界”的國際體係已經形成。美國學者克勞瑟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1990年就提出，世界已經進入了“單極體係”的時代。[24]單極體係下，美國所要解決的基本安全問題，已經不再是如何麵對另外一個超級大國對美國的軍備挑戰問題，而是如何讓世界在美國意誌的主導下來進行運作。因此，在冷戰時期，美國可以忌憚來自蘇聯的軍備競爭能力而主動提出簽署《反彈道導彈條約》，也因為擔心“恐怖均勢”將被打破而無法發展解決其戰略脆弱性的戰略防禦。但冷戰後，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後這個局麵已經改觀了。經濟處於持續疲軟狀態的俄羅斯隻能與美國努力保持戰略穩定，而無法成為美國強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美國對導彈防禦計劃有可能引發的軍備競賽或者戰略均勢崩潰的擔心比冷戰時代已經有了實質性的改變。而同時出現的另外一個變化是：美國冷戰後威懾戰略的對象已經從威懾來自另一個超級核大國的全球戰略競爭，轉向了威懾來自數目更多的、也可能是不確定國家對美國局部的或者區域利益的挑戰。
以往的核威懾理論都是建立在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的基礎上的，其前提是雙方都擁有“確保摧毀”的核攻擊能力。這樣一種核威懾模式的特點是攻擊目標的類型、核打擊力量的構成、它們各自的弱點以及進攻和防禦運作具有顯著的相似性。[25]在這樣的核威懾戰略中，沒有任何一種武器具有雙重用途。例如，洲際彈道導彈是威懾力量的主體，但是洲際彈道導彈隻能用於攻擊敵方的領土或者軍事目標，而不能用於攔截或者防禦敵人對本國領土的攻擊。這時，攻擊性的力量和防禦性的力量可以相互支持，防禦力量的弱點完全可以由攻擊性的力量來彌補。因此，隻要有足夠的反製“第一次打擊”的攻擊性力量，反彈道導彈即使不能有效地攔截進攻性核打擊，其效力也可以在整個戰略中得到補償。反彈道導彈雖然在減少有限的報複性攻擊的犧牲者數量上發揮作用，但這個作用的前提還是要靠反製第一次打擊的能力才得到體現。所以，確定打擊目標和使用軍事力量之間的互動在核威懾的理論化過程中遠不如常規戰爭那麼複雜，其結果，核戰略需要戰略家和政治家所考慮和防範的往往隻是戰爭與和平的軍事根源，而常常忽視國際衝突中的政治性因素或者政治性動機。[26]但即使國際關係中存在著引起衝突的政治性因素或者政治性動機，也會由於核武器不可承受的“報複力”而受到否定。這一點在冷戰的曆史中都得到了印證。無論是“柏林危機”還是“古巴導彈危機”，無論是“越南戰爭”還是“阿富汗戰爭”，美蘇兩大陣營都不得不從“戰爭邊緣”中退卻。在階段性的冷戰高峰之後，都伴隨著間歇性的緩和，直到最後有一家撐不住了，冷戰就結束了。雖然學術界對核威懾是否成為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避免攤牌的最終原因存在著不同的爭論，但這卻是一個永遠都無法得到實踐論證的話題。
為此，防務部門和學術界公認的觀點是：在核時代，戰略僵局幾乎是天生的，它根源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毀滅性效力和投擲工具在技術上的可靠性，也根源於當代軍事力量結構的基本性質。例如，大國都成功地發展並裝備了核武器，常規軍事力量在當代軍事力量結構中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了。如果戰爭升級到核戰爭，它一定是非理性的，而且幾乎等同於自殺，承認這一現實就可以阻止核戰爭；軍備控製將有助於戰略力量之間的穩定和平衡，因為軍備控製可以增強相互威懾的信心，而不是單純地減少軍事戰鬥力量。在非核時代，軍備控製的功能是通過削減戰爭手段來實現的。在核時代，軍備控製或者單純削減常規軍事力量，對於促進和平並沒有關鍵性的意義。軍備控製作為促進戰略力量平衡和戰略威懾穩定可以對核時代的和平發揮更大的作用。
同時，在對核大戰發生的原因的探討上，人們也普遍相信，隻要不出現誤判或者誤解，和平就不會出現太大的麻煩。而誤判和誤解幾乎不會發生，因為任何國家，不管製度性質如何，都會追求相當的理性行為，其政策背後，都存在著基本的可以判斷和鑒別成本與收益的“理性機製”。因此，在傳統的核威懾理論中，“戰略防禦”是一個幾乎被否定的概念，常常被視為打破核均勢和進攻性威懾、從而挑起新的不確定因素的原因而被加以遏止的。“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戰略，也自然成為了“非進攻—防禦（複合）理論”。“恐怖均勢”是以往核威懾戰略著眼維護的首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