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開始反彈道導彈武器研製的國家，從50年代後期，反彈道導彈係統的研製在美國就已經開始起步。但直到80年代中期之前，與進攻性導彈技術和武器係統的發展比較而言，美國對反導彈係統的研製、投入和重視程度要遠為遜色得多。在過去30年中，美國曾兩次就是否研製和部署導彈防禦係統展開過辯論。第一次導致了1972年與前蘇聯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簡稱ABM）；第二次是以裏根總統的“戰略防禦倡議”（簡稱SDI）為中心，這一次由於蘇聯的瓦解和冷戰的結束而告結束。現在，導彈防禦計劃的問題在美國第三次被提出來了，但卻是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為了不同的目的。
“彈道導彈防禦計劃”（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簡稱BMD）是TMD—“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和NMD—“全國導彈防禦計劃”的總稱，TMD和NMD隻是BMD整個計劃中的兩大組成部分。該計劃雖然在克林頓政府時期正式成型，但與裏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SDI計劃”有著直接的繼承和發展關係。
美國導彈防禦計劃的曆史沿革
從1983年裏根政府提出“SDI計劃”後，1987年9月，“第二階段戰略防禦係統計劃”（簡稱SDS-PHASE 2）出台。這項計劃表明美國導彈防禦係統的研發構想、技術可行性和部署目標與80年代初的水平相比，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SDSPHASE 2”第一次將裏根的“SDI計劃”從構想變成了具體的武器係統的研製計劃。其核心仍然是建立天基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以便能夠形成“天網”，攔截來自蘇聯的大規模核導彈攻擊。和最初的計劃相比，SDS-PHASE 2調整了星球大戰武器係統的結構，縮小了規模，提出用15—20年的時間完成技術準備，預計所需經費為6000億美元。①
正當裏根政府的“SDS-PHASE 2”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之中時，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蘇聯東歐劇變宣告冷戰走向終結，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美國已經不再麵臨來自蘇聯的大規模核導彈攻擊的危險。針對這樣的變化，1989年12月底，布什政府提出對SDI進行新的評估，以適應正在出現的“世界新秩序”。1990年3月，美國駐日內瓦首席軍控談判代表亨利·庫伯（Henry Cooper）為執筆人的SDI評估報告完成，並送交白宮。在這份報告中，庫伯提出，冷戰結束後對美國最大的威脅已經由來自蘇聯的大規模核攻擊，變成了未經授權的、或來自於恐怖主義勢力的、通過導彈而進行的有限的核攻擊。而且，隨著彈道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的擴散，駐紮在海外的美軍所受的導彈攻擊的威脅度越來越大。為了對付這樣的新局勢，美國以保衛本土免遭大規模核導彈打擊的SDI計劃，應該轉變為防禦有限的導彈核打擊。②庫伯的建議得到了布什政府的廣泛支持。1990年7月，庫伯本人被任命為SDIO的第三任局長，具體負責執行SDI使命的轉型。同年11月，SDIO被指派負責由國防部統一領導的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的研製工作。
隨後，美國基本放棄了天基戰略防禦係統的研製，而將反導彈武器開發的重點轉向陸基導彈防禦武器係統。1990年，波音公司與美國政府簽署了一項陸基外空動能攔截導彈的研製合同。根據合同將於1998年中期進行動能攔截器的試驗。同時，休斯公司也與政府簽訂了同樣的合同，隻是試驗的時間不同。③
