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政府在1969年上台後，為了緩和美蘇冷戰局勢和減弱美蘇之間瘋狂的軍備競賽，在外交上主張美蘇就限製戰略核武器問題進行談判。為了配合美蘇之間限製戰略武器發展，美國認為必須對戰略力量的需求進行評估。其評估結果是認為要限製戰略武器的發展，就有必要發展保護美國戰略打擊力量的反彈道導彈武器，並以此同蘇聯在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的發展上相抗衡。為此，尼克鬆政府決定把開展反導彈計劃列為戰略力量發展的中心任務之一。1969年3月14日，尼克鬆政府宣布將執行名為“衛兵”（Safeguard）反導彈係統的新防禦計劃。1969年8月，美國國會批準部署“衛兵”反導彈係統。當時，相當數量的美國國會議員反對部署“衛兵”係統。在參議院投票表決批準“衛兵”係統部署法案時，形成了反對票和讚成票數目相同的局麵。最後，不得不由當時的美國副總統阿格紐投了一票，才勉強使得“衛兵”反導彈係統部署法案得到通過。衛兵係統在1971年實彈實驗中獲得了成功。與此同時，1969年11月，美蘇第一階段限製戰略核武器會談正式開始進行。美蘇雙方都認為，為了保證美蘇戰略核力量均勢的穩定，並在此基礎上限製戰略力量發展，首先就必須限製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的發展。否則，反導彈武器的發展不受限製的話，即使戰略進攻力量發展受限製了，有了導彈防禦係統的“保駕”，限製發展了的戰略力量的進攻性也會進一步提高，從而打破美蘇戰略力量均衡。
削減戰略武器會談在1972年5月推動美蘇雙方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簡稱ABM條約）。該條約規定美蘇雙方隻能在各自的本土建立兩個導彈防禦基地，在每個基地隻能部署100枚之內的反彈道導彈。1974年7月3日，美蘇兩國又以補充協議的形式對ABM條約進行了修改，規定雙方修建的反導彈基地裁減為1個。《反彈道導彈條約》無論是在美蘇冷戰史上還是在美蘇（俄）軍控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這項條約以美蘇（俄）雙方凍結和放棄彈道導彈防禦——戰略防禦——的形式，鞏固了建立在單一進攻性戰略核力量基礎上的核威懾。條約也由此為核威懾戰略和理論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相互確保脆弱”（Mutual Assured Vulnerability，MAV），即雙方放棄戰略防禦這個“盾”，隻以進攻性戰略核力量來建立戰略平衡。
到1974年，美國已經在北達科他州的大福克司（Grand Forks）建成了第一個“衛兵”反導彈基地。1975年10月1日，“衛兵”反導彈係統正式開始運行。無論是“哨兵”還是“衛兵”反導彈係統，最大的缺陷是使用核彈頭作為攔截手段，不僅容易造成核汙染，而且成功率較低。1975年10月2日，也就是在“衛兵”係統宣布投入實戰運行的第二天，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了關閉大福克司“衛兵”反導彈基地的法案。1976年1月27日，美國國會批準關閉大福克司的“衛兵”導彈基地。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隨即宣布終止該反導彈基地。但是，美國反導彈研究計劃依然沒有停頓。當時，在導彈防禦問題上，“尼采標準”成為了一個被美國主流所接受的原則。該標準的具體內容是：是否部署導彈防禦係統取決於以下三個因素：1.這樣的防禦係統應該能夠有效地對付蘇聯的全麵攻擊；2.導彈防禦係統應該具有抗攻擊能力；3.係統的研製和部署費用應該合理。[68]尼采標準強調的是導彈防禦係統的開發和部署，不僅要考慮可能由此引起的蘇聯的反應以及對美蘇關係的影響，更要考慮係統本身技術的可靠性和費用問題。
80年代初裏根政府上台後，為了奪回對蘇聯的戰略力量優勢，一上台就提出了“重振經濟”和“重建美國軍事力量”的口號，大規模增加軍費，推行強硬的“以實力求和平”的對蘇新戰略。反導彈武器係統的開發和研製重新得到了重視。這一方麵是因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到80年代初，空間武器進入實戰裝備的有效性和可能性都大大提高了。特別是定向能武器的開發，為天基（space-based）反導彈武器的發展開辟了新領域。此外，美國的反導彈武器研製在攔截技術、預警、監視和跟蹤能力以及製導精度等方麵取得了重大突破，1984年6月，美國已經在技術上可以達到對來犯的目標導彈予以“擊中—摧毀”（hit-to-kill）的水平，而不必再依靠傳統的核彈頭作為攔截導彈的爆炸部。另一方麵，美國一些戰略家也希望利用美國的技術優勢、財力和工業能力，通過研製反導彈武器進一步推進太空軍事化，用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在經濟上拖垮蘇聯，改變遏止政策失敗後對美國不利的“恐怖均衡”的局麵，改變美蘇自60年代以來形成的互有攻守的戰略態勢，謀求對蘇戰略優勢。[69]同時，裏根政府也希望通過“戰略防禦倡議”抵消蘇聯在反導彈防禦係統已經具有了對美國比較大的領先優勢。
