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後冷戰時代，地區性衝突成為國際安全的最大挑戰，如何平息地區衝突，減少因為種族、宗教、領土等問題發生的軍事性暴力，是國際安全最需要解決的問題。美國的所謂“國際責任”並非來自於美國的道義原則，而是來自於美國作為最大的全球性大國的現實，美國的這一地位決定了它需要在全世界維護美國的全球利益。正是因為美國利益的觸角深人到世界各個地區，地區性的衝突對美國來說同樣是不可忽視的對美國利益的衝擊。對美國來說，這些問題不僅影響美國的全球利益和世界局勢的戰略穩定，而且，也會因為美國的幹預而導致“惹禍上身”。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的TMD或者NMD絕對不是隻具有維護和保障美國本土安全或者海外美軍的安全，而是美國推行全球政策的工具。美國需要在提高“戰略防禦”的同時，減少軍事幹預的代價，同時確保美國的全球戰略性優勢地位不受挑戰，保障美國威懾力量的合理性。正因為如此，美國導彈防禦計劃中的“防禦”二字，其意義隻是相對的。它的實質戰略意義，是美國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的發展，是美國單方麵威懾能力的進一步強化。TMD或者NMD都是美國冷戰後“擴大威懾”戰略的手段。
美國學術界對“戰略防禦”問題的探討從70年代末就已經開始了，隨即對核威懾戰略的分析和思考發生了一些變化。有一些學者認為，由於美蘇兩大軍事集團在戰略核力量方麵已經達到了足以相互摧毀的地步，因此，可以改變核威懾有效性的因素應該是常規力量。同時，又有一部分學者思考如何解開“核困境”下國家間保持合作以便真正脫離“恐怖均勢”而獲得和平的問題。這兩部分學者從各自的研究出發，最後都認為加強戰略性防禦可以從“恐怖均勢”中為和平開發出一條新的途徑。冷戰的尖銳化和巨大的核戰爭的壓力，都使得這種理論觀點非常富有誘惑力。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vis）提出了一種擺脫核困境的方法。
傑維斯認為，美蘇之間代價高昂的軍備競賽事實證明是彼此誤解的產物。當美蘇兩國彼此都認為對方要最終通過戰爭戰勝自己的時候，任何一方軍事力量的發展，都必然導致另一方也要作出相應的發展。這就是“安全困境”的作用。這樣的安全困境推動雙方的誤解不僅相互影響，而且相互攀升，也導致了兩國軍備競賽呈“螺旋性”上升。他認為，如果戰略防禦具有優勢並且是真正可以建立起來的話，美國和蘇聯將會正視這一現實，並使之固定化。對是否會發生非故意性戰爭的猜測就會相應減少，產生於誤解的螺旋性上升的軍備競賽也可能得到遏止。為此，傑維斯得出結論，建立了有效的戰略防禦之後，隻要常規力量的平衡可以像核力量均勢那樣得到實現，美蘇之間的戰略性競爭就可以得到穩定，大戰就可以得到避免。[27]
其他的一些學者則從曆史的經驗和二戰後的現實中找尋依據，認為美國軍事戰略如果在攻、防兩個方麵可以均衡發展的話，同樣可以促進威懾的穩定和有效。在這種情況下，誤判或者誤解等因素可能導致核大戰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同時，核危險也將漸漸遠去。他們所強調的，不是軍事力量（military forces）的構成，而是美國軍事行動能力（military capabilities）的構成問題。他們的結論是，如果美國的軍事能力缺乏戰略防禦，美國的威懾力同樣不能持久而且真正遏止戰爭威脅。[28]他們的著述和觀點，在國際關係理論上被稱為“進攻—防禦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英文簡稱為ODT理論。ODT理論的逐步成型，確實為美國的核威懾觀念融入了新內容。
70年代中後期到80年代國際關係的發展，也為ODT理論提供了現實動力。1975年歐安會之後，美蘇兩大軍事集團開始進行歐洲常規力量裁軍談判。雙方確實認識到，在戰略力量處於均勢的狀態下，常規力量的發展成為了主導歐洲局勢演變的一項關鍵性因素。對常規軍事力量平衡及其在安全態勢中地位和作用的討論不斷增加。在討論中，“鴿派”希望減少對威脅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依賴，主張發展常規力量均勢以便阻止蘇聯和華約有可能發動的軍事進攻，認為北約的歐洲常規力量當時想要守住陣地幾乎毫無希望。“鷹派”則主張北約在歐洲發展更強大的可以跨邊界作戰的常規軍力，並否認北約在歐洲的常規力量可以在核心前沿起到有效的防禦作用。[29]ODT理論在當時為這場辯論提供了依據。該理論為西方決策者提供了一種做得到的辦法，那就是讓蘇聯和華約國家可能發動的任何侵略性攻擊都像“第一次核打擊”那樣毫無獲勝指望。