1990年8月爆發的伊拉克人侵科威特事件以及美國率領的多國部隊對伊拉克所采取的軍事行動證明了庫伯報告的預見性。在“沙漠風暴行動”中，對美軍構成最大威脅的恰恰是伊拉克所使用的“飛毛腿”（Scud）式導彈，最令人關注的軍事技術對決是在美國的“愛國者”反導彈係統和“飛毛腿”導彈之間進行的。“飛毛腿”導彈使美國對導彈技術擴散和由此對美軍構成的威脅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④美軍為了對付日益突出的“飛毛腿”這樣的戰區導彈的攻擊，1991年1月29日，布什總統表示，美國國防部正在將SDI研發的目標由對付來自蘇聯的大規模導彈攻擊，轉變為對付戰區導彈和對美國本土的有限核攻擊。SDIO迅速提出了一個新的戰略導彈防禦計劃，稱之為“防禦有限導彈攻擊的全球保護係統”（Global Protection Against Limited Strikes，GPALS），取代了原有的SDS-PHASE 2.GPALS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陸基的“國家導彈防禦計劃”（簡稱NMD），陸基的“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簡稱TMD），以及天基的“全球防禦計劃”（簡稱GD）。
在武器係統作戰能力構想方麵，GPALSS著眼於研製和部署1000枚天基的太空攔截器，即俗稱“鷹眼”（Brilliant Pebbles）係統，750枚陸基反導彈係統。其目標是可以一次攔截100—200枚敵方洲際彈道導彈的攻擊。GPALS還是以前蘇聯龐大的核武庫為主要假想敵，立足於在美蘇冷戰行將結束的時代背景下對付未來有可能來自前蘇聯的核攻擊。⑤
GPALS方案的出台，是SDI和美國導彈防禦發展裏程中的曆史轉折點，它既在冷戰結束後保持了美國大力從事戰略導彈防禦研究與部署的連續性，又對導彈防禦計劃研發的技術和裝備重點進行了實質性調整。傳統美國軍方所執行的導彈防禦計劃向來以本土導彈防禦為核心，以對付來自蘇聯的大規模導彈進攻為目標；但是，GPALS第一次確立了TMD在美國導彈防禦計劃中的位置，以對付戰區導彈威脅的TMD計劃成為了與保護美國本土的NMD計劃並重的內容。由此可見，美國研製和部署“戰區導彈防禦計劃”和“全國導彈防禦計劃”的初步設想，在布什政府後期就已經明確提出來了。冷戰後美國麵臨的安全與軍事戰略的新形勢，是TMD和NMD計劃的催化劑。當時布什政府的設想是，到90年代中期部署保護美國海外駐軍的TMD係統，90年代末期部署用於保護美國本土的NMD係統。⑥
隨著90年代初冷戰的結束，布什政府一度設想削減軍費開支，收縮美國在全球軍事存在並落實美俄軍控協議。在這樣的背景下，1992年，美國國防部公布了“5141號指令”，取消了“星球大戰計劃”，SDIO也隨之被撤並。⑦但將近10年的“星球大戰計劃”的研製，美國在反彈道導彈武器開發方麵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也作出了巨大投入。裏根和布什政府為SDI花費了100億美元的軍事預算，平均每年花在反導彈技術研製方麵的經費高達10億美元，⑧即使1992年SDIO被撤並，這樣的經費投入和研製也並沒有終止。到1993年克林頓政府上台，美國軍方在陸基、海基和空基反導彈技術方麵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正處在如何提高反彈道導彈武器的命中精確度和把對付有限的導彈攻擊發展到可以對付各種導彈攻擊的關鍵階段。BMD計劃的推行，也是對“戰略武器倡議”10年成果的自然繼承和延續。美國軍方堅信對SDI的投入是正確的和富有成果的，研製和部署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是美國繼續保持軍事力量和武器技術優勢的重大步驟之一。⑨80年代裏根政府所倡導的“星球大戰計劃”為美國在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的發展方麵奠定了重要基礎。