從1980年起，蘇聯在莫斯科周圍的4個導彈基地、8個發射場開始部署改良後的ABM-1B“橡皮套鞋”反彈道導彈係統。這種改進型反彈道導彈射程為320公裏，裝有當量為百萬噸級的核彈頭，利用在大氣層外進行核爆炸來摧毀來襲的目標導彈。ABM-1B反導彈發射架還具有在發射後兩個小時內重新裝彈再次發射的能力。當時，蘇聯還在加緊研製和生產SF-4和SF-8兩種性能更為優越的高超音速截擊導彈，一旦服役之後將大大提高其導彈防禦的能力。與“橡皮套鞋”反彈道導彈相配合，蘇聯同時在全國各地部署了各種地空導彈發射架1萬餘架。在1983年後裝備部隊的SA-10和SA-X-12新型地空導彈，射程都在100公裏以上。它們都是戰略性防空導彈，又可以作為反彈道導彈來使用，具有擊毀美國“長矛”式、潘興Ⅰ和潘興Ⅱ戰術和中程核導彈以及某些戰略核導彈的能力。此外，蘇聯在遠距離預警、對美國導彈發射的監控等方麵也做得十分到位。美國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曾經在1984年的參議院聽證會上承認，美國在核導彈的防禦方麵比蘇聯落後了10年。蘇聯在激光、粒子束等定向能武器的發展方麵也領先於美國3—10年。[70]到80年代初期，美國在導彈防禦方麵落後於蘇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1981年1月裏根政府上台後不久，在裏根總統的授意下，前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裏根競選總統時的國防政策顧問丹尼爾·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網羅了30多位著名的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科學家和軍事戰略家。該小組經過7個月的精心研究之後，全麵係統地提出了關於開拓和利用宇宙空間的總構想，並於1982年3月3日正式公布於眾。“高邊疆計劃”的核心，就是通過發展在外層空間運行的反導彈武器係統，讓美國的軍事勢力向太空發展，並從經濟和軍事兩個角度來開發太空。該計劃明確提出：“美國必須充分利用當前我們在空間技術上的優勢。我們應當在空間設防，以擺脫恐怖均衡等災難性理論的束縛，應當挫敗一切不祥的預言，開拓空間並使之走向工業化。”[71]
1983年2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裏根總統建議，應該大舉發展戰略性導彈防禦計劃，以便遏止蘇聯龐大、先進的進攻性戰略力量有可能對美國進行先發製人的“第一次核打擊”。該項建議立即獲得了裏根政府的批準。1983年3月23日，裏根總統向全美國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推行“戰略防禦倡議”（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簡稱SDI），實行“星球大戰計劃”，以彈道導彈防禦來全麵加強美國的戰略防禦力量。
裏根提出，自從核武器出現以來，美國一直是借助報複的前景來遏止侵略的，但“最近幾個月來，我們的顧問們，特別包括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內，一直在強調衝破單純依賴進攻性還擊求得安全的必要性”。為此，裏根表示：“讓我同大家一起來設想一個帶來希望的未來，那就是製訂一項計劃，用防禦性的手段來對抗令人生畏的蘇聯導彈威脅。讓我們求助於技術這樣一種力量：它曾萌生了我們偉大的工業基礎，給予我們今天享有的生活質量。”[72]這是導彈防禦計劃第一次係統地進入了美國的“核威懾戰略”，也是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導彈武器係統的研製成為了美國政府對蘇戰略的組成部分。它表明，裏根政府決心改變自從50年代中期“大規模報複戰略”以來，美國對反導彈武器係統的幾乎一貫的反對性看法，決心改變核威懾隻是應該建立在進攻性報複的各種戰略設想之上的傳統認識。裏根政府決心利用技術優勢和美國強大的物質力量改變在進攻性核力量方麵美國的劣勢，不惜訴諸“防禦性威懾”來重新奪取對蘇聯的戰略優勢。
但是，SDI也將不得不麵對因導彈防禦係統的成功而打破美蘇之間的核均衡，因而有可能招致蘇聯“先發製人”核打擊的危險。裏根在3月23日的電視講話中也談到了這一點：“我清楚地認識到防禦係統有其局限性並引起某些問題和費解。如果同進攻係統配合起來，也可以被看成主張侵略政策。但誰也不希望如此。”裏根強調，“我們既不謀求軍事優勢，也不謀求政治利益。我們的唯一目的——也是全體人民的目的——是尋求減少核戰爭危險的途徑。”[73]為此，裏根政府采取多種手段來構築自己的安全戰略。
