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在90年代麵臨著工資低、福利水平差等諸多壓力，但由於冷戰的結束美國又無法通過大幅度提高軍費來解決這些問題。從1990—1998年，美國的國防預算基本穩定，和80年代相比則明顯下降。1997年度的軍費預算隻相當於1984年的70%。美軍要在現有軍費預算中調整解決各種問題，從總量上裁軍是美蘇全球戰略對抗瓦解後的必然趨勢。但美國要維持在歐洲和亞太地區龐大的海外駐軍，又要保持軍事力量的足夠優勢和處理區域危機的能力，常規力量裁軍並非惟一辦法。其目前的解決辦法就是縮減軍事力量規模、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強化區域作戰效果、增強軍費使用效率。BMD有助於美國在繼續保持軍事力量威懾力和優勢的前提下，對軍事力量構成作出進一步的調整，配合裁軍進程，解決既要維持軍事行動所足夠的力量需要但軍費又不能大幅度增加等現實矛盾。
1993年年初克林頓政府上台之後，根據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的新形勢，為了強化美國在後冷戰時代的軍事戰略和軍事優勢，繼承了裏根—布什政府的“SDI-GPALS計劃”，並作出了進一步的調整和發展。1993年5月13日，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萊思·阿斯平宣布，以防禦前蘇聯大規模洲際導彈進攻為目的的SDI計劃正式結束，美國國防部下屬的SDIO將改名為“彈道導彈防禦局”（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Office，BMDO）。在阿斯平的主持之下，美國國防部就後冷戰時代的防務需求開展了新的評估活動，並在1993年9月提出了一份名為“兜底評估”（Bottom-Up Review，BUR）的報告。這份報告除了將導彈防禦列為美國國家安全政策的中心之外，將未來重點進行的導彈防禦研究和部署計劃稱之為“彈道導彈防禦計劃”。
克林頓政府隨後正式批準了國防部提出的建立BMD的“兜底評估”報告，根據1991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導彈防禦法案》，以“BMDO”為專職機構，負責執行導彈防禦計劃的具體事宜。克林頓政府繼承並繼續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所從事的反導彈研究和裝備構想正式由此而得名為“彈道導彈防禦計劃”（即BMD）。這標誌著美國正式將“導彈防禦”列為軍備建設和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美國國會分別在1993—1995年連續三年的“國防授權法”中，對1991年的《導彈防禦法案》進行了修正，通過並要求美國國防部以TMD為BMD計劃研發和部署重點，對TMD、NMD的研製經費作出了正式撥款。美國國會全力支持導彈防禦計劃，並一再要求提前部署。
BMD基本構想由三大板塊組成：保護美國海外駐軍和盟友的TMD戰區導彈防禦係統，保護美國本土、用於攔截長程導彈的NMD係統以及能夠與美國所認定的導彈威脅同步發展並不斷改進TMD和NMD武器係統性能的更高級技術。[11]在“更高級技術”方麵，美國的設想是“為了隨著時間推移不斷保持整個BMD係統的已有活力，就必須不斷改進技術，為導彈防禦提供更多的、更先進的選擇”[12]。美國現在在這方麵投入研究的重點是對突破導彈防禦係統的反製研究、從技術上抵製進攻性導彈技術的升級，特別是對使得導彈防禦複雜化的高爆炸力的高級彈頭的研究、減少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明顯危害、降低導彈防禦係統部署和使用成本以及增加TMD或NMD武器的可持續操作性等方麵。
1998年下半年以來，美國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的研製和開發出現了加速趨勢，到1999年3月，部分“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中的武器係統已經試驗成功。美國國會要求將該計劃付諸具體實施的立法程序也在不斷發展，1999年3月，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了“國家導彈防禦法案”（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Act，簡稱NMDA）。雖然有關其技術成熟度始終存在著巨大的爭議，國際社會對導彈防禦計劃部署後的種種消極作用，也進行了堅決的批評，中國、俄羅斯站在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立場，為了防止出現新的軍備競賽，堅決反對美國研製和部署NMD武器係統；但是，從當前形勢來看，美國決定部署NMD隻是一個時間早和晚的問題。NMD一旦進入部署階段，其深刻的軍事、戰略和政治含義，必將在當代世界政治中產生重大而又具有曆史意義的影響。
克林頓政府“BMD計劃”的具體內容
在美國的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的開發曆史上，克林頓政府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無論在技術上還是在具體的作戰要求上，都是一項創新性的舉動。
50—70年代中期美國的反彈道導彈係統，如“衛兵”和“哨兵”係統，都是以核能為爆炸攔截手段的。這一階段美國反導武器的能力還無法做到精確擊中目標導彈，隻能依靠攔截導彈在到達目標導彈附近空域時的核爆炸，產生巨大的爆炸能量來摧毀目標導彈。它有效攔截空域也是在目標洲際導彈重人大氣層之前或者之後才能進行。這時，目標導彈距離目標攻擊點的飛行時間一般不超過5—10分鍾，因此，有效反應和攔截時間都非常有限。無論是攔截的準確度還是攔截的破壞力都受到了很大限製。80年代的“戰略防禦倡議”主要是以天基定向能攔截器為主，盡管構想美妙，但投入實戰的技術可行性非常低，而且所需資金幾乎接近天文數字。