上述從發展威懾力量的合理結果出發重視“戰略防禦”的理論觀點，並非是裏根政府推出“星球大戰”的理論背景。貝思（Richard Betts）教授明確指出，裏根政府時期竭力主張“星球大戰”計劃的這些官員和學者，堅信的是冷戰問題來自於蘇聯攻擊性的動機，而不是美蘇之間的“相互懼怕”。他們將“安全困境”視為大國政治的本質，美國的政策不是為蘇聯提供安全保證，而是要遏止蘇聯。因此，他們才會拒絕“相互確保摧毀戰略”的經典原則，反過來大搞戰略防禦，以此來提高美國的戰略性核反製能力（strategic counterforce）。這樣的觀點，在裏根政府時期的政策領域內占據了主流。[30]裏根總統甚至認為，如果大規模的“戰略防禦”是可行的，那麼，就可以為美蘇逐步消除核導彈開辟道路。為此，戰略防禦可以為軍控和裁軍創造更多條件。1985年，美蘇首腦在冰島首都雷克亞未克舉行會談時，裏根總統就向當時的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提出了這一觀點。但這種以美國單方麵建立了戰略防禦能力，然後再來推進軍控和裁軍的說法，在安全理論和國際關係現有定論性的分析中，幾乎是不值得一駁的。
即使在美國學術界，對ODT理論的批評也非常廣泛。許多學者認為，對西方國家來說，以防禦為主導的戰略是不現實的；武器的進攻性和防禦性事實上是可以互換的，戰略防禦完全也可以用來加強戰略進攻力量；因此，ODT理論中有關戰略防禦應該與戰略進攻相平衡的概念太模糊，在理論分析中難以有所作為。[31]
總之，通過導彈防禦計劃建立戰略防禦能力，與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核威懾戰略調整、補充和發展存在著密切的關係，它適應了美國在冷戰後執行核威懾戰略的現實需要。美國確實在冷戰後進行了核力量的削減，但美國並沒有任何要降低其戰略力量現有實力的打算，也無意於通過削減戰略力量來實行勢力收縮。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冷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全球主義”是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美國強調它對世界秩序的責任以及美國對世界的領導作用時，美國的戰略利益甚至比冷戰時代更具有擴張性。為此，美國認為，它必須保持具有優勢的戰略力量，保持更為有效的戰略威懾作用，這是一個力圖建立世界“新秩序”，或者在物質與精神這兩方麵都要領導世界的美國的權力基礎，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威懾理論中強調“反製力”的原因。導彈防禦計劃所建立起的美國的戰略防禦能力，既是美國在冷戰後需要繼續保持擴張性戰略利益的結果，又是美國可以在減少進攻性戰略力量的同時，保障美國同樣擁有優勢的戰略反製力的依靠。研製和部署TMD和NMD，恰恰滿足了美國在這兩個方麵的需要。
這也充分說明，無論是TMD還是NMD，都是美國戰略力量在後冷戰時代新的擴展方案。說到底，導彈防禦計劃絕對不是真正“防禦性”的，而是美國轉移戰略力量發展方向，彌補削減進攻性戰略核武器之後所出現的力量相對下降的重要手段。以導彈防禦計劃來對付所謂來自“流氓國家”的導彈威脅，充其量隻是一個借口而已，或者僅僅在克林頓政府的核威懾戰略中占據非常小的比重。導彈防禦計劃對美國的戰略意義，是繼續維持美國的全球霸權，乘機解決它在冷戰時期沒有能夠解決的“戰略防禦”能力建設，繼續維持和擴大保障美國國家利益所需要的戰略威懾力量。其核心目的，還是為了增加美國軍事力量不受挑戰的地位。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學會國際安全和軍控委員會公布了一份研究報告，呼籲美國和俄羅斯政府進一步削減戰略核武器，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核武器的目標應該定為各自隻擁有1000枚核彈頭。同時，該報告還呼籲美國政府嚴格遵守《反彈道導彈條約》，任何導彈防禦計劃不應該削弱另一國的進攻性戰略核力量。該報告還提出，隻要安全環境允許，美國應該隻保留有幾百枚核彈頭就足以維持一個充分的戰略威懾力。[32]克林頓政府NMD政策顯然違背了這樣一份嚴肅的研究報告的基本結論。
2000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小布什在主張大力發展國家導彈防禦計劃的同時，提出要大規模削減進攻性戰略核力量，但遭到了五角大樓的強烈反對。2000年5月30日科恩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采訪時說，他不讚成小布什有關大幅度削減進攻性戰略核力量的觀點，說美國軍方的高級將領應該給小布什上上課，幫助他了解國家的防務狀況。這一例子生動地說明，在核裁軍問題上，美國最關心的是其自身的戰略行動能力的需要。而導彈防禦計劃，恰恰是軍方在接受進一步削減戰略核武器的同時，維護美國戰略威懾力的工具。導彈防禦計劃進入部署的結果，是美國進攻性戰略核力量單方麵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