（1）在核戰略方麵，既重視保持和發展攻擊性核力量，也極力通過SDI計劃發展導彈防禦力量，力求做到攻守兼備、攻守平衡。為此，裏根政府的核戰略從“確保摧毀”向“確保生存”方向發展。裏根政府力勸其歐洲盟國接受1979年12月北約作出的“雙重決議”，從1983年起在歐洲如期開始大規模部署潘興Ⅱ中程導彈和陸基“戰斧”巡航導彈，平衡了美蘇在歐洲戰區核力量對比。美歐在防務問題上協調一致，既加強了美歐軍事同盟，也改善了美國在歐洲與蘇聯的爭奪態勢。
（2）製訂大規模擴充軍備的計劃。美國從1981—1985財政年度的軍費開支總計11738.83億美元。從1986—1990年的計劃軍費開支是20000億美元。[74]如此高的軍費開支在美國曆史上是沒有過的。在改善核力量方麵，裏根政府不僅決定部署MX洲際導彈，而且還決定研製B-2“隱形”戰略轟炸機。在保持高強度“核威懾”和同時重視發展常規力量的前提下，裏根政府提出“靈活反應”戰略，主張打任何形式的戰爭，改變了自尼克鬆政府以來美國一向奉行的“一個半戰爭”戰略，認為不必去固定地假設打多少次戰爭，而是要保持足夠的軍事力量，能夠靈活地對付來自蘇聯的威脅。
（3）在竭力追求實力的基礎上同蘇聯保持對話，就裁軍和地區問題同蘇聯進行了多層次的公開和秘密談判。而且裏根政府將談判視為一種保持對蘇聯施加壓力的政策。在限製和裁減中程導彈、戰略核武器談判中對蘇強硬。蘇聯為了打消美國的SDI計劃，曾多次在談判中提議美國放棄SDI，蘇聯可以在其他方麵作出相應讓步，但裏根政府不為所動。1986年10月12日，戈爾巴喬夫在與裏根的高峰會談時，曾提議美蘇簽署協議，到1991年各削減50%的進攻性戰略核武器，到1996年全麵取消核武器。而條件是美國承諾將“SDI”計劃隻停留在實驗室水平，但遭到了裏根的斷然拒絕。
在“攻”、“防”兩個方麵不斷發展的基礎上，以SDI計劃為依托，裏根政府對美國核威懾能力的追求達到了戰後曆屆美國政府的高峰。這時，美國政府的對外戰略再一次表現出了“核威懾”提高，則常規軍事力量（對外軍事卷入）活躍化這一顯著特征。1983年10月20日格林納達發生政變後不到一周，美國就出兵占領了格林納達，扶植了親美政權上台。1984年5月，裏根公開宣布，格林納達和尼加拉瓜都是美國要切除的“共產主義”毒瘤。在中東和非洲，美國也采取了明顯反擊蘇聯的姿態。美國在軍事上加強了部署，如增加撥款建設在迪戈加西亞、阿曼、索馬裏、肯尼亞和埃及等地的軍事設施，擴充了中東的快速部署部隊，建立中央司令部統一指揮美國駐紮在這個地區的30萬人的部隊。裏根一再表示要下決心，保衛波斯灣。為了打擊親蘇勢力，裏根政府不僅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而且還直接卷入了黎巴嫩的武裝衝突。美國還出錢支持柬埔寨非紅色高棉的反越武裝力量，支持非洲各國的反蘇勢力。
1984年4月，為了統籌和管理SDI的規劃、研製和部署，美國國防部下設“戰略防禦倡議局”（簡稱SDIO），任命了空軍將領詹姆斯·阿伯拉罕森（James A。Abrahamson）為首任局長。3年後，裏根政府又決定將SDI計劃進行中的導彈防禦係統從研製階段進入到裝備準備階段。為此，1987年9月，“第二階段戰略防禦係統計劃”（簡稱SDS-PHASE 2）出台。這項計劃表明美國導彈防禦係統的研發構想、技術可行性和部署目標與70年代的水平相比，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該計劃要求用15—20年的時間完成“星球大戰”計劃的技術準備工作，其目標是部署1000個天基和陸基反導彈武器係統，可以對付來自蘇聯大規模的導彈攻擊。
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在美國掀起了自二戰以來有關導彈防禦問題的第二次爭論。但是，隨著冷戰在80年代末迅速走向結束，裏根政府的“星球大戰”計劃沒有成型就胎死腹中了。但戰略防禦的概念無論在美國政策領域還是在學術界都被繼承了下來。特別是在武器技術方麵，克林頓政府的導彈防禦計劃直接來源於80年代的“星球大戰”計劃。例如，使用擊中摧毀/碰撞式摧毀（HTK）技術的陸基反導彈攔截器的技術構想和技術發展，都來自於星球大戰計劃。[75]
注釋；
①豬口邦子：《戰爭與和平》，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頁。
②卡爾·多伊奇：《國際關係分析》，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③參見A Parson Nels，Guided Missile in War and Peace，P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Ch。9.
④Robin Ranger，Humphrey Crum Ewing，David Wiencek，and David Bosdst，“Cruise Missile：New Threats，New Thinking，”Comparative Strategy，Vol。14，1995，pp。258—259.