1991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導彈防禦法案》，授權美國政府加緊進行TMD係統的研製工作。該法案同時批準部署有限的NMD係統，指示美國國防部長在《反彈道導彈條約》所許可的單一地點內快速部署；敦促總統與前蘇聯談判達成《反彈道導彈條約》修正案以便準許美國發展更廣泛的導彈防禦係統；同時，該法案還授權並撥款支持GPALS計劃。此後，TMD係統研製經費出現了大幅度攀升的現象。1990財政年度的TMD撥款是1.75億美元，1991年達到3.92億美元，布什政府為1992財政年度提出的TMIID撥款是6.59億美元。⑩可以說，是海灣戰爭掀起了美國的“TMD熱”。
更何況SDI研製還是一塊“大肥肉”，巨額的經費投入讓美國軍方、企業和受企業支持的國會和政府官員三方都嚐到了好處。冷戰結束了，原來直接針對蘇聯的SDI過時了，但SDI這樣的“大手筆”的利益還在。為了讓這樣的“大手筆”的軍費投入繼續下去，就必須設立新的導彈防禦項目。因此，原來強調對蘇對抗和戰略優勢性質的SDI就必須改名為“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以突出對美國本土及其盟友的保護性和防禦性的特點。選擇發展BMD，既可以保證美國軍方將軍費預算維持在較高水準，兼顧大型軍工企業集團軍事定單和軍工生產利潤，同時，也為代表軍工企業利益的國會議員和政黨領袖們找到了表現他們政治才能和政治作用的新主題。特別是BMD計劃在克林頓政府時期上馬，具有冷戰後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政黨競爭的深刻背景。雙方都需要利用導彈防禦計劃為其工具，攻擊對手的國家安全政策和主張。總之，BMD研製、開發和部署，可以使軍方、軍工企業和受這些企業支持的國會與政府的政治人物三方受益，是冷戰後時代，美國可以集政治利益、安全利益、戰略利益與經濟、科技利益於一身的武器發展計劃，也是著眼於美國戰略力量和科技競爭力優勢的國家投資項目。這也是白宮和軍方提出BMD計劃方案，而受國會強烈支持並從研製盡快走向部署的重要因素。
此外，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國內反對美國海外軍事卷入和軍事幹涉主義的思潮開始抬頭，大多數美國人已經厭倦了美國太多地介入國際事務，而要求政府更多地關心國內狀況和國家經濟發展。克林頓是憑借對改善國內事務、特別是振興美國經濟、減稅和削減政府赤字的承諾上台的。入主白宮後，與這樣的國內政治、輿論需求相適應，克林頓政府采取了降低軍費開支的政策。為了照顧到美國的安全利益以及美國人民要求對本國事務有更多關心的呼聲，發展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也成為了新政府改善美國本土安全的一項針對性的措施。與此同時，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WMD）技術的擴散成為對後冷戰時代美國安全的重大挑戰。彈道導彈防禦計劃也成為克林頓政府反擊武器技術擴散的重要措施。
最後，就美軍在後冷戰時代的發展來看，彈道導彈防禦計劃的出台也具有重要意義。軍事力量優勢是美國追求世界“霸權”地位的重要基礎。高科技武器所主導的“軍事技術革命”是未來全球軍事力量發展的基本方向。BMD計劃事實上是美國在其軍事力量配置和構成上正在進行的一場新的“軍事技術革命”（Revolution of Military Affairs，RMA）。這場革命成功之後，美軍的高精尖技術含量將會進一步提高，其軍事優勢也會顯著加強，在全球和區域層次上美國軍事行動受威脅的可能性將會進一步降低。結果是，常規和非常規武器、各兵種兵力在美軍中的構成將會進一步得到調整，有利於美國從90年代以來一直進行著的整軍規劃，更有利於美國在繼續核裁軍的過程中保持足夠的戰略威懾力。因此，美國在後冷戰時代選擇發展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一方麵可以在美軍現有常規和非常規武器力量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其戰略和戰術力量優勢，另一方麵，也是旨在彌補軍事力量構成上的某種“缺陷”，將“軍事技術革命”全麵貫徹到美國的軍事戰略中來。克林頓政府的彈道導彈防禦計劃可以說集當代高科技武器技術之大成，BMD的開發不僅能夠繼續保持美國在軍事技術和裝備方麵的全球領先地位，而且更可以為美國遠期先進防務技術的發展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