克林頓政府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首先放棄了對大規模核大戰情況下導彈防禦體係的追求，而轉向了對有限核導彈攻擊的防禦能力的設計。這樣，就不需要像“戰略防禦倡議”那樣建立大規模天基導彈防禦係統，這也適應冷戰後美國削減軍費開支的國內政治需要。相應來說，NMD對導彈防禦係統的技術要求降低了，武器係統的研製規模也相應縮小了，不再需要可以同時對付大規模彈道導彈攻擊的防禦係統；其次，從天基的定向能武器係統，轉向了陸基的動能武器係統。具體來說，是利用EKV技術，通過“迎頭撞擊”的方式來實現攔截和摧毀目標導彈的目的。這將使得對目標導彈的攔截精確度大大提高。第三，該計劃的具體目標是建立多層次、多空域、全方位的導彈攔截網絡，希望以此來對付各種類型的彈道導彈的攻擊，適用於各種類型的戰場形勢以及美國本土導彈防禦的需要。所以，在BMD計劃中，既有對付遠程洲際彈道導彈的NMD計劃，也有對付各種短程導彈、中程和中遠程彈道導彈的TMD。[13]“SDI”的目標以對付前蘇聯為主，而“BMD”計劃卻著眼於對付有限的導彈威脅。這種有限性，在TMD中，是對付射程在3500公裏以內，飛行速度為每秒5公裏以下的戰區導彈；在NMD中，是對付同時攻擊美國的5—25枚中遠程或者洲際導彈。
在第一任期內，克林頓政府對導彈防禦計劃采取了比較克製的態度。BMD計劃與布什政府的GPALS計劃相比，一是在研製方向上進一步轉向精幹、高效和實用。比如，在攔截導彈方麵，1994年年初美國軍方決定采用具有“擊中一摧毀”能力的“擴程攔截器”（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ERINT）。ERINT采用動能摧毀彈頭，可以大大克服以往攔截導彈使用核彈頭或常規彈頭的不足。二是與此相聯係的是，在預算規模上也隨之縮減。1993年初，克林頓政府上台時，軍方所提出的今後5年的導彈防禦研發費用為390億美元，但為了適應冷戰後美國軍費規模不可能明顯提高這一趨勢，1993年9月的兜底評估報告（BUR）將之縮減為180億美元。BMDO在1994年對BMD所編列的預算，基本上貫徹了BUR報告的經費評估精神。[14]三是加強了研發中的TMD武器係統與美軍現有武器裝備之間的部分銜接與發展關係。比如，TMD中的海軍戰區防禦係統和海軍全戰區擴展導彈防禦係統，都強調對現有“宙斯盾”（Aegis）戰艦和“標準”艦載反導彈係統的利用和升級，[15]NMD雷達也是對現有美軍遠程預警雷達的擴充和增強型。
就軍事目的而言，克林頓政府希望通過導彈防禦計劃的發展，在後冷戰時代，為美國軍事力量在反導彈“麵防禦”（area defense）以及戰略防禦方麵帶來實質性的突破。當導彈防禦計劃，特別是NMD係統一旦投入部署之後，世界軍事科技將在反戰略導彈能力方麵獲得前所未有的提升。當隻有美國一家掌握和運用了這一係列反戰略導彈武器技術和裝備之後，國際戰略平衡將被打破。武器技術的發展將再一次使國際安全麵臨何去何從的艱難選擇。
在克林頓政府正式批準全麵進行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之前，美國在“反戰術彈道導彈”（Anti-Tactical Ballistic Missiles，ATBM）武器係統的開發和部署方麵已經取得長足進展，如美國的“愛國者”防空導彈，“宙斯盾”軍艦上配置的“標準”防空導彈等。ATBM導彈防禦係統隻能對付戰術性陸基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各種反艦、空地導彈。根據1987年美蘇簽署的《中程導彈條約》，戰術導彈的定義為射程低於500公裏的彈道導彈。此外，ATBM武器係統的攔截範圍也非常有限，它們通常隻能夠在大氣層內的低空層攔截目標導彈。在防禦的地理區域上，也隻有局部防禦能力。因此，ATBM係統也稱為“點防禦”（point defense）係統，是用於防禦機場、海港、指揮中心、軍事設施和城市免受戰術彈道導彈攻擊的武器係統。正因為如此，ATBM雖然也是導彈防禦係統，但不受1972年美蘇簽署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的限製。美蘇在80年代中期之後都發展出了各自的ATBM係統，蘇聯80年代中期裝備的SA-12防空導彈就是這樣一種係統。由於ATBM防禦彈道導彈的能力有限，無法對戰略導彈形成防禦能力，所以它們可以增強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卻無法產生戰略性影響。這樣的反導彈係統隻是“戰術防禦”，而不是“戰略防禦”。
克林頓政府的BMD計劃中的NMD武器係統則完全不同，它們都著眼於攔截攻擊性戰略導彈，具有“戰略防禦”能力。部分TMD係統和整個NMD係統中的反彈道導彈，通常被稱為“ABM導彈”，即主要是《反彈道導彈條約》禁止研製和部署的反彈道導彈。[16]TMD中的部分武器係統，如“戰區高空域導彈防禦係統”和“海基高空層導彈防禦係統”，程度不同地都具有對戰略導彈的攔截能力；為了實現TMD攔截功能而配置的先進雷達、太空導彈追蹤係統（Space Missile Tracking System，SMTS）、協同運作係統（Cooperative Engagement Capability，CEC）以及太空傳感器聯線（Space Sensor Cueing，SSC）等TMD武器組件，在原則上都是反導條約所禁止研製和發展的，它們都將有助於產生和提高戰區導彈防禦係統的戰略防禦能力，即可以攔截中遠程彈道導彈或洲際導彈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部分TMD武器係統同樣也成為了ABM係統，是《反彈道導彈條約》所禁止的。[17]TMD、特別是NMD一旦投入實戰部署階段，由於美國獨自一國有能力將“戰略進攻”與“戰略防禦”能力集於一身，勢必將打破傳統建立在“確保相互摧毀”基礎上的核威懾戰略，也將波及整個國際戰略平衡的全球局勢，最終將對世界戰略力量平衡和穩定發生重大消極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